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苹果越狱了有什么好处:比限价和限购更坏的是与户籍挂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6 02:00:19
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如若要移植到他地，很可能“水土不服”。而某些从形式到内容都乏善可陈的政策，却往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北京市的限购与户籍挂钩政策甫一出台，其他大城市“见贤思齐”，紧随其后。新华网2月20日的报道说，上海、广州、南京、南宁、济南、贵阳、长春、青岛等地近日出台的住房限购细则，均与户籍等条件挂钩。
这几年，很少有一项公共管理政策像住房限购一样，引发如此巨大的舆论冲击波。有专家指出，政府直接硬性扭曲需求的行为是准计划经济的复活，在所有调控市场的手段中，限价是最坏的，是非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使用的手段；比限价还要坏的，就是限购。
原本以为，“户口门槛”已被公民社会激愤的唾沫淹没，很难再有翻身机会，不料这种歧视性思维死而不僵，很容易地卷土重来。现在看来，比限购更坏的，是限购与户籍挂钩。这已成为楼市调控“京版细则”中引发争议的一大焦点，甚至有论者忧心忡忡，称此举可能引发“公民社会向身份社会的急速逆转”。
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房价真是“外地人”拉高的吗？这种怪罪貌似有理，其实是典型的伪命题。房价高企，经调查发现外地人购房很多，于是就说外地人推高了房价。如果这个论调能够成立，那么物价部门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外地人太多，推高了城市猪肉价格；交通部门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城市里外地车太多，造成了交通拥阻；卫生部门是否也可以得出结论，医疗价格飞涨，使因为外地人来看病的太多。动辄拿外地人说事，是相当无稽的。
房价高涨，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炒房，开发商暴利，土地财政下的高地价，流动性过剩等等。在我看来，初期可能源于炒房，后来由于开发商的不当得利，现在则更多的是源自畸高地价和流动性泛滥。一味指责外地人买房推高房价，除了转嫁矛盾，别无一用。其实，即便外地人真给房价添了麻烦，他们不违法不违规，最终还是转化成了城市GDP。
纳税也成了此次城市限购的“撒手锏”。没有户口的人买房要三年五年的个税证明，那么为何有户口的人不需要？难道有本地户口的人就不需要纳税了？如果说这不是歧视，什么才算歧视呢？收了税却不提供同等待遇，显然有悖于权利义务对等理念，其本质是假借公共政策对外来人口进行变相掠夺。
应该说，城市是自然长大的，也是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长久蕴积的结果。在建设城市的时候倡导“五湖四海”精神，广纳四面八方的人力资源，但在满足纳税人基本居住需求时却把外来人口排除在分母之外，城市是否该向外地人退税呢？
在我看来，外地人购房不仅不应有“原罪”，更应予以制度性的体恤与悲悯。背井离乡的艰辛、起早贪黑的劳碌，鼓励外地人为城市流血流汗，为何容忍不了他们买一小间住房？即便炒房团，也基本都是民间行为，这显然不是影响一个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如节庆和假期的流动人口会消费城市不菲的粮油大米，我们何以不需要对“外地人”保持价格的警惕呢？
倘若非要追究高房价之“原罪”，我认为“罪”在城市管理者自身。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房价之高低，有更多技术层面的事需要我们去正视、去实践。
执行一项公共政策，要先看看参加者拥有什么身份，是本地户口还是外地户口；尽管诸多外地人已成为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城市仍然以一声“对不起”，要将你推至门外——这种匪夷所思的举动，如今仍在一些地方争相上演。在户籍制度坚冰逐渐松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降低外来人口进入“门槛”，并尝试给予外来人口“市民待遇”的今天，这种购房与户籍挂钩的发明创造，让每个人头上都拖上一根笨重的“户籍辫子”，委实难看得很。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动辄采取措施限制外地人，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城市在公共管理方面的无能。公正、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准性价值，是体现政策公共特性的基本维度。我们不能要求一项公共政策完美无缺，但最起码，城市政府的决策者要戒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动辄政府管制的“管制之瘾”，尤其应对市场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舆论“用嘴投票”、民众“用脚投票”的民意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稿源：红网]
[作者：肖亚洲]
这几年，很少有一项公共管理政策像住房限购一样，引发如此巨大的舆论冲击波。有专家指出，政府直接硬性扭曲需求的行为是准计划经济的复活，在所有调控市场的手段中，限价是最坏的，是非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使用的手段；比限价还要坏的，就是限购。
原本以为，“户口门槛”已被公民社会激愤的唾沫淹没，很难再有翻身机会，不料这种歧视性思维死而不僵，很容易地卷土重来。现在看来，比限购更坏的，是限购与户籍挂钩。这已成为楼市调控“京版细则”中引发争议的一大焦点，甚至有论者忧心忡忡，称此举可能引发“公民社会向身份社会的急速逆转”。
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房价真是“外地人”拉高的吗？这种怪罪貌似有理，其实是典型的伪命题。房价高企，经调查发现外地人购房很多，于是就说外地人推高了房价。如果这个论调能够成立，那么物价部门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外地人太多，推高了城市猪肉价格；交通部门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城市里外地车太多，造成了交通拥阻；卫生部门是否也可以得出结论，医疗价格飞涨，使因为外地人来看病的太多。动辄拿外地人说事，是相当无稽的。
房价高涨，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炒房，开发商暴利，土地财政下的高地价，流动性过剩等等。在我看来，初期可能源于炒房，后来由于开发商的不当得利，现在则更多的是源自畸高地价和流动性泛滥。一味指责外地人买房推高房价，除了转嫁矛盾，别无一用。其实，即便外地人真给房价添了麻烦，他们不违法不违规，最终还是转化成了城市GDP。
纳税也成了此次城市限购的“撒手锏”。没有户口的人买房要三年五年的个税证明，那么为何有户口的人不需要？难道有本地户口的人就不需要纳税了？如果说这不是歧视，什么才算歧视呢？收了税却不提供同等待遇，显然有悖于权利义务对等理念，其本质是假借公共政策对外来人口进行变相掠夺。
应该说，城市是自然长大的，也是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长久蕴积的结果。在建设城市的时候倡导“五湖四海”精神，广纳四面八方的人力资源，但在满足纳税人基本居住需求时却把外来人口排除在分母之外，城市是否该向外地人退税呢？
在我看来，外地人购房不仅不应有“原罪”，更应予以制度性的体恤与悲悯。背井离乡的艰辛、起早贪黑的劳碌，鼓励外地人为城市流血流汗，为何容忍不了他们买一小间住房？即便炒房团，也基本都是民间行为，这显然不是影响一个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如节庆和假期的流动人口会消费城市不菲的粮油大米，我们何以不需要对“外地人”保持价格的警惕呢？
倘若非要追究高房价之“原罪”，我认为“罪”在城市管理者自身。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房价之高低，有更多技术层面的事需要我们去正视、去实践。
执行一项公共政策，要先看看参加者拥有什么身份，是本地户口还是外地户口；尽管诸多外地人已成为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城市仍然以一声“对不起”，要将你推至门外——这种匪夷所思的举动，如今仍在一些地方争相上演。在户籍制度坚冰逐渐松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降低外来人口进入“门槛”，并尝试给予外来人口“市民待遇”的今天，这种购房与户籍挂钩的发明创造，让每个人头上都拖上一根笨重的“户籍辫子”，委实难看得很。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动辄采取措施限制外地人，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城市在公共管理方面的无能。公正、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准性价值，是体现政策公共特性的基本维度。我们不能要求一项公共政策完美无缺，但最起码，城市政府的决策者要戒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动辄政府管制的“管制之瘾”，尤其应对市场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舆论“用嘴投票”、民众“用脚投票”的民意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稿源：红网]
[作者：肖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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