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廉租房不该给“劳模”

[导读]廉租房是专门照顾穷人的居住需要，而不是用来激励工作成就的；是优先照顾无劳动能力或失业的弱势群体，而不是用来奖励“劳动模范”的。

秦晖 著名学者　　

原题：“福利房”与廉租房

都市新移民居住区的几种可能

　　从理论上讲，都市化过程中大量新移民的居住和安家问题无非是下面这几种可能：

　　第一，如果这些移民足够富裕，他们自然可以与一般市民那样购买或租用普通商品房。但是经济规律决定了房地产价格低廉的城市通常都是不能吸引移民的萧条都市、夕阳都市，而能够吸引移民的繁荣都市、成长期都市房地产价格通常都很高昂。因此几乎在一切国家，中国自然也不例外，能在这样的城市买商品房安家的人，在新移民中只能是极少数富有的“投资移民”，作为城市新贫民的打工者，至少在进城初期是绝少有这种可能的。

　　第二，如果是“福利国家”，则政府要以保障性住房(廉租公屋或福利价格产权房)来解决穷人的居住问题。其中又有集中兴建这类住房与分散安插这类住房两种选择。两者各有优劣。但无论哪一种，都有一个申请资格的问题，即必须是穷人，现在住得比廉租房差，而且又不可以被驱逐，这样才会形成申请者群体，然后以排队或抽签等方式申请保障房。

　　第三，如果实行偏向于“自由放任”的政策，那就会对穷人自己解决低成本居住问题的安排持宽容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穷人“私搭乱建”，或允许廉租私屋存在。两者都可以归结为承认“贫民窟”的存在。事实上，前述第二条的“福利国家”政策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只是由于福利国家重视保障房的建设，可以使贫民窟住户较快申请到公屋，不至于久困贫民窟并使这种简陋社区不断蔓延扩大而已。而“自由放任”国家由于公共资助少，新移民只能靠自己奋斗、谋求积累来摆脱贫民窟。在经济高速增长、穷人就业率高、收入增长快的情况下他们比较容易走出贫民窟。但如果国家“自由放任”而经济增长又因某种原因相对停滞，贫民窟就可能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甚至不断扩大的“城市病”了。

　　第四，还有一些国家对城市新贫民的居住实行所谓“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政策，其中又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流动劳工”制度，或曰“两栖人”制度，即以集体工棚形式，只让新贫民作为“劳动力”单身进城出卖青春，形成“35岁现象”、家庭分离与“回乡养老”体制，以图既规避城市福利责任，又避免市区出现大量穷人家庭居所即贫民窟。但这种体制第一依赖于严厉的“城管”政策，第二依赖于在乡村对农民土地的管制(土地归“公家”——部落或村所有，农民不能自由处置，于是统治者就假定他们是“有退路”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搞不来，能体现这种做法之“优越性”的，在当代大概只有我国和1990年代以前白人统治下的南非。

　　第五，上述“两栖人”制度如果维持一代人左右大都会发生严重问题，因为那时无论怎么管制乡村土地，已经长期进城的新贫民都几乎不可能再退回乡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制度性歧视又仍然存在，可能的另一种安排就是像南非的索韦托，即实行隔离制度，在城区之外划一块地区形成封闭式贫民区，其他地方都不许穷人进来安家，否则就成为“违章建筑”，要予以犁庭扫穴式的驱逐。这样都市主城区仍然会是豪华壮观的“美丽城市”，但同时会有一个贫民窟的“城外城”出现。

　　第六，当然，如果不搞市场经济，就可以完全禁绝自由迁徙，把城市划为特殊身份者居住区，把非特许的全部穷人都赶走，或者不许其进入。这样即便国家发生饿殍盈野的大饥荒，城里也不会出现棚户区，而仍能维持煌煌帝都的雄伟景观。我们过去就曾经是这样，今天的朝鲜也仍然是这样。但是显然，今天的中国已经越来越远离了这种状态。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我想，要么没有城市化，要么大量移民海外，否则除了上述六种，我还真想不出什么别的可能。

　　廉租房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在改革时代的30年里，我们实际上是从上述第六种状态逐渐转向了第四种状态。但是如前所述，这种状态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而第二、三、五种状态的势头都已在我国出现。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接受第五种，也特别回避第三种，于是，如今的主流宣传似乎都指向了第二种——也就是以廉租房来解决穷人安家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强调民生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更是不断升温。

　　这种想法固然值得赞许。但是，廉租房制度其实是我们向西方学来的一种福利制度，有人说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安排，其实，它固然与“拿钱买房”的“资本主义”交易原则不同，却也很难说是“社会主义”。毋宁说依我们过去的某些界定它更像是“共产主义”的安排，因为它的分配原则是“按需分配”，并不是“按劳分配”。廉租房是专门照顾穷人的居住需要，而不是用来激励工作成就的；是优先照顾无劳动能力或失业的弱势群体，而不是用来奖励“劳动模范”的。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西方的东西，它在我们的土地上没有先例，而且是与我国过去的许多做法(不仅是“商品房改革”中的做法，更包括改革前的“住房待遇”制做法)完全相反的。不改变这些做法，廉租房制度就很可能被扭曲。

　　这是因为，我们过去那种“住房待遇”制虽然也被称为“福利房”，其实它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福利制度是相反的。他们的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社会盖的，不是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我们政府的房政部门也直接管一些不属于单位的房，有的地方叫直管公房，有的叫经租房，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房？都是城市里的危房、破房、旧房，北京破破烂烂的四合院等，基本上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我们的街道房管所历来穷得连维修旧房都困难，更何谈盖新房。那么我们改革前的住房投资哪里去了？都给了各“单位”。这是与他们迥然不同的。

　　第二，他们福利房的分配标准，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贫穷，也就是说它是给穷人盖的，不是给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盖的。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的是左派掌权的高福利国家，有的是右派掌权的、比较自由放任或者说是低福利的国家。但是民主国家的福利就是照顾穷人，无论高福利、低福利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所谓高福利就是穷人受照顾的程度更高，或者是福利的覆盖率更大(不太穷的也能受照顾)，而低福利无非是照顾少一些，或者覆盖率低一些(只覆盖最穷的人)。但是像我们改革前那种只覆盖有特权者的“负福利”制度，他们无论高福利低福利都是不会这么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