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学界“民调”：97%的人称信仰某种主义

2011年05月10日 14:5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王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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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23年底，北京大学二十五周纪念日做过一次“民意测量”。在被调查的622名学界人中，97%的人自承信仰某种主义。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调查青年信仰，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信仰的热情丝毫未减。“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

本文摘自《党员党权与党争》，作者：王奇生，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并以入党为荣，蔚为19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作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吸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以信仰主义为时髦，“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者比比皆是。而且这一情形并非五四前后的短暂现象，至少持续到1927年国民革命结束。

1923年底，北京大学二十五周纪念日做过一次“民意测量”。在被调查的622名学界人中，97%的人自承信仰某种主义。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调查青年信仰，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信仰的热情丝毫未减。“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至少在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群体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竟以信奉“主义”为表征。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南北两调查均显示，“新青年”们信奉的“主义”非常庞杂，而且大多对所信奉的“主义”之认知相当模糊。北大的调查结果，近半数的学界青年声称信仰“社会主义”。调查者特意提示：“此地之所谓社会主义，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马克斯国际共产主义等而言，阅者不可不知也。”而广东的调查者也提示，不少“新青年”自称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对这些主义实际并不甚了解，甚至对不同主义之间的概念亦混淆不清；他们大多声称曾经信奉过多种主义，或同时信奉多种主义。显示那个年代“新青年”们信仰的模糊性和庞杂性。

表2－2：北伐时期青年信仰调查（1927年2月）

1．我信仰基尔特的社会主义但亦没有深刻去研究它。\t8．我幼时读孟子书，便信仰他的主义，现在经许久经验及教本教训，却十二分的信仰三民主义。

2．信仰过安那其主义，现信中山主义和列宁主义。\t9．我绝对信仰社会主义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及现在共产和大同等主义。

3．我信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斯主义、马克斯列宁主义。\t10．信仰过吴佩孚之三不主义。

4．我7岁至10岁信仰孔子学说，11岁至14岁信仰德谟克拉西主义，15岁至现在信仰中山主义。\t11．信仰三民主义，同时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斯学说、列宁主义。

5．我信仰(a)孙文主义，(b)马克斯主义及一切适当的社会主义。\t12．三民主义、社会主义。

6．从前曾信仰过中国的正统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现在呢？已经知道无根据的唯心论是靠不住了。\t13．在小学时信仰过陈逆（引注：指陈炯明）所主张的联省自治主义。

7．我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t14．孙文主义和共产主义。以上两种，都是我现时信仰而且欲实行的。

资料来源：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现代青年》（《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第43期，1927年2月28日。

上表调查对象多为中学毕业或肄业生，也有少数大学生。调查者称他们为“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实际上，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基本队伍正是这批“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

这批知识青年何以会成为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外，有必要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最堪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比较科举制度和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可发现科举体制有一种为后来新教育体制所不具有的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机制。帝制时代，正式编制的官职数额有限，在读书人以入仕为圭臬的时代，候补入仕人数与官职数额的悬殊，势必形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有一种自我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是官绅分流，使大部分读书人以“绅”的身份居于民间，给以优越于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读书人入仕之途大为舒解；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使读书人感到仕途之门始终为他们开放。在这种心态下，即使屡考屡败，依然对下一次成功充满着无限的期盼，虽有个别科场失意者可能对现存秩序产生不满、疏离甚至反叛，但读书人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和反叛性的政治参与压力难以形成。

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也不具备科举体制所特有的那种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而另一方面，新学堂对读书人的批量生产，远大于私塾书院时代的师徒传授的产出。新的教育体制本与近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对各类人材的大量需求相适应，当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后，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膨胀，而近代化进程的迟缓导致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充。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政界仍是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从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