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分期人工客服:户籍和学籍的壁垒是身世壁垒的主要表现

借读费取消新费用浮出水面 不平等待遇依然存在

所谓“借读费”，是指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少年因家庭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为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问题需要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的义务教育，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缴纳的借读费用。

据了解，早在2004年，北京就取消了外来农民工子女在公办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用，而从今年起，非农业户口和北京户籍的在京工作人员的子女，也能享受北京孩子的就学待遇了。应该说，全面取消借读费是值得赞赏的。但通过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利民之举，并不能解决外来务工者的孩子在上学过程中遭遇不公的问题。15岁的王博随父亲从山西来到北京，今年刚上初中，他告诉记者，虽然借读费大家都不交，可是涉及到其他费用，外地人和北京人的差别就出现了。王博告诉记者：本地的孩子校服费用不交，而他们这些费用就必须要缴纳。现在一套校服最次的是二百多，学校有时候要发三套校服。

外地孩子和北京孩子的差别不仅存在在费用上，真正的差别体现在一些其他的方面。王博说：“上课的时候，老师专门叫本地的，外地的很少叫，还有分配任务，几乎全是本地的。说外地可能以后就会转走，就让本地的学生当班长什么的职务。”这些点滴事情，在这个孩子看来觉得有点不公平。

同样感到不公平的还有16岁的龙龙，他说在08奥运会期间，老师带着北京的孩子们参观了水立方，而他们这些外地的孩子甚至不知道这个消息。

差异性收费貌似合理 实则荒谬

外来务工子女在就学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尤其是就学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问题，使得“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变得很难实现。那么取消了借读费，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在费用上还有哪些不平等呢？家住顺义的李先生告诉记者：本地的孩子书本费、校服费都没有，但是外地的孩子和借读的孩子，书本费还有学校发的统一的校服的钱，外地上学的孩子都得交。同在一个班里上课，北京的孩子享受免收书本费和校服费的待遇，而外地的孩子就得收取书本费300元，校服每套也200多元不等，和500元的借读费相比，几乎还要更多。看来，这项减负的措施，实际上并没有减轻外来务工者的经济负担。

但是让李先生真正犯难的并不是这些费用的增加，而是北京的学校门槛提高了，招满了以后就不再收这些孩子了。

家长这种望子成龙成凤的心理并不应该成为学校对外来人口收取额外费用的借口。校服和书本费到底是合理的收费项目吗？为此，记者咨询了北京市教委的工作人员，他们解释道：“其他费用该怎么收怎么收，至于校服，校服本身就应该收钱，没全都取消，北京市孩子的校服也得交钱。对于我们所了解到的北京孩子不用交钱的问题，工作人员给得答复是：那是区里财政部门拨款。

这种差异性收费貌似是一种被教委认可了的行为。可是，被认可了是不是就真的合理呢？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专门研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的专家，北大教育管理学院的丁延庆：“从一些个案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从城市的初中小学入读，咱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费用一直在产生，这个实际上中国老百姓长时间习惯了，上学就要收钱，印卷子那能不收吗？实际上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体系是不收的。除了三套校服，一个人是200块钱，本地的不交钱或者交得少，这是明显的一种歧视，明显是不合理的，学校行为，非常荒谬的。”

实际上义务教育应该是全部免费的，学校不应该收取任何费用。而家长们配合学校交纳所谓的试卷复印费等等，正是反映了中国家长普遍存在的一种惯性思维。那么，这种教育不公的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丁延庆告诉记者，关键问题在于教育资源分配上不平等，使得公立学校变成了买方市场，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相对的，就因为我们人为制造了这种巨大的差别，才使得我们发现了有优质教育资源和非优质教育资源。如果说给所有的学校一个合理的水平，也不存在这种问题了。那么从目前我们的投入来说，如果真正做到平均分配，一个理想的场景，我相信基本的条件都能够满足了。

规定不统一和排外意识，尽显平等教育的缺失

北京市取消借读费的新政策，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确实是“暂住思维”退位的体现，可是通过记者调查发现，在就读方面，城市“区域保护”这块档板并没有就此消失。顺义区外来务工人员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家里的第二个孩子，没能拿到借读证明，现在还在民办学校里就读。从王女士的口中，记者得知，想要拿到借读证明，必须要办齐“七个证”，而办齐了七个证还不够，还有独生子女这一条件的限制。可是北京市教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应该是办理“五证”，即孩子在当地无就学条件的证明、家长的身份证、务工证、暂住证，还有一个户籍证明就可以了。

既然北京市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还会有“七证”一说呢？那多出来的两个证明到底是谁规定的呢？记者又询问了顺义区教委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解释是：顺义这边单体有一个政府的规定，有七证，其中有一个生育证，还有一个防疫证。在北京市的基础上又加了两个证。

北京市教委做出了明确规定，可是具体到各个区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顺义区，除了办理五证，还必须持有健康证和生育证。虽然个别地方，计划生育规定可以生二胎，可是到了顺义，这个孩子就没办法取得借读证明了。政策上的不一致。

实际上，除了规定上的不统一，使得有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没办法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也导致了外地人和本地人在就读过程中的不同待遇。曾经在顺义区高丽营镇二中读书的龙龙告诉记者，奥运期间，语文老师带着本地孩子去水立方参观了，外地孩子就没有这个机会。针对这个问题，顺义区教委的工作人员也做出了解释：“那个不是全员都去的，因为人家市里边有安排，是分到个郊区县多少人去做比赛的观众，不是说全员都去。”

这个解释难免有些牵强。记者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地域上的歧视。北京市真爱教育服务机构的机构主任李玲告诉记者，有些歧视还是存在的，许多孩子甚至从条件较好的公立学校转回民办学校。

据了解在大兴的学校，校长说他们的学校和村里面所建的这种公立学校相隔二百米，但是很明显的，村署的公立学校对这些农民工子女会有一些政策上的，比方说它会要求你要有一些证件，而对于这些孩子的家长来说，他们每天都是在为生存奔波。所以要让他们花出一周的时间回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办这些证明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农民工子弟还是在这个学校，他们的校舍什么会比公立学校差一点，但是孩子们在这个地方感觉到大家是平等的。其实对孩子来说，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其实是最重要。因为孩子们的心都是很纯洁的，他能有这样的一些忍我，一些区分的心，肯定是外界给他强加的，所以每一个教育者，包括家长、社会都应该反思的地方。

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歧视和排斥外来人口的制度和政策，而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外来务工者的孩子们，难免会滋生自卑的负面情绪，并且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强化。记者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对这种“排外”意识加强引导，不仅应该培养学生的宽容意识和平等观念，其自身也应该正确认识和看待外来人员，不要人为的去设置一些条条框框，剥夺外来人员的孩子正常的受教育权利。

毕业后何去何从 返乡考试难题如何能解

户口不在北京，许多外来务工者的孩子都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和高考，所以，外地孩子小学一毕业，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在石景山黄庄学校任教的刘刚老师告诉记者，小学一毕业，很多学生都回老家了。

实际上，随着生源的减少，老师的数量也面临着流失。现在，学校都开班了，有几个班级的老师还没有配备齐全。刘老师告诉记者，在打工子弟学校，每位老师都身兼数职，基本上没有一个老师就教一门课。

这样的师资配备，其教学质量也显而易见。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外地孩子都不得不早早回家乡继续上学。可是，回到了家乡，他们就能更好的完成学业吗？

  据了解很多孩子回到原籍很难适应，因为原籍比在北京所学到的课程要难一些，甚至版本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如果学习很差到老家也是很难适应，学习好的可能也要差一点。大兴团河实验学校的张庆兰校长告诉记者，因为教材和教学等种种原因，许多孩子返乡后都不得不留级。

众所周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城市子女在享受教育权利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这个难题如何能解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的系主任岳昌君指出，初中以下属于义务教育，中央一直抓得比较紧，基本上保证每个孩子有学校可上。但是到了高中以后，就属于非义务教育了，可能这块首先资源还是比较有限。我想他们即使留在北京考学的话，跟其他就是北京市的孩子相比的话，对他们来讲也是不太有利的。他们所接受教育的质量跟北京市的孩子相比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如果放开的话，首先农民工流动性非常强，什么样的农民工的子女允许他在北京考，比如说半年之内孩子三个月都可以的话，北京市就会很快流入很多农民工的子女。

看来，全面开放非义务教育在执行过程中的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而消除户籍和学籍的壁垒也无法在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那么基于社会的现状，外来务工子女的前途在哪里呢？政府应该制定什么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外来务工者的孩子在享受了义务教育之后，有更好的出路呢？岳昌君说：“各个地方都有很多政策，其中有这么一个做法，到2020年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在校生数量达到1：1，在招生计划上面，从公办学校来说，它在发展高中这块的时候，它职业教育招更多的学生，投入更多的资金，吸引更多的学生。另外从中国经济形势来看的话，太多的普通高中、普通大专、普通本科，可能就业形势并不好，主要发展的一些中职、高职和这个经济结构它是相吻合的。”

如果不能打破户籍制度的禁锢，那么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无疑是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初中毕业后续教育的一个途径。

打工子弟学校生存现状值得深思

在公共教育资源显得特别紧张的状态下，打工子弟学校这种收费相对便宜的学校，成了外来人口子女求学的首选之地。但是，大多数这种自办学校存在着诸如部分教师不具备教师资格、办学场地狭小、最基本教学设施和设备不齐全等问题。任教于石景山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刘刚老师告诉记者：“学校硬件非常差，像投影仪这种现代化教学设备根本就没有，电脑更谈不上了。甚至黑板都是那种水泥黑板，桌椅有的还非常差。”

另外由于工资普遍偏低，也是造成老师的流动性非常大的重要圆因。刘老师告诉记者：小学是800，中学是900，其他基本上没有，都没有三险，假期也没有工资，也没有劳动合同。工资比清洁工还低，老师的流动比较大。像我们初中一年级两个班主任去年教了半学期，今年全走了。几乎每学期三四十人换了一半，这个对学生影响挺大的。“

老师的流失也不难理解，工资太少，学校又没有为老师缴纳社会保险，老师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又怎么能够安心教学呢？据刘老师说，为了省钱，学校招了很多不具备教师资格的老师，有的甚至是实习生。

目前，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共有40万流动儿童就读，其中约占34%的孩子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可是，在这种软硬件条件都较差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必须完成的启蒙教育很难得到保证。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教委在2004年到08年期间的专项投入已达到4.3亿元，同时，还为审批合格的流动人口自办学校配备了教学仪器设备、免收学杂费和借读费，以及提供了冬季供暖补贴等。那么，打工子弟学校的现状是否有所改善呢，大兴团河实验学校的校长张庆兰告诉记者：“学校只是说一些个文案的投资、图书上的投资，硬件上没有。电脑，老师的办公桌，在老师这方面的投资方面没有，在学生方面投资就是这么少。据我所知，大学区政府在2008年年底，它也有一些政策向打工学校倾斜，比如说学校在800人以上的学校，教育局给投两万的冬季取暖费，这是属于大学区政府申办合格的民办学校。那么没有审批合格的这样民办学校一分也享受不到。”

不难看出，教育部门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在政策上还是有所倾斜的。可是，为什么执行起来，总是出现经费不足的现象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的丁延庆指出，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其费用的分担模式还值得探讨：

   现在政策的指向是很明确的，以流入地为主，以流入地的公办学校为主。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实际上地方一定程度上它是本位的考虑，它不愿意从地方口袋里出钱。一般我们教育局认为义务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就是公共产品来说，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分担模式。义务教育是什么性质的呢？从它的义务范围，义务教育它在消费过程当中，这个好说。不是说接受义务教育本人他独享，它不是的，社会都普遍受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政府真的是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之间，或者不从层级之间，共同分担这部分经费。

   除此之外，丁延庆还指出它是国民教育，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不但说更多地来出资为公民义务教育提供经费供给，而且我自己还倾向于认为，还应该举办义务教育主要还是由政府来办。民办学校对于它们为国家承担了义务教育投入的这些人，给他们一些补助，兑现我们国家政府对于公民的教育的这些责任。

现在，政府已经加大了教育上的经费投入，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也在逐渐增多。记者认为，在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的同时，还应该向条件不达标的学校提供政策导向，利用金融等政策帮扶手段，整改和提高有基础有发展前景的打工子弟学校。利用政府的特殊性，积极倡导民间慈善组织参与办学，壮大民间教育队伍。另外，分批地将民办学校的学生分阶段、分步骤地向公立学校转移，规范和完善现行教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规范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改变目前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