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团去欧洲旅游多少钱:蒋介石和复兴社十五太保

蒋介石和复兴社十五太保  蒋介石的法西斯秘密组织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这个特务组织以蒋介石的黄埔亲信为主，比较有名的有“十五太保”。
　　十五太保的由来
　　1931年冬，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效仿墨索里尼，建立一个绝对效忠自己的特务组织。于是，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十几个得意门生开会，哭丧着脸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话讲完后，蒋介石就宣布散会。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召集这些人开会，再三重复骂过的话。有着“黄埔三杰”之称的贺衷寒终于悟出蒋介石的意图。
　　随后，贺衷寒上窜下跳，联络了一些黄埔同学密谋成立特务组织。此举得到上下认同后，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被蒋再三骂过的黄埔学生推举贺衷寒、酆悌、腾杰、周复、康泽等五人负责筹备。后又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将该组织名称定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1932年3月1日，复兴社在南京秘密成立。按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他在为复兴社致的训词中强调了“攘外必先安内”、“内部团结统一”、“发挥硬干、快干、实干精神”，并鼓吹其“力行哲学”。大会选出贺衷寒、酆悌、腾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酆悌、腾杰三人为常务干事，腾杰为书记，辖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内中，具有实力和名望的特务头目共有15人。他们以封建社会的“太保”自居，故称“复兴社十五太保”
他们是： 大太保贺衷寒，湖南岳阳人，黄埔一期生。号称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他除了有较深的资历外，还具有较深的理论修养和狂热情绪。
　　二太保邓文仪，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蒋介石拼命鼓噪，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十足的拥蒋狂和反共狂。
　　三太保刘健群，原籍江西吉安，先世以避乱进入贵州，定居遵义。他能说会写，也很会活动，但不是黄埔生。
　　四太保康泽，四川安岳县人，黄埔三期生。一生主要从事宣传、特务工作，曾参与筹建复兴社、别动队和三青团。
　　五太保胡宗南，浙江镇海县人，黄埔一期生。他在黄埔学生中保持着几个第一：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战区司令官；第一个晋升上将。
　　六太保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生。任复兴社训练处长，鼓吹：“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使德国复兴；中国有了我们的蒋校长，只要大家一致拥护，中国必可复兴。”
　　七太保郑介民，广东文昌县人，黄埔二期生。从事特务工作20余年，戴笠死后，他任军统局代局长和保密局局长，显赫一时。
　　八太保潘佑强，湖南湘乡县人，黄埔一期生。曾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和作为复兴社外围组织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中央干事兼书记。他牢牢记住复兴社的宗旨“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一言一行都要对照一番。他把蒋介石奉若神明，除了蒋，他谁都瞧不起，在复兴社里几乎与所有的人都有矛盾。
　　九太保葛武*5，浙江浦江县人，黄埔二期生。复兴社组建时，有人曾建议效仿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党”，在中国组织一个“蓝衣社”。对此，蒋介石未置可否。葛便认为领袖默认了这个计划，于是，便主张把复兴社改名为蓝衣社，成员一律着蓝衣服。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推行，但葛却从此穿上了蓝衣服，一年四季一身蓝。
　　十太保梁干乔，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生。他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投靠蒋介石，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
　　十一太保萧赞育，湖南邵阳人，黄埔一期生。他个性突出，办事沉稳，有“一味生姜”的雅号。他深得蒋的信任。但他安于现状，乐于读书做学问，不愿卷入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斗争。
　　十二太保曾扩情，四川威远县人，黄埔一期高材生。任国民党四届中央执委、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
　　十三太保腾杰，江苏阜宁县人，黄埔四期生。他外表上温文尔雅，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信徒，担任过复兴社的首任书记和国民党其他党政军要职30余个。
　　十四太保酆悌，湖南湘阴人，黄埔一期生。
　　十五太保杜心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生。
　　太保们的尔虞我诈
　　复兴社从一成立，太保们就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反共”的反动政策，极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而内部却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这里仅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酆悌等四个太保命运的片断。
　　有着复兴社台柱之称的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总力求说出个道理来。他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在军事上的不统一，原因是由于国民革命的组织中充满了个人主义而失去了三民主义的思想……”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深得蒋的信任。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他凭着自己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西安事变之前，是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1936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贺衷寒趁机活跃起来。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积极推动复兴社通过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他认为这样做对己有利：如果蒋介石万一被释放，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继位的元勋。蒋介石被释放后，何应钦遂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也被蒋认为居心叵测，立加冷眼，成了仅有虚位的人物。
　　邓文仪与贺衷寒、刘健群一起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飞机10多架。蒋介石闻讯，严令侍从秘书邓文仪限期破案。
　　邓文仪迅即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察。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摊出两条路：接受徐的10万美金贿款，冒险发一大笔财；被徐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经过一番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报称：飞机场大火案不是人为的，因为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热蒸发起火。蒋介石派出戴笠前去复查。戴笠将徐培根拿航空总署300万元做生意全部亏损，本想用烧库房来毁灭罪证，谁知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大祸的事全部向蒋抖了出来。蒋介石闻讯大怒，准备重办邓文仪，经贺衷寒等太保苦求，才算饶了一命，但却撤销了侍从秘书等职务。“得意门生”康泽是复兴社的宣传处长，他起草的复兴社纪律条例博得蒋的欢心。1947年冬，康泽被蒋介石委任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卫江南。在与人民解放军争夺襄阳的激烈战斗中，眼看大势已去，康泽头戴钢盔，钻进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楼底层。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飞了进来，一声轰响，碉楼底层血肉横飞。康泽的两腿被弹片划破了皮，可他企图蒙混过关，在身上抹满泥土，脸上擦上污血，躺在尸体堆中装死，结果被冲进来的解放军查出，当了俘虏。等他换衣洗脸后，人们才认出这个方脸大嘴的俘虏竟是司令官康泽。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康泽被俘后第四天，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介石颇为自信地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随即，邓文仪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康泽于襄阳殉难。《大公报》也专门作了报道。但当月下旬《新闻天地》便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新华社于17日夜晚已宣布康泽被俘。”为此，舆论一片哗然。
　　在众多的太保中，下场最惨的是酆悌。1938年10月，酆悌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时，正值日本攻陷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时，长沙成了国民党军政人员汇集的地方。蒋介石提出，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沦陷的重要城市都未加以破坏，如为敌用，实为下策。他决定对长沙城实行“焦土抗战”。“如果长沙守不住，必要时可以付之一炬”，“我们不住，也不能让敌人住。”11月初，蒋介石又来到长沙，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酆悌也奉命出席，会上专门研究了执行“焦土抗战”方针的具体办法。
　　12月9日晚，由酆悌执行蒋介石、张治中焚城密令，火烧长沙。
　　长沙大火烧了三天两夜，火后十多天余烟不绝，古城长沙成了一片废墟，3000余人葬于火海。可笑的是，长沙城付之一炬，日军并未向长沙推进，这就更激起了国人的公愤。
　　在国人的痛骂声中，蒋介石便拿酆悌作替罪羊。他于大火后第三天来到长沙，组织军事法庭着手对纵火有关人员会审。蒋介石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军事法庭重拟判决书时又将“纵火罪”改为“辱职殃民罪”。这期间，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曾两次申述意见，求为减轻，胡宗南也致电力保酆悌，多方营救，终未能改变蒋介石的裁定。11月20日上午，酆悌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保安团第二团团长徐昆三人被押赴侯家塘山下执行枪决。
　　太保们的结局与蒋家王朝的没落
　　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太保们的摇旗呐喊反而成了国民党内外反蒋势力反蒋的口实。因此，昔日受蒋宠爱的太保们，一个个便逐渐被闲置起来。
　　贺衷寒随蒋逃到台湾后，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1971年响应蒋的号召辞去部长职务，仅任国策顾问，比较清闲。除阅读诗书外，勤习瑜珈术，对于英、俄、日、德诸国文字均能阅读。次年4月检查诊断为骨癌，不久在昏迷中去世。
　　邓文仪随蒋介石到台湾后，被任命为台湾国民党部主任委员、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60年代以后，他退出政界皈依道教。从1983年起担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后任台湾中国民主和平统一策进会主任。1991年，台湾中华四海同心会成立，邓文仪被推为名誉会长。4月，他亲率该会祭祖团到陕西桥山祭扫黄帝陵。他说：“中国统一，好处很多，海内外同胞都应为此竭诚努力。”
　　被称为蒋介石螟蛉子的刘健群，在大批国民党高级官员逃台后官多位少的情况下，于1951年10月，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仍任立法委员。后又受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挂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生活淡泊，暇时以读书写作并研究佛经自娱。1972年3月17日因病去世，终年70岁。
　　战犯康泽1948年7月16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从此开始了他的改造生涯。1964年4月9日被特赦出狱，受聘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研究专员，时有文字发表。1973年去世，终年69岁。
　　胡宗南死守西昌于最后落荒逃往台湾后，因在西北、西南的败绩遭致攻击，狼狈不堪。后经顾祝同、蒋经国及108个立法委员联名上书，这才未遭弹劾。但胡再也打不起精神来，曾改名换姓为秦东昌，最后忧愁而死，终年66岁。
　　桂永清逃到台湾后，起初不敢去见蒋介石，而是先向陈诚哭诉，并由陈带着去见蒋。在陈诚的支持下，调任“总统府”参谋长，桂永清一上任，就着手草拟三军军事训练计划，试图把国民党军队推向现代化道路。但桂永清上台不久就患重病住院，以54岁的短命告别人世。
　　郑介民，全国大陆解放前夕，离开广州跑到美国，秘密列席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大陆形势，请求美国援助台湾。不久，回到台湾，改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嗣迁“总统府战略顾问”，后任国家安全局局长。1959年12月11日死于心脏病。
　　潘佑强和葛武*5，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表面上接受军队国家化的建议，党军分开，把国民党政工组织从军队中撤了出来。此时，为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的建设操劳奔波的潘佑强痛心不已，屡屡哭谏蒋介石，希望保留政工系统，蒋介石气得大骂他无知。从此，潘佑强便被蒋冷落了。过去，他主管党政军人事考核时，得罪了许多人，这些人便趁机找他的茬儿。有意思的是，在台湾出的《中华民国名人录》上，竟没有收录潘佑强的名字。他只好忍气吞声，隐居于《名人录》之外了。葛武*5却荣幸地上了《中华民国名人录》。有人说他运气好，好在他在伪国大召开时，贿赂选民当上了“国大代表”，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大代表”一直没有再选，葛武*5竟成了终生“国大代表”，被国民党当局养了起来，直到1981年9月16日去世。
　　梁干乔，1940年10月调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处处长，企图实行军民一体，逐步吃掉陕甘宁边区。为此，梁干乔使出浑身解数，为胡宗南控制淳化、耀县地区效力。却不料，1945年6月26日，梁干乔部的耀县警备营营长刘文化率士兵一部，向我陕甘宁边区警备一旅三团二营投诚，与此同时，高里镇碉垒守敌一个排的士兵将敌排长绑了起来，也向我赤水保安大队投诚。胡宗南闻讯后，怒气大发，狠狠地训斥了梁干乔一顿。梁干乔本来就体弱有病，回家后即卧床不起，不久死去。
　　萧赞育到台湾后，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很少过问政事，也因此而很快被换掉。他对宣传工作仍情有独钟，出任建设杂志社的主任委员兼发行人。他曾编写了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现代知识大词典》。
　　曾扩情，这位被胡宗南委任的成都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战役中被俘。1959年12月4日，曾扩情被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后到东北工作，历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先后写了《黄埔同学会始末》、《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等文章。1984年11月9日在辽宁本溪去世，终年90岁。
　　复兴社元老腾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形势的发展，提出“要搞一个大组织”，把各方面的人都包括进来。1938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复兴社并入了三青团，腾杰等复兴社骨干也都进入了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从此，复兴社的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但复兴社所控制的各个系统仍在其骨干分子掌握之中，听从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故复兴社名亡而实存、阴魂一直不散。直到1946年，贺衷寒等许多人还认为有恢复复兴社组织的必要，企图以此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这一建议遭到了何应钦和张治中的反对。此后因战事紧迫，这一法西斯组织也就未能重新恢复。
　　1949年腾杰逃到台湾后，为反攻大陆，他又设计了“反共复国总体组织与总体战略”计划。
　　杜心如，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竟不知所终了。有人说，杜心如随蒋跑到台湾去了；有人说，杜心如殉国自杀了。也有人传闻，杜心如被解放军俘虏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