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膝盖疼怎么回事:日本老人成立民间组织20年在华植树1800万棵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山西大同报道

　　2011年4月8日，在开往大同的火车上，一个小伙子看着窗外一片黄土上生长的茂密松树林，不禁赞道：“这片树真不错，得种了有好几年了吧？”一旁的年长者回答：“起码有20年了。”小伙子张了一下嘴，不再说话。20年，正好相当于他自己的年龄。

　　20年，对很多人、很多事来说，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对于现年63岁的日本“绿色地球网络”事务局长高见邦雄来说，20年，有着特殊的意义。

　　1971年，高见第一次来到中国。

　　1991年，高见开始筹划来中国做绿化协作活动。

　　2011年，高见的绿化协作到了重大转折期。

　　这其间的间隔，都是巧合的20年。

　　同时，他也非常明白，让种植的松树培育到可以间伐、带来效益需要20年；树木结果后开始自然更新也需要20年。

　　黄土高原的最初探路：全军覆没

　　“经历了多次失败，还是坚持下来了。”高见邦雄对《小康》记者说，语气波澜不惊，好像在讲述一个再平淡不过的事实。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到整个过程到底有多艰辛。

　　这个来自日本鸟取县的老人出身农村，1966年考入东京大学，曾一度是左派学运的领袖，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在1970年从学校肄业后，就一直在日本积极组织一些民间活动。

　　1971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一年，他辗转香港来到中国寻求革命真理，特别到当时中国农业的旗帜——大寨去参观考察。或许，他与中国的缘，就在那个时候深深结下了。

　　其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而且日趋严重。“但是当时，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高见希望能够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来探讨和改善两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方式，在加强相互理解方面发挥作用。“环境不分国界，中国的环境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邻国日本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高见的话并非没有根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中西部地区经常受到“泥雨”侵袭，风沙天气日渐频繁。对于气候变坏的原因，日本国内舆论认为，除了本国国内的生态环境恶化之外，由大气流带来的中国黄土高原的沙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991年，高见开始频繁来访中国，并于该年11月，来到北京拜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时，请求他们：“我们想协助中国进行绿化，请给我们介绍个合适的地方。”不久后他就接到通知，为他们选择的地方，是隶属山西大同市的浑源县。

　　绿色地球网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1992年1月，包括高见在内的五个成员来到大同市浑源县调查。从北京站乘坐夜班火车前，高见在心里给自己下了警告：“要注意，前方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控制自己。”

　　他们乘坐夜里11点从北京站出发的火车，翌日清晨7点前抵达了大同站，在市内的饭店吃完早餐，便坐汽车赶赴浑源。抵达浑源后，高见的第一印象是，除了冰天冻地，还有煤烟呛得眼睛睁不开。

　　“大同是一个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降雨非常少，气温又低。”高见向《小康》记者描述，北京一般的降雨量是800毫米，但是大同的降雨量只有北京的一半，年降雨只有400毫米。有些地方年降水量不足250毫米。

　　大同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内外长城之间，平均海拔在900到1500米之间，干旱风沙等灾害性天气严重，曾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包括农村在内的大同，人均每年水资源量为430立方米，市区是221立方米，列为中国“十大缺水城市”之一。在这里，“种树比养娃还难”的局面让不少人将植树视为畏途。

　　高见丝毫没有因这里的自然环境而退缩。最开始，他和其他的创建伙伴有的是对绿化的热情。

　　调查团在出发去当地之前，成立了绿化合作项目的筹备会。高见向调查团成员提出了10万元人民币的暂定标准，按当时的汇率折合260万日元。他们采用了最简单的方式，作为购买树苗的经费提供给西留乡的龙首山和恒山南面的造林项目。

　　1993年秋天，绿化项目的树苗几乎全军覆没。

　　高见说在中国第一次种树时，他种了不少棵，但第二年满心欢喜地来看他头年种的树，却大失所望，死的死，枯的枯，能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有的树竟被当地的农民砍了，因为这些树占用了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耕地。

　　最后，这两个项目点的植树行动彻底失败。

　　从那时开始，高见邦雄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大同，与当地的农民和技术员在一起，从事植物的实验、育种、推广及相关工作。他身背装有数月用品的行囊排队买火车票，为节省费用，饭店住多人间，去便宜的饭馆吃饭，甚至有时自己跟自己较劲，频创一天花钱最少纪录。

　　援助希望小学：建立经济林

　　1993年的秋天，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见前往上寨镇下寨北村，当地破旧的小学校舍让高见为之震动，他马上想到了通过为小学校建设果树园得到收益来支援教育的主意。

　　只是那个时期，绿色地球网络正处于资金拮据状态。“第一年勉强支撑过去了，但是第二年，集资未能如愿，有的人打退堂鼓了。”由此他愈加意识到，做一项事业开始往往很容易，但维持下去会很困难。

　　当他开始向刚成立的日本环境事业团的地球环境基金部申请赞助时，对方提出了疑问：“建果树园种杏树和保护环境有什么关系呢？”高见以他1992年和1993年在中国农村的体验和感受，回答说：“该地区的问题在于环境的破坏和贫困有着恶性循环的关系，农村不能自立，环境也不会得到改善。”

　　在他不断游说之下，资金下来了，可是另一个阻碍又接踵而至，这个援助计划遭到了中国一些村子“长老们”的反对。“我们再怎么穷，再怎么苦，也犯不上要日本人的施舍。”

　　这么多年至今，对高见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与当地人的交流，那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在这一点上，只要想想大同曾在日中战争中遭受了多么沉重的灾难，就不难理解了。”高见说，这是他从事工作的最大障碍。有人当面骂他日本鬼子，有人质疑他的行踪，甚至还有人放狗咬他。只是，高见没有退缩，他反而一步一步地更加靠近当地人。“现在村里一些80多岁的老头见到我就说‘那个姓高的孩子又来了’。”

　　1994年春天，绿色网络植树团抵达大同后，马上接到通知，希望他们去参加下寨北村小学果树园的开工仪式。高见立刻赶过去，他看到一些留着胡子的老人们坐在周围有说有笑地观看着。后来才知道，这是县里青年们努力的结果。果树园开工时，为了说服村里人，他们在此驻扎了两个多星期。

　　村里最后得出结论：“时代变了，作为和平与友好的象征，接受果树园。”并说：“很难有机会一次得到那么多钱，如果是分给各家吃掉喝掉，这钱就糟蹋了。我们要把钱用在有利于将来的事情上。”村里把高见他们准备的劳务费统一管理起来，计划用它翻盖小学校舍。当年9月，贴着瓷砖的漂亮校舍盖好了，“速度非常快，孩子们再也不会挨冻了。”高见感慨。

　　自此之后，生长在贫苦农家，很了解农民的高见调整了他的环保战略，找到了促进环保与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农民素质的结合点，以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他也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建造防护林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和风沙，是以长期利益为目的的项目，等待结果出来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而种植果树，对农民来说，是中期利益的项目，如果顺利，四五年就会看到成果，而小学校和供水设备的建设是短期利益项目。他开始认识到，把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只是事情远远不像他所想的那般进展顺利。

　　1994年春天，高见从并不充裕的资金中拿出大半部分集中投入到大同县徐瞳乡，在1200亩地上种了6万棵杏树。

　　1996年夏天，高见再次来到徐疃乡，在去乡政府的路上，高见让车停下，然后走进杏树地里，一瞬间他完全懵了——6万棵杏树转眼间就全军覆没了。在心痛之余，高见找到了失败的根源：啃食树苗的野兔，影响嫩苗形成冬芽的蚜虫，还有掺进来的假树苗和对现状泄气的当地工作人员。

　　之后有一次，日本NHK电视台在绿色地球网络的配合下，作为系列节目《神秘的地球》之一，开始制作《黄土高原——寻找失去的森林文化》。节目编导说也想采访失败的教训。“打上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徐疃乡，我在现场的地头，对着镜头，述说着失败的经验。看到残留在地里没做田间管理而苦苦挣扎的杏树，不禁一阵悲伤，说着说着，悲凉之情涌上心头，我失声大哭。”而此时，摄影师把镜头无情地对准他的脸，紧追不舍。

　　尽管回忆徐疃乡的失败对高见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在经历了那次失败之后，他成熟了许多，开始正视困难，从根本上考虑如何运作。“如果在那里一帆风顺的话，也许会把徐疃乡作为样板，现在还在做着同一件事情。”

　　确实，正视失败是非常重要的，如高见所说，在那之后的成果都是在那次失败后产生的。

　　失败后的成功：5500公顷绿化面积，1800万棵树

　　从1995年春天开始，绿色地球网络在大同市北部的大同县、阳高县开始了油松、樟子松的造林项目。项目规模大小不等，当筹集资金较多时，一个绿化点的面积就能达到100公顷以上，资金少时面积就在20公顷左右。7年之间，绿色地球网络在两个县建立的规模在150到300公顷的绿化项目就有4个。之后，高见又开始在新荣区、左云县、浑源县、灵丘县等地开展了同样的项目。

　　1999年7月，高见去浑源县吴城乡查看果树，4年前的春天，绿色地球网络曾为这个乡振兴村的小学建设附属果园，在5.3公顷的土地上栽种了4500棵杏树。而该乡在以后的几年中又开辟了400公顷的果树园，栽种了30万棵杏树。让高见大感欣慰的是，杏树获得了大丰收，全乡的杏树收入达到了100万元以上，收入高的农户达到一万元，数目相当可观。

　　同年，绿色地球网络决定在上寨镇南庄村村外建设植物园，那里离碍寺山天然林不远，地形相似，紧靠108国道，交通方便。他们购买了86公顷土地的100年使用权，大部分是山地。

　　“现在植物园里最大的树胸高直径已经达到25公分了。树高12到13米。比其他地方的树要长得快得多。”高见拿手臂夸张地比划道。高见希望这个植物园能够起到示范作用，让关心生态环境的人来关注，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内涵。“只要努力，就能把原本的秃山变得非常繁茂。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并非盲目大量种树，而是恢复它原有的面貌。”

　　到目前为止，绿色地球网络在大同总共绿化面积为5500公顷，种树1800万棵，成活率在70%以上。看着各个植树造林点绿色成片，高见禁不住百感交集。

　　20年前，一起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五个人，如今只剩下他一个。其他4人都认为在大同植树成功的希望很渺茫，最终放弃了，只有高见一直坚持到现在。虽然种树才是主旨，但真正耗费精力的却是筹措资金，那需要投入百分之七十的精力。高见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同做绿化，另外的三分之二时间，就是在日本到处筹集资金。

　　“有人甩手不干，资金筹措处处受挫，想起来像是一场恶梦。”20年间，到处奔走化缘，但大部分却没有结果。高见曾经几次想放弃，也经常回家发牢骚，那时，一直默默支持他活动的夫人对他说，你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痛苦，可以不干呀。“那时她如果对我说，你要好好干，我肯定就放弃了。她太了解我了，知道如果想让我向东走，就说往西去。于是我就会朝东去。”

　　现在，不算日本的事务所员工工资，仅仅每年投入到大同的费用就要三四百万元人民币。高见仍然为筹钱而辛苦。“即便资金比过去多了，但是中国物价涨得厉害，人工费也涨得厉害，所以，每年新增的面积要比过去少了。”

　　让高见感到头疼的不止是这个，前不久发生的日本大地震也让绿化活动受到重创。“我纠结了很久，这次到底来不来。”日本灾害很严重，也需要他们的帮助，但是想到在大同的绿化活动已经坚持了20年，并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期，高见最终还是坚持来了大同。“我们过去绿化点的土地现在政府有别的用途，收走了一些，我们必须开辟一些土地，做一些重建，交接工作，这些东西必须处理。”

　　下一个20年

　　他的坚持，不仅让日本人觉得他奇怪，中国人也对他表示不解：“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来中国搞绿化，而且一搞就是20年？”

　　这个偶尔冷幽默的老人自嘲道：“聪明人早就跑了，但是我太傻，腿又比较短，逃得太慢，所以只好留下来接着干。”

　　“如果没有高见，以后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着花白胡子的老人西峯亮三说道，老人是今年4月9日绿色地球网络自费来大同的代表团中最年长的一位，已经75岁。这是他第二次来大同绿化，第一次是7年前，那时，一直对日本植树环境抱有忧虑的西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听到了广播中高见的话，当即就决定参加这个组织。由于地震，今年来大同种树的代表团人数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但也来了30人。

　　“与其说绿化，不如说是在人生的感悟中获得了很大的感动。我们到中国的希望小学跟孩子们一起种树，我看到孩子们的表情特别天真烂漫，眼神特别单纯，一下子把我带到了我的少年时代，跟我小时候是一样一样的。”谈起来大同绿化的最大收获，西峯很激动：“孩子们那么热情地欢迎我们，让我挖坑、种树更有劲了。”

　　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鹤田惇对老人的话深表同感，此次大同行，这位在京都大学修读森林科学系的90后已经和当地的孩子们打成一片，舍不得离开了。“在此之前，我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沙漠化的情况。”鹤田说，“还有比我更热情的人。”他指了指一旁戴着眼镜、身材小巧的80后女生太宰初夏说，“她去年曾一个人来到大同做考察研究，买不到火车票，就一路搭车，把地名写在纸上问路过来的。”

　　2011年4月10日，代表团一大早就赶往大同市天镇县三十里铺乡，参加了乡小学“希望果园”的建园劳动——种杏树。当代表团的团员们一个个拿着铁锹挖完坑，把杏树苗埋在土里后，当地小学的学生们就拎着水桶一拥而上，把水浇在上面。

　　“我有种感觉，如果不是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切的热爱，这个团体是如何能坚持到今天的呢？”三十里铺乡的刘乡长看着眼前的景象，发出来自内心的疑问。

　　人改造自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在不适合种树的地方种树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是大量种树，而是恢复它原有的面貌。我特别希望中国人了解这个意义。在中国好多地方一说绿化就一窝蜂去种树，结果种的树很多都死了。即便这些树全部长出来，对于水的储存来说，影响也是负面的。大家应该慎重考虑后再去种树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山西大同报道

　　《小康》：当初成立绿色地球网络的初衷是什么？

　　高见邦雄：人们不会因为一个单纯的想法而采取行动，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我从1991年开始就频繁到中国来寻访，跟中国还是很有缘分的。另外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但是同时也带来很多环境上的污染，大气污染，还有水的污染。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看到重庆排出的污水，从嘉陵江开始流到长江。当然日本也存在这种污染的状况，但是日本的河流比较短，很快就排到海里去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在这样一个工业污染比较严重的状况下，作为一般的国民和草根阶层，这个时候我开始考虑筹建一个这样的组织。

　　《小康》：是因为您看见中国的现状成立了这个组织，还是因为这个组织才来到中国？

　　高见邦雄：应该说是同时进行的。我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到中国来找地方，然后就有人给我介绍这个地方。最初我只有10万人民币，合日元是260万，因为要搞这件事情，1992年1月成立了一个绿色地球网络筹备委员会，然后就到中国来了，后来经过团中央的人介绍，到了山西浑源县，然后在浑源县达成协议，团中央新闻部部长到浑源来下乡，于是我们就跟来了。

　　《小康》：您如何筹得第一笔资金的？夫人是否支持你的事业？

　　高见邦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总干这种事，夫人都已经很习惯了，没有任何怨言，还帮我们做财务。第一笔资金是从自己的朋友间筹来的10万元人民币。第一年钱比较好筹集，一下子就筹集到了，大家都凭着兴趣，觉得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都积极参与。但是因为第一年在浑源县西留乡做的项目都失败了，大家都觉得很伤心，丧失了信心，最聪明的人就最先脱离了。然后最傻的、跑得最慢的人就留下来了。最早第一年来的五个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有很多问题，比如自然环境恶劣，中日历史文化遗留问题，当地人员的不配合，人员的频繁流动，种的东西都死掉等等。我腿太慢，跑得太慢，没退出来。

　　《小康》：您说过您认为自己坚持下来是因为太傻了，可即便这样，20年里你还是继续做下来，是不是感觉很矛盾？

　　高见邦雄：是这样的。很纠结。一边觉得很傻，一边又继续做。我总是说，我是傻瓜，我才做。聪明人不会坚持做的。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环境也是，一旦被破坏了，要想恢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现在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我考入大学的时候是想研究核物理。这次地震福岛核电站爆炸非常严重，如何恢复很难下定论。

　　这次在日本发生大地震，究竟还来不来中国呢？我也纠结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日本灾害很严重，也需要我们帮忙，但是我毕竟已经是63岁的人了，像16年前阪神大地震，我就第一时间组织志愿者去灾区参加救援活动，但现在精力已经不够用了。另一方面，是中国已经坚持了20年的绿化活动，我觉得有些事情也必须来处理，虽然日本也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这次还是坚持过来了。

　　《小康》：现在你们每年全部投入的资金是多少？

　　高见邦雄：包括在大同的绿化经费，包括在日本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一年大概需要八千万日元，六百多万人民币，仅大同这方面的费用就要三四百万人民币。

　　《小康》：你们每年都有绿化的规划吗？

　　高见邦雄：我们每年年初都会有一个计划，但是现在整个的目标面积有所减少，在日本筹集的资金并没有减少，但是中国的物价涨得厉害，包括人工费。钱比过去多了，但是干不了过去那么多的事儿了。新增的面积比原来要少。到目前为止，总共绿化面积是5500公顷，种树1800万棵，成活率在70%以上，如果是绿色网络亲自监督的，成活率就会很高，委托给别人做，成活率会低一点。

　　《小康》：树是很吸水的，如何保证地下水的供应？

　　高见邦雄：你说得很对，有这个问题。其实人改造自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比如说沙漠本来就是沙漠，不适合种树就不能去种树，种了树没有任何意义，大同以前是有树木的，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是大量种树，而是恢复它原有的面貌。我特别希望中国人了解这个意义。在中国好多地方一说绿化就一窝蜂去种树，结果种的树很多都死了。即便这些树全部长出来，对于水的储存来说，影响也是负面的。大家应该慎重考虑后再去种树。

　　《小康》：其实治沙关键是保持足够的水，但是我们无法保证人工想要多少水就有多少水，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高见邦雄：在吐鲁番，年降水只有20毫米，还种了很多树，都长得很茂盛。为什么？因为人工浇水。现在还有用地下水来浇的。在某些时期，只要投入人力、财力，就可以在20毫米降水的地方实现种树。一百年以后会怎么样呢？谁也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不浇水的话，树会全部枯死。沙漠就是沙漠，本身就是自然现象。如果是人为造成的沙漠、农田的话，就要想办法尽早恢复植被。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要继续防止沙漠化发展。但是怎么来防止呢？沙漠化时间已经很长了，要恢复原貌是很困难的，我们能够做的是着手把最近被沙化的地带来做一些恢复措施。沙漠跟沙化是两个概念。

　　《小康》：与当地签署的20年的合同快到期了，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还有对今后的继承人是如何考虑的？

　　高见邦雄：现在是非常复杂的时期，很难说，大同的改造步伐太快，去年我们有一个基地中心，可以住宿，开展活动，今年大同市要把它规划成科技园区，所以我们都得搬家，损失肯定是有的，但是怎么减少损失，我们也是绞尽脑汁，要重新选择苗圃，基地也要建。关于接班人，现在还没有考虑。而且现在已经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日本核电厂的爆炸让人很担忧，我学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更觉得很恐怖，日本能不能从震灾中恢复，我都觉得很难把握。

　　《小康》：您在中国做绿化那么多年，感觉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高见邦雄：我一直在想自己不能再这么傻下去了，可实际上我是越来越傻。我的老师跟我说，如果你不是彻头彻尾的傻瓜，你根本做不了这个事情，但是要纯粹变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要想成为傻瓜，就必须把自己的欲望先抛弃。当时去大同种树，完全没有想到要什么回报，或者说得来很多荣誉带回去，但是起码我希望我用好不容易筹到的钱种的树，能够长得非常繁茂。

　　沙漠化时间已经很长了，要恢复原貌是很困难的，我们能够做的是着手把最近被沙化的地带来做一些恢复措施。

　　防风治沙的关键在于一种民族精神

　　——专访国家林业局治沙办副主任 王信建

　　中国在防沙治沙方面位于世界领先地位。沙区那么艰苦，人们吃水都困难，还要取得那么大的治沙成绩，让世界刮目相看，没有一种精神做不到。这才是我们治沙能取得成果的关键所在

　　对于在山西大同种树20年的高见邦雄来说，防风治沙的关键是尽力去恢复土地原有的面貌。实际上，几十年来，我国在防风治沙上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通过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工程的带动，我国土地沙化总体上实现了从扩展到缩减的历史性转变，全国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90年代的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717平方公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甚至获得了国外的好评。

　　对此，《小康》杂志就我国防风治沙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等对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副主任王信建进行了专访。

　　每年从沙土里抢回半个县

　　《小康》：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防风治沙的情况？

　　王信建：我们主要是靠监测来掌握沙化土地的变化情况。这个监测是国家级监测，监测结果五年向社会发布一次。上次监测是2004年，我们在2005年对外发布的情况是：我们国家的沙化土地，首次实现了净减少。原来每年向外扩展的沙化土地是3436平方公里，这相当于我们国家一个中等县的面积被沙化掉了。根据我们1999年开始到2004年这五年的监测情况来看，沙化土地从每年的3436平方公里减为1283平方公里。其实就是每年从沙化土地里抢回来半个县的面积。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数字，是我们国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检测的沙化土地首次实现了净减少。但是，这个数字也是很脆弱的，因为它还有可能反弹。从2005年到2009年的这次监测再次证明了，我们在继续往好的方向发展，原来能从沙化土地夺回1283平方公里，这五年当中，夺回来的面积变成1717平方公里。就是说在我们连续两个五年的监测里都已经实现了净减少。这说明我们国家重视生态建设，重视防沙治沙。

　　《小康》：在具体操作上，目前关于防风治沙的措施有哪些？

　　王信建：目前，我们在治沙方面摸索出一整套的经验做法和模式化治理。我总结出来有这么几个原则，第一是乡土的原则，要以乡土树种、本地树种为主，几千年来这个地方就长这种榆树，就长这种灌木，那就是原汁原味的东西，外来的东西它不习惯；第二，灌木的原则，我们大多选择灌木，因为乔木用水多；第三，雨养的原则，这个地方天降雨只有200毫米，那你就种适合200毫米生长的植被，这就符合自然规律；第四，因地制宜的原则。山上和山下不一样，阴面和阳面不一样。此外，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我们的沙化土地相当一部分以前是草原。因为滥放牧，超载了以后，草畜不平衡它就沙化了。草原沙化以后，要再想恢复，人工种草是不行的。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封起来，不种。封起来以后那里就不能放牧，不能搞一些破坏的活动了，就让它自然恢复。

　　《小康》：三分植树，七分管理，那么在管理上的投入是怎样的呢？是否要跟当地农民进行合作？

　　王信建：三分投入，七分管理，这是对的。就像养孩子似的，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一亩地种下去以后，兔子啃，鸟吃，人为破坏，这些因素都有，国家提倡的是生态治沙，我们大部分的治沙主力是沙区的农民。所以我们在考虑治沙的时候，还要考虑农民的收益、利益问题。农民承包也好，还是别的方式也好，就是要归他管。所以现在整个国家在搞林权改革，制度改革，承包落户。这是制度性改变的一个方面。另外，我们同时也尽量想办法让他们有利可图。比如说在新疆干旱地区种植的梭梭，下面能结出肉苁蓉，效益很好，一年结好了，赚几千块钱没问题，一亩地能挣两千块钱。当然这个推广要有个过程，农民接受它也要有个过程。

　　防沙治沙将给省长打分

　　《小康》：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王信建：我们最早治沙是在1948年，新中国还没成立以前，在解放区，河北就成立了治沙局。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启动了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到了新世纪，我们又启动了这个京津风沙源工程，涵盖五省区，七十五个县，保卫北京。

　　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概括。一个是工程体系，我们有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都在防沙治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工程体系我们已经比较完备，当然，随着国力的增加，还要加强。第二，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在加强，也比较完备。比如说我们有《防沙治沙法》，是全世界唯一独立的防沙治沙法。国务院有专门的政策规定文件，专门对防沙治沙的决定，还有全国的防沙治沙规划，五年一期，我们这次准备变十年了。

　　在2007年全国防沙治沙大会上，国务院授权国家林业局和全国重点沙区十三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订责任状——防沙治沙责任状。国务院在2009年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考核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的目标责任，就是要给省级政府打分的，我们今年就要开展了。要到各省去打分。给新疆，给内蒙，给陕甘宁，青海等省长们打分，60分还是100分，将结果报给国务院，同时报给中组部，你要这一部分做得不好的话，下一步任用干部就要考虑，不光看GDP，生态指标也很重要。

　　防沙治沙在我们国家是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任务很艰巨。我们现在有工程体系，有政策体系，有法制体系，有监测体系，有科技推广体系，另外实际上还有表彰体系，还有国际社会的合作、履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了。下一步的治沙，我们会在这样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高。只要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我们防沙治沙只会形势越来越好。所以，国外说，防沙治沙看中国，中国在防沙治沙方面位于世界领先地位。以后，我们还会加大治理，加大投入。

　　《小康》：达到这种成绩的关键在于？

　　王信建：关键在于中国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在沙区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就这么奉献着。我们给每亩地，无论你种树也好，种别的也好，补助两百块钱。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开地、整地，沙子是流动的，首先要画一个草方格，用稻草、秸秆等材料扎成方格状，让沙子别流动，一米见方。等沙子不流动了再把这个苗种下去，这样才能保住，三年以后长大了，草方格也没了，树也扎根了。单是这个草方格就需要六七百块钱。如果他不艰苦奋斗，这个沙能治住吗？我们能实现1717平方公里的成绩吗？能从沙子里夺回半个县吗？沙区又那么艰苦，人吃水都困难，牲口吃水都困难，还要取得那么大的成绩，让世界刮目相看，没有这种精神做不到。

　　《小康》：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比如乱开垦等？

　　王信建：边治理边破坏，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因为有些地方毕竟要发展经济。科学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但是经济建设不一定要破坏环境，应该统筹兼顾。贫困地区还存在破坏现象，农民要用柴，人要吃饭、要烧柴。治沙要先扶贫，在治沙的同时还要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兴林富民，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正说着，他头上老旧的帽子被吹歪了，下一刻，他疲惫的双眼就充满了笑意，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是一群拿着水桶给树苗浇水的农村孩子们。

　　或许，这个自称是个傻瓜的日本人，已经开始在等待下一个20年——这些孩子和树苗都已长大的下一个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