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歌王刘涛和王祖蓝: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哥白尼革命的启示--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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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哥白尼革命的启示公安部纪委监察局调研室副主任孙长忠 2011年05月09日08:57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哥白尼革命的启示--中国共产党新闻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转变发展方式最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他强调，所谓观念，就是要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而与它相关的就是干部政绩考核，而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要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制定的规划也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转变政绩考核方式，这是当前十分关键、十分紧迫的一项任务。对于如何转变政绩考核方式，方向是什么，科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可以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众所周知，哥白尼的日心说是科学史上的一大革命。此前，在整个欧洲中世纪科学黑暗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是经过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注释加工过的托勒密的本轮——均轮宇宙体系。这一体系在假定地球位于宇宙中心并静止不动的基础上，通过本轮和均轮的叠加，有效解释了行星的逆行、亮度的变化；通过引入偏心点，又进一步解释了行星运行速度的不均匀性。但是，随着观测材料的不断增多，为“拯救”这些现象所需要的轮子也不断增多。到了哥白尼时代，轮子数已增加到80多个，使得托勒密体系极为复杂。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托勒密体系中为了与观测相一致所采用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引入了偏心等距点，地球实际上并不处在宇宙中心，反而违背了最初的假定。这还只是学理上的矛盾，实践上，哥白尼时代航海事业的大发展，对精确的天文历表的需要日益迫切，但用以编制历表的托勒密体系却越来越繁琐，于是哥白尼日心说应时而出。与地心说相比，日心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最明显的优点都是其简洁性：大小轮子由80多个减少到34个左右，这是连反对者也是承认的。[1]

　　托勒密体系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有生命力的。但由于其假定的地心说和地静说是错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整个体系不可避免地最终走向倒塌。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革命虽然只是科学史上的一个片断，但二者关系中蕴含的内在规律，却可以在很多方面给人以深刻启示。近期，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叫《自大的终结：全球思想竞争中的美国》，明确提出，美国必须接受“哥白尼式”的现实，就是用这个规律来说明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样，托勒密体系的发展命运，也可以为我们反思和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带来有益启示。

　　对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成绩作出科学的测量评价，历来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对绩效考核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历史较长，成效明显，但由于公共管理的复杂性，考核的便捷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仍被公认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课题。需要强调的是，这还只是对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乃至对作为事务官的普通公务员的工作绩效考核，其复杂性与我国的地方政绩考核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没有可比性。“绩效”与“政绩”本身就是不同层次的概念。我们这里的政绩考核，是对一个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作为政务官特别是作为党政主官，在一段时间内施政成绩的整体考核，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及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而这种施政成绩作为主观努力及其成果，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考核评价时既要考虑主观努力，又要考虑客观条件，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成果，又要看成本，等等，需要考虑诸多方面。如果说许多具体行政管理工作都难以量化，那么，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的整个社会运动，一系列抽象的“考虑”，众多变动不居的动态变化，就更无法量化了，构建完整的、准确的、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显然，量化考核的前提是假设政绩可以量化，但这一假设同托勒密体系假定地球静止不动一样，都是不成立的。

　　不过，从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看，量化指标也发挥过和发挥着很大作用。在前工业化特别是前市场经济时期，经济社会运行比较简单，用一两项有代表性的指标基本可以衡量总体发展水平。比如，在农业经济时期，用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两个主要指标基本可以说明问题，杜甫诗对开元盛世就这样描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一度用钢产量来衡量工业化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当时简单用这一个指标也不尽全面和科学，但大体可以说明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时期，但在物资短缺时期，单纯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数量扩张是优先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把代表现代经济总量的GDP作为量化考核指标，较好地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示了其生命力。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这种考核指标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唯GDP主义”、“GDP至上论”等饱受诟病，GDP指标越来越难以胜任考核功能。于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为克服弊端，针对一个一个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指标被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比如，随着信访问题的突出，将信访工作情况纳入考核，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提出“绿色GDP”，等等。这样，一方面， GDP指标在考核体系中的比重有所降低，民生、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有所体现，发展的平衡性和包容性有所增强，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另一方面，各种问题相互关联、相继凸显，都要解决，各项工作都很重要，都要加强，在考核体系中也都要有所体现，照此发展下去，指标势必越加越多，项目势必越来越细，考核体系势必越来越复杂（笔者曾看过一位专家开展课题研究的成果，仅党风廉政建设一个方面就是一个项目众多、构成复杂的考核分体系），各个项目指标的设置、分值权重的计算，其科学性难免令人生疑，作为本意和初衷的实用性必然越来越受影响，而指标式管理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是不下指标不干活，下了指标乱干活。这也正如托勒密体系一样，为了解释日益丰富的观测材料，引入的轮子不断增加，体系日趋复杂，应用越来越繁琐，偏离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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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