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一侧发麻:任仲夷忆土改3-地方设刑堂严刑拷打生杀予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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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忆土改:地方设“刑堂” 严刑拷打生杀予夺

2011年05月08日 09:41
来源:大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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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整过一个“反党集团”

在1959年发起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也是一个忠实执行者。对于当年召开的庐山会议,黑龙江省是第一书记欧阳钦、省长李范伍参加的,我在那时只能从欧阳钦回来的传达和中央的文件中知道一些情况。我记得,大概是庐山会议闭幕以前,哈尔滨正在召开市党代表大会。我在大会上代表市委作的报告,关于反对浮夸风、瞎指挥风,反对主观主义等,还是有一定分量的。这本来是对的。但在那次大会闭幕的前两天,我听到庐山会议关于反右倾的信息,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为使大会代表和领导干部有反右的思想准备,我在大会闭幕之后,未等代表散去,马上又召集参加和列席会议的原帮人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作了一个讲话,把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加了进去。市党代大会通过了市委的报告,并形成了决议。市委第一书记紧接着又在干部会议作了一个相反的“重要讲话”,这确实是极少见、极反常的。但在当时,我只能和只好那样做。紧接着,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党、全军、全国开展起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像全国一样,也揭批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错误的人。甚至,哈尔滨市委,也像许多地方一样,搞出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这是在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由于过火地错误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根据错误的认定,并经省委同意的。我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对于受到冤屈的同志,负有重要的责任。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7000人大会,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凡是过了火的,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一风吹。这样,这次运动中受到处分的,比之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要幸运得多了。在一风吹中,做平反的工作,对我来说,比之揭批的时候要主动积极得多。给人平反,向人道歉,我心情是高兴的,唯恐做得太慢了。7000人大会后,我一回哈尔滨就抓紧平反工作。在市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我公开进行了检讨,并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人,我还亲自到他们家中去赔礼道歉。只是对于那个错定的“反党集团”,因为比较复杂,没有随着“一风吹”及早平反,后因“文化大革命”,又拖了几年,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事。

关于“四清”和“文革”

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体现在“桃园经验”上),对于把农民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也有不同的看法。1964年中央开会讨论制定“二十三条”时,我还误以为毛主席在纠正刘少奇同志的“左”,没想到毛主席是认为刘少奇“右”。结果“二十三条”比刘少奇更“左”,最后“左”出个“文化大革命”。“二十三条”中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怎么也不会想到刘少奇会被定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自己也成了哈尔滨市的最大走资派!至于1966年开始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造成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严重灾难,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有刻骨铭心的切肤之痛。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两个愿望

我之所以回忆这段历史,无非是有两个愿望:第一,是想让大家全面认识一个真正的任仲夷。我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思想一贯右倾”,我也有“左”的时候。我也不像有的同志想的那么好,我有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政治运动中,我既挨过整(主要是“抢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也整过人。由于长期处于省市领导的地位,整人的时候更多一些(虽然我一直反对主观主义和“逼供信”的做法),我愿趁此机会郑重地向被冤屈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表示沉痛的悔恨和诚恳的道歉。第二,是想提醒人们勿忘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同志说,对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我的理解,是不要计较历次政治运动中个人的恩恩怨怨,不要纠缠在你整过我、我整过你等问题上面,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至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则宜细不宜粗。对历史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取得的教训就越深刻,越能防止我们重蹈历史的覆辙。人们常说,时间是公正的,历史是无情的,许多历史事件,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历史事件,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历史的鉴别,才能得出公允的评价。吾老矣,这样的任务,只能期待于21世纪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