任仲夷忆土改：地方设“刑堂” 严刑拷打生杀予夺

2011年05月08日 09:41
来源：大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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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

首先是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我认为土改运动是必须的，但有些过火的“左”的做法是不应该的。譬如把富农和地主同样看待，并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划在一起，统称“地富反坏”（反“右派”后又加上“右派分子”，叫做“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黑五类）。有的地方在土改中把每个村的人都带上红（贫雇农）、黄（中农）、白（地主、富农）三色布条，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各村农会都可以私设“刑堂”，对地富分子实行严刑拷打，生杀予夺。我觉得这都是不必要的“左”的做法。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共和国诞生之初，在各种敌对分子的反革命活动相当猖狂的时候，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也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毛主席提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中，在不少地方仍有“逼供信”的现象，因而错捕错杀了不少人。1951年到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以树立廉洁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在很多地方又重复了“抢救运动”中“大会围，小会攻”、“车轮战”等“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当时我在旅大市委当秘书长，我曾多次向市委领导和干部们提出，运动中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定要强调重证据，特别要重物证。不能轻信口供，绝对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车轮战”、体罚和各种威胁、恐吓的办法。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旅大的市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是完全同意的。主管干部和纪律检察工作的组织部长胡忠海和我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但是，我的这些意见却遭到东北局工作组的反对。他们把旅大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说旅大这个地方，“山高林密，虎多而肥”（当时把贪污1万元以上的称为“大老虎”，贪污5000元以上的称为“中老虎”，贪污1000元以上的称为“小老虎”）。他们认为我在运动中思想“右倾”，把我从旅大市调到黑龙江省（当时叫松江省）。在调离前的鉴定会上，东北局工作组的一位同志给我下的结论是：“任仲夷的思想在运动中表现右倾，从思想体系上说，是右的体系”。

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

1954年，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也牵连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是对李常青同志的批判。李常青同志当时是哈尔滨市的市委第一书记。他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缺点是工作上有点家长式领导的作风。总的来说，是一个忠诚的党员，是一个好同志。由于工作上与高岗有些联系，便被诬指为高岗线上的人。当时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局一位负责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我，说李常青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李常青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错误的批判。对此，作为市委第二书记的我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后来，李常青同志被调到教育部任司长，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内蒙古去劳动改造。在一次骑自行车时，遇车祸不幸身亡。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就这样落得非常悲惨的结局！对于李常青同志的不幸遭遇，我一直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对他的悲惨遭遇，比我自己在“抢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这是我心上一个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

反右当中的“滔天罪行”

1956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我对党的“八大”是衷心赞成、完全拥护的。特别对于“八大”报告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向大自然作战、搞经济建设，我从心眼里高兴和拥护。对于“八大”之前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也是非常赞成的。因此，在“八大”以后，我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对工作干劲倍增。全国也是一片欢腾，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可是，好景不长，“八大”闭幕以后，毛主席又在青岛会议上作了内部讲话，提出和“八大”决议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疑虑，“八大”决议还算不算数呢？但心里还是想：毛主席和党中央总是正确的，这种重要提法的改变，一定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只有一个问号：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召开党代表大会呢？至少要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我万万不会想到，这是毛主席个人决定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我在哈尔滨市任第一书记，我也抓过“右派”，整过人。当时我对毛主席所讲的“引蛇出洞”的做法虽有疑虑，但总的来说，还是忠实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的。按我个人的水平和胆识，当时不可能不按上级的指示办。但由于我对那种做法有疑虑，因而也做了一件违反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的事。当我看到中央下发的就要掀起抓“右派”的绝密文件后，我担心如果市委、市政府党员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不了解中央的意图，怎能领导好这次运动呢？所以，我未经报告省委和中央，擅自把《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份文件在党员副局长以上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并要他们绝对不要再往下传达。由于这些干部了解了中央意图，所以在鸣放当中都比较慎重，这样，在市委、市政府党员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就没有出一个“右派”。我的这一行动，在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上来说，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却使那次抓“右派”的运动没有扩大到市委、市政府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这也算起了点保护干部的作用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揭批我在“反右派运动”中，使哈尔滨市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的“大右派”都漏了网，我也“罪责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