跷二郎腿对男性的危害:平反是历史新篇章的第一页-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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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是历史新篇章的第一页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5-11 16: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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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回首这些岁月,我们恐怕不能不承认:在这三十三年中,最为生机勃勃最为轰轰烈烈而又为历史留下最多记忆的,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时候,农民刚刚包产到户,不再受大锅饭的侵害,人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民的收入也提高的最快;那时候,工人在工厂里做起了主人,厂长与工人相对比较平等,经济上也蒸蒸日上;那时候,知识分子是最吃香的,因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最响亮的口号,而且有学问的人一不小心会被提拔到管理岗位上,高知甚至比高官更吃香。知识分子可以畅所欲言(相对其他时期);那时候,学生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只要你成绩好,就能高考上好大学,而不是现在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那时的学生心怀祖国,努力学习,美好前程等着他;那时候,可以提不同的意见,华觉得自己“俩个凡是”不对,照样可容忍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那真是一个如火烈烈让人神往的年代:我们且不说经济体制改革在那个时代全面铺开,政治体制改革在那个年代开始起步,就拿“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思想文化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便足堪自豪。斯时,生气勃勃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引发的如火如荼的文化热,在神州怒潮涌动,《读书》、《自然辩证法通讯》、《青年论坛》、《光明日报》、《走向未来》在传输着新的思考、新的追求。时贤称誉八十年代为思想的时代,大体上还是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那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那个时代,改革才刚刚开始,民风官风相对淳朴,民众的求知热情旺盛。在此背景下,一份份报纸杂志相继诞生。不少报纸杂志办得虎虎生风,既给人知识,也给人奋发向上的力量。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著作开始大规模的译介进入中国,文化艺术思潮也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朦胧诗是代表——朦胧诗是新文学第一只飞燕。它改写了以往诗歌“反映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实质上就是一场人的崛起运动。“文革”以其极左的方式严酷地摧毁了人本主义思想,以至于使得那个时期成为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文化最恐怖时期。“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泄而出时,这股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也包括绘画方面。
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还不像今天这么丰富,但改革开放的步调让人们的视野变得宽阔起来,流行元素破土萌动。那是个蕴藏着巨大活力与生命力的年代。哲学热,美学热,主体性讨论,批判国民性,以《今天》为代表的诗歌、朦胧诗运动,白洋淀派,《黄土地》、《红高粱》等第5代电影,西部风,寻根文学,实验小说,上世纪70年代星星画会留下的现代艺术,崔健的《一无所有》等等。
总而言之,上世纪80年代,整个国家和人民都沉浸在一种变革的氛围中,大家做事可能简单和片面,却有一种自信的力量和面对未来的勇气。如果我们一言以蔽之,可以说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那么,这样一个意气风发的黄金时代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当然,原因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国内的、国际的……然而,有一点不能忘记的:那就是这一切“出新”都源于那一场“推陈”——清算历史,平反冤假错案。没有这场“轻装”,不可能有后面的“疾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所有档案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文革"中成立的中央专案组,於1978年底至1979年2月,完成了将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的移交工作。这些被移交的专案材料共17349卷,391363件,涉及受审查人员共计669人,据中央1975年的一个《报告》,上述被审查的人员,定为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就有320人,占被审查人员的47.8%。据统计,被列入中央专案审查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的干部213人,其中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7人。从1978年至1982年底,在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中,据不完全统计,此期间,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了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举其大者就有: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如79年到82年,陆续被平反的著名党外人士有:翦伯赞、高崇民、吴晗、马寅初、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民、吴景超等人。还为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逝世的黄绍雄、刘王立明、吴晗等人举行了追悼会。还平反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又比如,对"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党员平反;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等等。此外,还延伸到对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历史遗留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如:关於地下党问题上的错案,所谓"红旗党"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延安审干後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案纯属假案。"文革"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人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1981年9月9日,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通知,对被诬陷为"红旗党"的问题平反昭雪。对根据地的肃反问题进行了彻底平反。1930至1935年,苏区肃反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开展了肃清"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取消派"的运动。苏区肃反中错杀大批人是一桩历史错案。1954年中央对江西、福建、湖北等省平反了近两万人,其他省对被错杀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许多被杀人员的家属和一些老同志多次强烈要求解决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1983年3月和6月,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处理意见,在各省组织部门与民政部门的密切合作下,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最值得称道的是1981年,中央就错划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全国共改正平反了五十四万馀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以上。给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另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馀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1979年1月11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有关规定,中央作出决定:首先,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再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一决定,意味着全国至少二千万人将结束三十年来倍受歧视的历史,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全国先後有四百四十多万人由此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
另外,1979年11月-81年11月,全国共有七十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成份,纠正了当时的错误。1979年11月,中央还对1963年-1965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五、六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了平反处理。1980年5月,中央还对在"三支两军"中犯过错误的干部遗留问题进行了平反处理。
正是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在专制体制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不仅从身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从精神的解放出来,也才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文化繁荣。
吴思先生在《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一文中总结这种平反举措对于历史的意义时有云:“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更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历史旧账的清算和偿还,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沽名买直”,更是对于当时人们的创造力是极大的解放,因为当时的人们看到了正义的胜利历史的进步,也因此坚定了自己为人类为历史做贡献的信心和决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思想文化的繁荣就是例子。
俱往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中国社会已经又积累了不少矛盾纠结,如何清理这些历史包袱,给中国社会再打造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是中国社会个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一件事。不妨再引用一下吴思先生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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