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浴店如何经营:刘长乐：只有幸存者 才可能成为建设者1

刘长乐：只有幸存者 才可能成为建设者
2011年04月28日11:13南方人物周刊杨潇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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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未及弱冠的凤凰在一块坎坷蹭蹬机关重重之地闪转腾挪，发展壮大，而其领路人，正是老谋深算、深谙界限之道的刘长乐，他说：只有幸存者，才可能成为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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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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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香港，刘长乐与代表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戴格里签订合约，开办凤凰卫视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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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凤凰卫视60小时播不停，为了庆祝首次大型直播的成功，刘长乐和主持人在主播台的蓝天白云布景下合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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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下午，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刚刚做完连线，一个人回到东京的办公室。北京时间13时46分，她突然感到强烈的震动，屋内许多设备掉到地上。而在香港总部，凤凰卫视中文台助理台长黄海波正在和原朝日电视台编导高桥正阳通电话，对方一直在喊“地震了！地震了！”
从13时48分到13时50分，李淼连续发出了3条微博：“东京又地震了！不是狼来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天呐！”这时电话已经不通，李淼通过微博私信和MSN找到了香港同事，开始直播。“我记得很清楚，几分钟后，突发字幕新闻画面进来了，两点整，李淼已经在屏幕中出现，与香港连线。”人在总部的凤凰卫视行政总裁特别助理段敏说。
消息不断涌入，凤凰资讯台执行台长董嘉耀打电话通知播出部门，取消广告，打通直播。“之前有一次台湾大选直播，因为节目有广告冠名没法调整，老板发火了，说节目先做，广告的事由他去协调。所以这次我们根本不用请示广告部。”
他们的老板、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通过资讯台部署报道：李淼镇守东京；宋看看飞北海道，然后南下青森接近震区；闾丘露薇中断两会报道，飞东京，然后去仙台；而“日本通”黄海波想办法进福岛。
3月13日上午，政协会议闭幕。刘长乐一直在台下发着短信，军队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他通过总装备部拿到了5套最先进的防辐射服和测试仪，让记者秦枫立刻送往日本。然后又通过在日本的朋友联系到一家飞行员俱乐部，租到了一架私人直升机，黄海波拿到防护服后立刻飞往福岛现场发回报道。
凤凰资讯台连续直播了3天，举全台之力，动用了120到150人。10年前，凤凰因为对“9·11”事件的报道一举成名，在国家电视台看不到画面的大学生们甚至到三星级宾馆包房收看凤凰的直播，这家地处香港、主要受众在大陆的电视台用自己的国际报道、评论和谈话节目，证明了在自由报道与喉舌之间，还有很大的言论空间。然而10年后它却难再一枝独秀，不只是央视，多家省级卫视也在直播日本震灾。
“据我们了解，央视做这个项目的有1000人，”董嘉耀说，“他们翻译处理稿件的就有100人，我们只有5个人，他们可以做100条片子只用30条，我们撑死就能做30条。压力非常大。”在前线，央视记者何润锋也赶在了凤凰记者前面，而他正是被扩张中的央视从凤凰挖走的人才。
但是凤凰仍在努力寻找制胜之道。董嘉耀说，我们看央视的报道，看它的角度和口径，我们要比它更多元和丰富，像这次央视的日本报道放得比较开，我们就要（尺度）更大一些。但是他也承认，“也许人家还是要交错地看我们和央视了。”
凤凰很快又赢来机会。日本地震一周后，世界媒体的头条已经变成了联军空袭利比亚，在这个更需拿捏的领域，央视的报道被一些网友评论为在卡扎菲政权与反政府军之间不够平衡，与此同时，凤凰的两路记者已经分别从埃及和突尼斯进入班加西和的黎波里，“我们不仅要听你卡扎菲说什么，我们还要听班加西的反政府军说什么，你要增加可信度，就要让观众了解事情的全貌。”刘长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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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可能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传媒人之一，当他穿着一件淡蓝色休闲西装出现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办公室的会客室时，气场并不十分强大，这或许是因为身形的消瘦，一年半前他开始了减肥计划，3个月内就减掉了三四十斤。他的脸上挂着天然形成的微笑，好像能同时用目光打量相邻而坐的两个人。走廊里传来咚咚咚的跑步声时，他停止了说话，迅速浮现出走神的表情，“我出去一下。”然后他抱着自己的小外孙从会客厅走过，他们在一堵电视墙前停了一会儿，那里的4个屏幕按顺时针依次播放着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CNN和央视新闻频道。
他的3个手机在沙发扶手上依次排开，如果算上iPad，他随身携带着4个移动终端。在香港时，他每天早晨起来固定读一份日报，查收公关部发给他的海外和内地媒体资讯，近几个月的新变化是刷微博，他关注了六十多人，除了凤凰的员工外，还有他的朋友和一些意见领袖，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账户，因为他一个字也没写过。看微博时他经常有冲动想说点什么--最近的一次是香港某家报纸报道凤凰卫视台庆宴客时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中毒”--但每次都忍了下来。
看得最多的还是资讯台，“他随时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要求汇报记者的安排，”董嘉耀说。
“卡扎菲北京时间12点多开了一个记者会，凌晨1点的新闻没体现出来，老板不干了，1点半打电话来，敦促两点的新闻要上。两点的新闻上了，看了，打电话来说不错3点的要跟进……然后看7点的早班车，又问：为什么早班车没放头条？你都不知道他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董嘉耀家里有4台电视，洗手间里都有。
在央视新闻评论部1990年代掀起的风潮渐趋沉寂后，凤凰以鲜明的商业电视台的姿态接手了改革，刘长乐正是背后的操盘手。
“一般人认为刘老板是个文化人，但我经常跟他开会，从管理的角度觉得他是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董嘉耀说，做记者出身的人一般是纯内容思考，有新闻就去报道，不太会去考虑资源最大化、挖潜、与别人合作如何利润最大化等等问题，“以我的了解，他没读过MBA，有时就很诧异，他怎么会这些东西？”
“最挖地三尺的资本家啊。”窦文涛玩笑着说，一分钟前他还在赞美刘长乐总惦记着夸人。听起来这两点是“对立统一”的：“他平时和你闲聊，知道你有个什么长处，都记着呢，随时要拿来用的。私下知道了你的个人兴趣、生活规律什么的，也都记着，要是有了合适的题，一下子就会找到你。”
“老板任何一个机会都不会放过的。”2007年，段敏陪刘长乐、王纪言赴朝鲜观看建军75周年阅兵式，本来朝方不允许报道，刘长乐下飞机就直奔书店找历次阅兵的录像带，又向朝方争取现场报道权，说可以通过报道展示人民军的强大，终获同意。因为没有记者，段敏临时上阵，和香港做了电话连线的直播，“在羊角岛酒店里租了个套间，为了省钱，只租了半天。”
相比之下，国内报道更加困难。非典时卫生部长换人，凤凰接到通知不让直播，刘长乐指示记者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低三下四地去请求，去‘磕头’，我们的记者和赵启正主任跟着新部长高强，从6楼跟到1楼，他就在电梯里做了同意直播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