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汉奸集团繁衍中的裙带关系

汪精卫背叛国家、民族，认贼作父做汉奸，没有群众基础，响应者甚少。而要从事“ 和运”大业，要组织汉奸政权，没有一套人马又不行，因而汪精卫集团只能另辟蹊径，通过裙带关系等特殊方式扩大人员，繁殖势力，造成汉奸集团繁衍中裙带关系极为明显、浓厚。汪精卫汉奸集团繁衍中的裙带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家族亲缘关系。


    家族亲缘关系能造成一种较自然的信任感、放心感，因而汪精卫汉奸集团繁衍中家族亲缘关系比比皆是。如陈璧君，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之妻；汪孟晋，伪军事委员会经理总监署军需处处长，汪精卫之长子；汪宗准，伪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汪精卫之亲侄；褚民谊，伪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汪精卫之连襟（褚民谊之妻陈舜贞是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养女，即陈璧君与陈舜贞为义姐妹）；陈耀祖，伪行政院秘书长，建设部长，广东省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陈璧君之弟；陈昌祖，伪航空署长兼航空学校校长，陈璧君之弟；陈春圃，伪组织部长，广东省长，陈璧君之侄；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均为陈璧君之侄；杨惺华，伪财政部总务司长，周佛海之内弟；杨树屏，伪警政部主任秘书，周佛海之堂内弟；何炳贤，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军委会第三厅厅长，陈公博之内弟（即陈公博之暗妾何大姑、何三姑之兄）；萧奇斌，伪国府典礼局局长，萧叔萱（ 伪军训部长）之长兄；鲍文霈，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鲍文越（伪陆军部长）之弟；曾醒，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曾仲鸣（汪精卫之秘书）之秭；王敏中，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梅思平（ 伪组织部长）之襟弟；徐良，伪外交部长，驻日大使，陈君慧（ 伪建设部长）之妻的娘舅。

    家族亲戚间的亲缘关系以陈璧君之陈家最为彰目。家族亲缘关系造成汪精卫汉奸集团中有夫妻汉奸、父子汉奸、兄弟汉奸、姐弟汉奸、叔侄汉奸、姑侄汉奸等亲缘关系。


2、同事业缘关系。


    先前的同事业缘关系，尤其是部属关系，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繁衍、扩大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陈公博是应汪精卫之邀回国的，自廖仲恺被刺后，一直跟随汪精卫，为汪精卫所器重。陈公博做汉奸，汪陈既有的部属关系是起了作用的。汤登波，伪工商部部长，1932-1937 年陈公博任实业部部长时，汤任实业部主任秘书，长期为陈之部下。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20世纪20 年代就有同事关系，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陶希圣、梅思平都曾任武汉分校政治教官，罗君强任政治部科员，早就存在
部属关系。葛敬思，周佛海的旧同事，1928 年以后，周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处长时，葛任参长。1940年4月，周佛海约葛为浙江省主席。


    同事业缘关系往往体现于下级长期得到上级的关照、信任和提拔，因而对上级有知遇之恩，紧紧追随，上级从事“和平”运动，下级也自然响应。



3  同乡地缘关系。


     因为是同乡，有一种较自然的亲近感，甚至相互依赖感。如罗君强，湖南湘乡人，伪安徽省长，他是第一个自后方专程投奔汪伪集团的汉奸。1927 年初，罗在武汉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科员时，就与顶头上司、时任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的周佛海攀上了同乡关系，并极力巴结。后来，周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将处长兼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主任时，调罗任政治训练部的主任秘书。至此，罗也紧紧依靠周，步步高任。后来，罗被人在蒋介石面前告生活糜烂状，于是逃到香港投奔周佛海。丁默?，湖南常德人，伪社会部长，与周佛海是同乡中的同乡：周佛海是沅江人，沅江原隶属于常德。他闻周佛海当了“ 和运”军师，喜不自胜，即派湖南人翦建午前往香港，向周密通款曲。周也认为这是一笔很好的政治资本，遂向汪进言，要好好利用这班人搞“ 和运”。荆嗣佑，周佛海的湖南老乡，被周称之为“ 湘西前辈”，周“ 嘱其为海州盐务局长”。裴复恒（原重庆商学院院长），因和周佛海是老乡，“ 表示拟参加和运”，周嘱其为中央储蓄会副理事长。梅思平，伪实业部长，与高宗武是温州同乡。

    汪精卫汉奸集团在初期地域色彩十分浓厚，明显的由广东、湖南二地区组成。广东当然以汪精卫为首，包括陈璧君（ 陈璧君虽出身于马来西亚，但祖籍广东新会，故在地域上仍可视为广东）、陈公博、褚民谊、陈耀祖、曾仲鸣等人；湖南以周佛海为首，包括罗君强、丁默屯阝等人。


4  朋友性缘关系。


    因为是朋友，性情相通，趣味相投，容易互相影响走到一起来。如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都是20世纪20年代“ 孤军社”的成员，后又共同组成“低调俱乐部”、“ 艺文研究会”。他们长期是好友。

    项致庄，周佛海旧友。抗战之初，周佛海经常与项致庄闲谈，大发低调谬论，“ 项致庄亦多附和”。1943年1月，周佛海推荐项致庄为参谋次长、代理总长。孔力行，周佛海旧友，周认为“此人尚能干，可以做事”，答应“为其设法谋一次长”。张永福，伪国府委员。作为老同盟会员，华侨中附逆第一人，与汪精卫是数十年的老友。曾醒，这位被人称为“三姑”、汪伪国民党中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代表，与汪精卫夫妇是莫逆之交。

    陈公博加入汪伪集团，朋友关系也是起了作用的。汪精卫到达河内时，陈公博还留在成都，他出走时曾向蒋介石表示是劝汪精卫不要走得过远，得到了蒋的同意。但几次劝汪精卫不成，陈公博便到香港去做寓公。1940年11月，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集团，从上海潜往香港，并公开揭露1939 年汪精卫与日本方面进行卖国密约谈判的内容。“高陶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处境艰难，陈璧君到香港找陈公博，希望他以友情为重，助汪一臂之力。陈公博朋友意识很浓，认为当年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后是汪精卫将他拉至门下，悉心培养，现在理当抱答，于是便答应了陈璧君。陈公博投敌，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汪精卫个人的政治忠诚，但造成这种政治忠诚的原因，不是陈公博的政治道德有多么高尚，而是朋友之谊难违，知遇、栽培之恩难忘的综合结果。
可见，朋友性缘关系在汪伪政府的人事中是起了作用的。


5  、 师生、同学学缘关系。


     在学缘关系中，周佛海与几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师生缘显得特别突出。周佛海曾任黄埔军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些黄埔军校的失意学生投靠周佛海这位老师。如谢文达，黄埔一期生，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混得不近人意，后在上海做生意。汪伪政府成立后要发展军队，他便主动与周佛海套近乎，拉关系，见面一口一个“ 老师”，执弟子礼甚恭。周佛海将其嘉勉一番，委以兵权：其先任和平建国军第十四路军司令，后周将其拉入自己的“亲军”———中央税警学校任校务委员，再后周又推荐其为暂编第十师师长。刘启雄，黄埔二期生，1937年11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身为旅长，城陷时躲避于难民区。汪伪政权建立后，他投奔老师周佛海，周佛海举荐其为军官训练队总队长，后又推荐刘为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掌握该校的实权。1943 年9月，周又调其担任警卫一师师长。刘夷，刘峙的侄子，黄埔二期生，因得到老师周佛海的关照，任伪第二军军长，对周佛海这位老师非常顺从。

    张一鹏，伪司法行政部长、司法部长，是汪精卫留学日本时法政大学之同学。袁愈诠，伪政府政务参赞，内政部次长，是顾宝衡（ 伪粮食部长）在日本时的老同学。武仙卿，伪宣传部宣传指导司司长；沈巨臣，伪宣传部委员兼第三处处长；鞠清远，伪宣传部委员。三人均为陶希圣之学生。黎世衡，周佛海之同学，周答应“设法任其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后黎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

    上述裙带关系有时交错在一起，既是好友，又是同事；或既是同乡，又是好友；或既是同事，又是同乡；甚至同事、同乡、好友混为一体。

    可以说，最早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曾仲鸣、林柏生等8人，几乎都用上述裙带关系繁衍、扩大了汉奸集团。汪精卫汉奸集团繁衍中裙带关系极为明显、浓厚，是汉奸集团、汉奸政权人才缺乏的重要表现。汪精卫自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中极高的地位和声望，一旦首倡“ 和平救国”，追随他的人一定不少。然而做汉奸终究是国人中的少数无耻败类所为，事实令汪精卫大失所望。汪精卫曾对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势力派寄予很大的希望，但事实上未能如愿。汪精卫曾交给周化人一笔钱，要周代交跟自己多年的在渝“中委”每人3000元，并口头关照：如能来归，自然欢迎，此款即备作离渝旅费；若不能离开，亦请收下以备缓急之用。结果，虽有12人收了3000元，但没有一个人离开重庆。汪精卫尤其盼望王懋功能加入“ 和运”队伍：“ 东臣（ 王懋功的字）如能来，全部军队交他负责。”且曾两度在上海约见王懋功的妻子，做其思想工作，并送数千元。但王始终没有出来，令汪精卫非常失望。

    人才缺乏，是汪伪政府一个无法克服的“ 瓶颈”。关于此点，在扩大、繁衍汉奸集团中用尽各种方式，不遗余力网罗“人才”的“和运”军师周佛海有切肤之痛。汪伪政府成立前，周佛海感觉目前所缺乏者，不在经济而在人才；局面日益发展，人才更不敷支配也”。他“ 预计维新政府结束，国民政府接收之前后，人事上、事务上必繁剧异常，较之代表大会之准备，当困难数倍；而事务人员又正缺乏，未知如何应付。汪先生以下之同志中，鲜有虑及此者，将来必致手忙脚乱也”。汪伪政府刚成立时，周佛海曾直言，政府中人能力不足，人才缺乏：“部长中有行政经验者甚少。大都热心有余，能力不足。??各部长中，不仅于技术有研究者甚少，且多不懂此中道理者，前途殊觉悲观。”“ 余常自愧能力薄弱，今竟为政府中之佼佼者，人才缺乏可知矣。”1942 年12月29日，汪伪政府成立近3 年，周佛海还是说：“回顾我政府人才之缺乏??殊令人焦急也。”1943 年3 月3 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载：“年来苦心网罗人才，而人才实不易得。甚矣，人才之难得也！”

      人才缺乏，充分说明叛国投敌做汉奸为国人所不齿，汉奸政权没有群众基础，极为脆弱。

来自孝感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