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江川石岛有住宿吗:日本人笔下的清末改革困局

日本与中国：凭什么命运不同
上层与下层：谁是改革的希望
物质与精神：寻找有效的方式
一刻与百年：激进不是挡箭牌
评论

公元1899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游历，并饶有兴趣 地与各地的名人谈论中国政局，归国后写成《燕山楚水》一书。此时，上距那次戛然失败的变法不过一年，因而他们话题里最多的也是中国的改革问题。那年九岁的 陈寅恪后来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这样写道：“是时海内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改革会变，不改革也会变——天下将变，是明眼人的共识；而何时变，怎样 变，每个人却有各自的盘算。

为什么崛起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1868年的明 治维新涉及政治体制、社会文化、教育军事和司法宗教等各个方面。同时期的中国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甚至在1898年还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戊戌变 法”。但是中日变法的不同结果确实令人深思。日本之所以在推翻幕府统治后能迅速的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以下的三点因素不容忽视：一是日本天皇制的 历史性的原因，二是由于日本对外来科技和文化所持的开放态度，三是日本民族强烈危机的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要远远超过当时的清王朝。【详细】


日本画：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西化

日本画：北洋舰队向日军投降

日本画：日本帝国议会
卫三畏：日本人更理性 将来地位会比中国高
因对中国有着长久的观察，踏上东土的卫三畏也免不了把日本人和中国人两厢比照。他说日本的官员服饰“花花绿绿，相当怪诞，显示出他们的品位不高，比起中国 的长袍差远了”。下面这段话，是他刚刚到达日本一周时给他弟弟的信中写下的：“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觉得 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中国人那样舒适。他们的行动很不自由，也没有中国人那样有灵性……”【详细】
明治与戊戌，结局为何如此不同？
“明治维新”改变的是体制，然后是皮毛，而“百日维新”改变的是皮毛，而不是体制，只看小处，不看大处，只注重器物层次方面的改革而不想在“制度化”层次上取得进步，只会处理技术性问题，而对大战略束手无策，因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详细】
贺卫方：中国的每一次失败都成为日本的借镜和警钟
从19世纪早期开始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与西方甚至崛起后的日本之间战争频仍，兵连祸结，条约丧权辱国，赔款动摇国本，领土惨遭瓜分，实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 历史。多少有些无奈的是，中国在西方强权下的失败每每成为日本的借镜和警钟。日美条约能够和平签订，跟日本人获悉此前中国在与西方对抗中的惨败就有很大关 联。【详细】
内藤湖南：日本应反过来影响和感化中国
经历了甲午与戊戌后，日本的有识之士反过来希望能引导中国进步。内藤湖南在游杭时就感慨称，“我邦对于浙江之感化，可谓先由教育上实行，倘不蹶而进，大有 希望。但望互为和睦，勿成反目，以期收到好结果。”当然，内藤的根本目的是希望日本文明能在东亚最大的中国普及，最终达到“光被坤舆”。【详细】
戊戌六君子被当时的百姓唾弃
当戊戌六君子被推到菜市口时，迎接他们的不是百姓们同情的目光，而照旧是白菜梆子和口水。因为君主立宪这个东西，不光慈禧太后恨得慌，百姓对皇帝被架空也有种极大的恐惧感。【详细】
中国向日本学习是迫不得已
自大的中国人只是在弱肉强食的形势逼迫下才不得不向日本学习，留下许多屈辱的记忆。不过，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越来越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了。【详细】

严 复告诉内藤湖南，戊戌之后“士人钳口”，少有人敢议论时局。当时的局面尚如谜棋，但中日有识之士都隐隐嗅出了不安的气味。在内藤看来，康有为“才力有余而 识量不足，缺乏沉着态度，喜自我标榜，与人辩驳，所以其事易偾”；梁启超“其为人不高”；张之洞“或太过喜功，创业之才，非守成之器也”，易致人亡政息。 内藤不能断言中国的希望何在，但他大致判断出数年之后中国会出现一批优秀的人才，且南方人将挑起改变中国的大梁。中国改革派王修植悲观得多，认为政府高层 不会主动改革，约十年后，变革会从底层发起。【详细】
“由南而北”论：北京像大茅厕 希望在于江南

在亲身游历的过程中，内 藤逐渐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南方。他觉得南方人优于北方人，且“南中民物繁盛，迥然不同于京畿，窃以为将来有望。”而对北京，他没有什么好印象。“北京 的人家里没有茅厕。大街和胡同的角落、胡同里的墙边，到处都是撒拉粪便的地方。走在北京的街上，总能闻到充溢在空气里的粪便的气味。”对话者蒋国亮更声 称：“北京建都，气运当与满清具尽，满清政府亡，北京亦从此作废。”【详细】
“自下而上”论：从百姓自己的团结做起

内藤在天津遇到名士王修 植，王认为，“政府诸公，大都耄而倦勤，必无改革之望。”王修植眼中可行的办法是，“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但鄙邦人不学者多，见解甚短浅，恐一时犹难语此 也。”他还认为在外国势力的干涉下，大约十年后，“即使上不变，下亦必变。”当时是1899年，若以后来的历史验之，王修植的预言惊人地准确；而他本人则 没能见证这一切，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悲愤病殁。【详细】
“精英引导”论：志士必须抛弃想当官的毛病

王修植是亲身积极参与了 维新变法之人，维新失败后难免对政府高层灰心丧气，转而寄望于下层社会将来能有所作为。而作为外来的观察者，内藤湖南显然不如王修植那么悲观，在他看来， 政府里也有一些改革派，只不过不能对此过高指望。“若日设特科，贵国人士往往视之同于从前科举，以为仕官捷径。此病不治，国遂不兴也，有一不愿做官之士， 以为百世开太平为念者，愈百名科场名士。”【详细】
关于《燕山楚水》及丛书

中华书局的“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除《燕山楚水》外，尚有冈千仞《观光纪游》、芥川龙之介 《中国游记》等，共12册。与《燕山楚水》一样，其中多种的重点不在观光，而在于对中国时局的考察，以及与当时中国名流谈论时政的记录。从19世纪后半期 到20世纪前半期，以极为特殊的邻国视角，展现了晚清至民国近百年间的中国旧貌与旧事。
日人游记中的中国人
朴 学大师章太炎书房里冰冷冷的鳄鱼标本、清国遗老郑孝胥挺直腰板频频做手势的神态、共产主义者李汉俊家先看到主人双脚的楼梯以及国学名家辜鸿铭蝙蝠般的 脸……当问到对国家现状的看法，对方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担心或绝望，似乎革新、复清、共产都不是容易的出路，任何希望都极不真实。【详细】
日人写中国：猴子看象？
他 们来中国，正是满清衰微而革命初成的时候，政权更迭却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体系，游记中反复相互印证的那些境况，恐怕正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形，以不屑的口 气细致描摹的民风、人物，正是动荡国家的第一手记录。这是一直以来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尚未直面的史实，需借他人之手得见国史。【详细】

改革不难，改革成功难；知道改革必要性不难，知道如何改革难
泰晤士报驻北 京的记者莫里逊认为，日、美、英三国应当结成同盟来改变清国。内藤对此十分不屑——因为很明显，也许除了清政府里保守的高官，人人都知道改革的必要性。后 来，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清政府终于逐步推行了它的改革措施：废科举、预备立宪……只是每一次都恰好把它自己向末路推进了一步。所以，正如内藤预先警 告的那样，“清国并非难在改革，而是难在使改革成功。”【详细】

改革要面对的大问题：民富而国穷
“中国的庞 大，它奇异的财政状况，特殊的统治方法，在世界上无可类比……世界的政治家们无法施展手腕。即便周公、凯撒复活，也几乎不可能使目的和结果相等。”当时日 本每年的财政收入是两亿五千万两，中国“十倍之土，政府所入，不过一亿余万”。内藤湖南知道，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财政枯竭，以至于向富商 借钱，所以中国如要改革，“第一步应该整顿财政，把政府的岁入增加到现在的五倍以上。”【详细】

究竟改革什么：人为改变政治，还是潜移默化改变风气？
内藤在《燕 山楚水》中多处提到了中国人的毛病。孤立自卫，缺少公众意识；惯于保守，拙于创新；文辞夸张，不可尽信；执迷恩怨，不懂宽容；等等。他举了一个例子：苏州 成为通商口岸后，那里的洋务局模仿上海租界，道路建筑变得整洁，商民云集，驱马车，住豪宅，吸纸烟，喝香槟，兴盛一时。但因为管理者是中国人而非租界那般 归外国人管，所以弊端也随之而来，譬如警察巡捕没有信誉。内藤的设想是通过租界，不但让中国人知道文明的生活能带来更多方便，也让他们感受到租界的行政值 得信赖，从而在民间萌生出要求改革变法的呼声。【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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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有人称他“中国通”，也有人视他为“日奸”。在中国，他常被称为“日本韩寒”。他甚至还得到总书记的接见。但无论如何，他声明“只做自己”，并将一如既往关心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并发表他的看法。加藤嘉一，日本80后学者，新书《中国的逻辑》面市。【详细】

1911年，谁也没有想到，偌大一个王朝在倏忽之间土崩瓦解——当时的孙中山甚至正在美国餐馆里打工，毫不知情。这一切有先兆吗？是否可以避免？这本书很薄，是六位学者在辛亥99周年时的一次聚谈纪录。本期《读药》特择其要点，与网友分享。【详细】

今 人对清末至今百余年历史了然于心，但当时的人即便再睿智也无法预料未来的风云变幻。激进如康有为者试图一蹴而就，他的变法方案里有许多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 天马行空的设想；更多的人试图务实地改变大清——要么使它变好，要么彻底推翻它；而内藤湖南，这个局外人，清醒地断言中国问题无法靠一代人妥善解决。他提 出重视教育，从改善中国风气开始，培养出数代新人之后或许会有改观。他给出了一个时间点：一百年。此后的中国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战胜 了改良。当然他也无法预料到后来自己国家发起的战争改变了这个邻国的走向……百余年过去，内藤之言犹在耳畔。【详细】

急躁派：康有为过于急进导致失败

“康、梁二君，弟在东见之。康意气过锐，所以招败。”内藤湖南对康有为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不改掉孤立自卫、不信赖官府、不依靠社会的风气，不促进发展公众的社会集体意识，变法的结果，只会给贪官污吏们提供些方便罢了。”【详细】
消极派：文廷式称时机一到自然成事

“不得其机，十年百年，未可期也；若得机得势，则泰山之云，不终朝而遍雨天下矣。”在十余年前日本人冈千仞与文廷式的会谈中，文氏畅快地发表意见；而此时面对内藤湖南，他却如算命先生一样满口空话，可能是因为戊戌政变不久，担心祸从口出。【详细】
稳健派：内藤湖南寄望于一百年后

内藤湖南一方面指出与日本人相反，中国人善于守成而拙于进取，希望中国志士不要忙于考虑守成之事；另一方面却也反对康氏的激进心态。“望待效百年之后，勿期成岁月之间。”只是他自己也感到了另一种隐忧：“但十数年之后，不知贵邦何状，为可虑耳。 ”【详细】

“一百年”，日本人内藤湖南这样概括中国的出路。但他也赞同王修植们——陈寅恪口中的“识者”——的看法：十年左右，中国恐怕就要发生巨变。历史被他们言中，这是幸事抑或不幸呢？百年大限已过，前事莫忘；树人宏业未了，且待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