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红点点很痒:背水一战与十面埋伏 朱清时的改革困局

背水一战与十面埋伏 朱清时的改革困局

作者：张爱军

来源：《21世纪国际评论》第三期

    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央和教育部领导同志宣布的“国家教改综合试验校”，可他筹建大学的过程中总是到处都是障碍，到处都要碰壁，有些障碍如他自己所说都想像不到。朱清时为此总是不解地发问：“深圳想一步到位，办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有错吗?对中央来说，深圳地方财政愿意拿这么多钱来为国家办一流研究型大学，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问归问，好事也是好事，但什么样的好事都不能向现有的制度开战。向现有的制度开战好事会变坏事，尤其是会变成制度人眼里的坏事。

　　中国的改革必然有中国的逻辑。中国的改革受制于制度逻辑、意识形态逻辑。改革在实践中扭曲变形、南辕北辙、半途而废、流于形式都在所难免，即使改革顺畅，也是凑巧与制度逻辑、意识形态逻辑相一致。与制度和意识形态相悖的改革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发育不良，其寿命的维持不会超过一代。朱清时的大学改革同理视之。当他悲壮地说背水一战的时候，改革的十面埋伏早就先于他而提前布阵，改革也因此陷入困局。

　　十面埋伏是一个形象说法，具体的埋伏远远多于十面，也可能是百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口袋式的包围圈。它至少包括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逻辑制约改革的逻辑、现行政治体制钳制大学改革、大学内部行政化、人文课程受制于意识形态教育、大学教育受制于社会以及朱清时个人魅力的阿基里斯之踵等等。最主要的是改革受制于制度与意识形态逻辑，其它的都是这种逻辑的展开和延伸。现行政治体制从纵向角度来说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部分。具体到南方科技术大学，宏观指滞后的政治体制、中观指教育部、微观指深圳。宏观、中观、微观体制与制度、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逻辑的一致性。

　　中国的大学体制本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政治体制不改，大学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纵观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学，其体制设计都是以制度和意识形态设计为前提，或者说是制度设计与意识形态设计高于大学设计。这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设计的目的就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照抄照搬苏联的，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设计更甚于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通过宪法稳定化、模式化。朱清时在他向社会发出的公开信中强调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的“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并认为这是为大学改革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虽然有拉大旗之嫌，真要较起真来，大学改革只有臣服的份儿。他可以自主招生、自主授学位，却不可以自主地抛开意识形态去授人文课，更不能去侵犯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宪法。

　　国家政治体制不改革，教育部体制更不会改革，教育部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更不允许改革。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分利联盟”的存在会造成“制度僵化”。一旦从某种制度安排中得利，就不愿推动制度创新，对威胁既得利益的创新一概排斥，为特殊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利益。教育这个原来邓小平一上任就抓的关键部门、改革的急先锋最终成了改革的羁绊，这并非始料未及，仍是受制于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逻辑的结果，更是受制于享受制度与意识形态逻辑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GDP并不单纯是经济，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如同当年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一样。因此国家追求GDP，教育部为了呼应GDP搞了教育的大跃进、教育产业化、建大学城、搞教育评估、专升本、二十一世纪教育教材、教育部规划项目等，结果大都适得其反，搞了三十多年也没能回答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问的不是GDP，而是人才。这一点朱清时看得非常清楚，他办的大学不是GDP大学，而是回应钱学森之问的大学，是要把南方科技大学建成钱学森之问试验田的大学，办成回归教育本质、回归教育本源、回归教育精神的大学。可钱学森之问之实验田与GDP又是对立的，与教育部的规章制度是有矛盾和冲突的，他的改革之举要想突破教育部的规定，挑战教育部的权威和垄断地位，打破教育部办大学的步骤，将会受到制度、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三重阻力。

　　深圳尽管杀出了一条血路，敢为天下先、敢第一个吃螃蟹并最终辐射全国，但深圳特区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政治特区，血路也是经济上的血路，螃蟹也只是经济上的螃蟹。政治体制改革，深圳再也杀不出血路，许宗衡案从改革的最前沿表达出了经济的大跃进与政治的大跃退的严重失衡。深圳政治体制不改革，南方科大背托的只能是人而不是制度，是政策而不是制度，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无限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即使他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为依据也免不了人、政策、人治之俗，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会使南方科技大学充满了变数，喜忧参半。这可以通过两件事得到证明，一是《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条例》虽然已起草好，正在修改，但能否很快通过也是一个未知数。二是学校组建的理事会充满吊诡，据朱清时说理事会由四方面组成，主要成员包括市委、市政府领导，其中深圳市长、主管教育的副书记、教工委书记都会是理事会成员大概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是南科大的领导层，比如校长、副校长、教师代表;还有四分之一是深圳的企业家代表;另外四分之一是国内外的教育家。理事会讨论结束后，董事会就按决议执行。书记市长是制度和逻辑的代言人，他们排在第一位，校长、副校长、教师代表第二位，企业家第三位，教育家第四位。即使不对此做过分的解读，也仍然看到大学受制于地方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

　　大学内部行政化、官僚化问题近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官本位已经成了潜规则，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知识的权威、对知识的尊重、对学问的追求只有依附于官本位才显示出价值和意义，否则无意义无价值。官学学术与政治不分，学术与行政不分，政治取代学术，行政代替学术。就是全国教学名师的评选，85%以上也不是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精品课程因官员的介入变成了官品课程，精品课程成了废品课程。朱清时对此看得一清二楚，他深刻指出：“大学实际上都官僚化了”。大学都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不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南方科技大学要做的“去行政化”，要让学校恢复到它本来的面目，也就是“教授治校、学术主导”。

　　西方教授治校的本义是指大学是由教授自己管理、“学术与政治分离”。其中德国的洪堡对教授治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创建了教授治校模式，他注入了教学自由与学习自由的理念，并且设计了三项基本原则：大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实施通识教育。在这一理念的倡导下，大学的教授不仅能够自由地授课，而且还可以自由地研究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断地研究、追寻学问应是大学必须坚持的原则。这样就保障了现代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其日常的教学事务亦可因此而免受行政部门的过分干扰。1915年，在杜威等人的领导下，一些大学教师在纽约集会成立“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这次会议上诞生了著名的《1915宣言》，宣布了学术自由的主要原则：教授作为教师和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教师的职位必须得到保证;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大学教师类似于联邦法官的“行为良好便终身任职”的终身制(tenure)。有原则还得有体制，比如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第一年就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从1918年起，为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学校事务，蔡元培根据《北京大学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在北大各学门(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无论教授、讲师、外国教员，都是会员。随后，北大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也先后成立。到1920年9月，蔡元培已在北大建构了颇为成熟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当时数千人规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民主高效的管理机制。

　　由教授治校无疑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选择仍有质疑之处。意识形态逻辑在大学直接体现为政治治校，如果说政治治校是由人来操办的，教授治校也是由人来执行。政治治校的人如果是性恶的，教授治校的人也是性恶的;如果政治治校的人是性善的，那么教授治校的人也是性善的。如果从善恶论的角度来说，政治治校的主体是官员，教授治校的主体是教授，官员治不好，教授同样治理不好。因为官员治不好就转到教授治理，以为教授就比官员治理得好，那是天真的想法。要知道，大学评估正是因为教授的无良和无耻才使得评估造假成风、劳民伤财。

　　人文课程难以卸载意识形态的包袱。朱清时认为南方科大可以作为中国高教改革试验田，“南方科大将来不仅要学术、教学国际一流，并能引领文化潮流，真正让大学成为思想库，推进社会的进步。” 具体公布的措施有：在课程设置上南科大将对课程进行优化压缩，强调学生的人文气质和素养;百分之百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并采用全英文授课;具体上课的人都已经定好，请的都是知识专家和学者，如中科院院士张景中教授讲授高等数学、中科院院士陈国良教授讲授“计算机基础”、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教授讲授“普通物理”、香港科大李泽湘教授讲授工程创新导论、中科院院士朱清时教授主讲创新能力培养课程、香港科大丁学良(微博)教授领衔组织设计人文教育课程，实施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全面教育体系。自然科学的教育虽没意识形态，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里无产阶级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之类，但自然科学里批判怀疑的精神会渗透到社会科学中来，会对意识形态化的教条提出挑战。社会科学的全英文授课形式不是新举措，问题是社会科学关于人文关怀、普世价值、公民权利、人权等观念将会对现有的意识形态提出最严峻的挑战。而意识形态的反弹与反扑有可能会让社会科学的全英文授课流于形式。深圳不是香港。结果更可能是普世价值让位于特殊价值，或者普世价值被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

　　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进，在宪政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是南方科大的老师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难以得到保障。思想一旦超出意识形态范围，其后果不可想象。一部高等教育法，实际上并不是法律，它并不以保护教师学术自由为前提，而是以政策政治、政策党治约束教师，其中渗透的利维坦式的道德以新话双语使教授无所适从，教授的思想火花定会荡然无存。伴随着新中国一路走过来的朱清时本人不可能不知道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和灵魂的无情宰制。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朱清时的思想观点也具有时代和实践的意识形态烙印。

　　大学教育受制于社会。“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当然很好，他以外国为例说，在国外，有好些学校是不发文凭、没有学位的，就是培养学生的能力。比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不发文凭、没有学位，但人家是国际一流的大学，法国人也习惯了最高水平的学校是不发文凭、没有学位的，整个法国社会都很认同巴黎高师的学历。只要我们的教学水平高，得到社会的认可，就会慢慢认同学校自授的文凭。问题是这是中国，也许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张智博士的担心并非多余：“社会对南科大自授文凭的认可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影响南科大未来的发展。没有国家的认可，南科大的毕业文凭无法在国内和国际学位体系中获得相应认可，其毕业生将在国内研究生考试、公务员录用等所有需要文凭的机会面前被拒之门外，留学之路也并非坦途。南科大自成一体，放弃与已有学位系统的驳接，会限制学生的发展，从而降低学校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进而影响到南科大的发展。”

　　朱清时个人魅力的阿基里斯之踵。在中国，一个教育家得有政治家的头脑，可从朱清时的简历来看却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他是一个化学家，一个中科院院士，一个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没有实质性地从政背景，这可以称之为他的阿基里斯之踵。在没有宪政制度的前提下，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就会不断上演，具体到朱清时身上来，那就是朱清时存，南方科大兴，朱清时不在，南方大学息。他的改革称之为背水一战就是无水一战，无可背之处，或者是背海市蜃楼之水一战。他真正靠的不是水，而是火，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之火，这个火不是支持他的改革，而是要把他的改革烧毁。他如果不想毁了他的大学改革，必须忍受制度和意识形态之火，向制度和意识形态妥协。

　　总之，大学外部政治体制不改革、没有内部学术自由理念的形成必然使朱清时的大学改革陷入困局。必须在宏观上建立宪政制度，在微观上建立学术规则，教授治校才能由梦想变成现实。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宪政制度，大学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教授治校就只能是教授官员治校。不建立内部规则，不从制度上约束教授，教授同样会滥用权力。制度决定人，外有大制度、内有小制度，教授按制度办事，教授治校才会成为大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教授天使的本能得到释放，魔鬼的本能才能得到有效地抑制，创造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学术自由理念才得以发扬光大，大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学。人们即使看不到南方科大成为一流的大学，也可以看到学问与真理的阳光照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上。即使看不到靠朱清时一个人支撑起真大学的蓝天，也可以看到由学术规则保护的学术共同体托起了一个太阳。

    作者简介：辽宁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一直从事民主理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和邓小平理论研究，撰写著作和教材 15 部，发表论文 50 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