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武功大师叫什么名:警钟为谁而鸣？

　　作者：屠雨迅

　　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上个世纪给全人类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是谁？答案既不是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文学大师托尔斯泰，也不是别的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却是二战元凶、杀人魔王希特勒！希特勒在其掌权的短短12年时间里，使数千万无辜的人们遭遇非正常死亡，更多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此间，每一个生命的不幸消逝都蕴涵着一段悲情故事，尽管关于二战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汗牛充栋，但也不足以表达人类因此遭受的全部不幸。

　　然而，这一切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众所周知，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曾被迫在巴黎和会制定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为了防止德国再次发动战争，该条约不仅剥夺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而且将德国本土割让了八分之一，含10%的人口，莱茵河以西由国联占领；同时限定德国陆军不能超过10万人，不得拥有空军，不能使用坦克和重炮，海军只能拥有36艘军舰，禁止使用潜艇；德国需偿还同盟国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

　　平心而论，如果上述条款得到认真落实，并坚持下去（如同二战后联合国对日本一直采取的政策），二战应该可以避免，至少希特勒这一代人无法重新挑起战争。然而不幸的是，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很快就对战争的警钟听而不闻。1922年，社会主义苏联为了打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竟然秘密地与德国合作研制飞机、坦克等现代化重武器；英国担心过度压制德国可能会导致法国在欧洲大陆过于强大，因此面对纳粹政权迅速走向军国主义采取了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等等都是外因。德国广大民众对纳粹党由姑息、认同到狂热追随则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内因。虽然早期有以德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反纳粹力量，二战期间有以歌德勒团体为代表的反纳粹组织，有绍尔兄妹为首的“白玫瑰”抵抗组织等，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看清了希特勒正在将自己的祖国带往万劫不复之地，但他们用生命作代价敲响的警钟却没有引起广大德国民众应有的警觉，更谈不上响应和支持了。

　　1933年5月10日晚，希特勒刚上台不久，柏林大学对面的广场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幕：从各地查抄来的堆积如山的书籍被付之一炬，随后德国各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焚书日”，一向以睿智著称的德国人陷入了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当时有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不祥的预感看着这一幕幕丑剧。最高超的宣传、无知和民族主义蒙蔽了德意志民众的双眼。”

　　马丁神父后来在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留下了名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德国民众面对纳粹暴行“不说话”终于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今天，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烧人！”其出口处又有一预言：“当世人忘掉这些事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些事还会发生。”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在关键时刻敲响警钟的人，但当政者总是不愿意听，从而导致相似的悲剧一再上演。伍子胥是春秋末期吴国的军事家、谋略家，当吴国大败越国以后，他屡次力劝吴王夫差除掉越国这个心腹之患，却遭到夫差的拒绝，最后竟被逼自杀。越王勾践被放虎归山后，成功上演了卧薪尝胆的经典大戏。伍子胥死后仅10年，其警言终于得到了应验，吴国果然被越王勾践所灭。战国时期的屈原自称“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当秦昭襄王给楚怀王写信，请他到秦国的武关相会，当面订立盟约时，一向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竭力劝阻，认为秦国是虎狼之国，楚怀王一去，准上他们的圈套。楚怀王不仅不听屈原的忠言，反而将其逐出郢都。楚怀王一到武关，立刻被秦国伏兵截断了后路，随后被押到咸阳软禁起来。秦国要楚国大臣拿土地来赎他。一切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被关押了一年多，吃尽了苦头，不久就死在了秦国。范增是秦末著名政治家，是项羽的主要谋士，被项羽尊称为“亚父”（吴王夫差当年也称伍子胥为“亚父”）。范增洞悉天下大势，因此在著名的鸿门宴上屡劝项羽趁机杀掉刘邦，独享天下，可项羽不仅不听，反而将范增赶走。年逾古稀的范增悲愤交集，病死于回乡途中。仅仅两年后，西楚霸王项羽就陷入四面楚歌，最后魂断乌江。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乏历史教训却不大善于记取教训的民族。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往往是文人的一种良好愿望，事实常常是故态复萌、恶性循环。如封建王朝外戚干政、宦官干政等弊端就是这样反复发作的。再如土地问题一直是古代政治与社会的根本问题，从井田制、王莽新政到明朝的“一条鞭法”，历次改革无不与土地及其收益有关。历次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往往也是“均田地”。然而，那些一度兴盛的大王朝到后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土地被高度集中到少数贵族地主手中，所谓“千户侯”、“万户侯”就是明证。广大农民则成为无插针之地的流民。于是革命不可避免，王朝总也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铁律。

　　自西汉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其核心内容是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儒家创始人还提出了“民贵君轻”，“得道者多助理，失道者寡助”等执政理念。后人还形象地提醒统治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受此影响，中国历朝历代不乏洞悉时势、进尽忠言的有识之士，可是又有几个帝王真正愿意听取善意的忠告，并付诸实施呢？许多直言的忠臣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谓“文官死于谏”。

　　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各种声音自然都有了表达甚至宣泄的渠道。这固然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度嘈杂的环境很可能会淹没警钟的声音，使人们特别是当政者听不到或分辨不清什么是最重要的呼声。这一点，笔者有亲身体会。早在2005年，笔者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谨防人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文章，批评国企领导人收入过高问题，并指出“国企目前还没有引入经理人制度，基本上还是延续过去的用人机制，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班子往往都有十几个人，二级单位领导班子累计达数百人。这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享受高薪，势必加大国企的成本，同时造成更大层面上的分配不公，挫伤国企员工的积极性。”“国企老总的收入与员工相比竟然多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实在是背道而驰，应该尽快加以规范或制止”。然而，此文敲响的警钟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这几年的收入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了。

　　据悉，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8，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如果考虑到我国富人的收入总是被隐瞒，而农民的收入水平常常被高估的现实情况，实际基尼系数则更高。古代大地主和西方资本家往往经历了几代人的积累才成为富豪，而今天的中国富豪们的财富积累大都只经历了十几年时间甚至几年时间，快得令世人瞠目结舌。社会财富如同一个无形的大蛋糕，一部分人得到的过多，必然导致另一部分的利益受损。中国一些富豪们之所以能够迅速聚敛大量财富，正是利用了我们在政策、制度与监管等方面的缺陷。与此同时，由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近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设计师通常在具体设计一个大型建筑的时候，最关注就是从力学的角度确保建筑物各部分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导致建筑的坍塌和设计师的身败名裂。作为大型建筑的施工者如果未能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作业，同样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多年前，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为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曾反复发出警告，仅在《邓小平文选》中就有多处，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教训，防止错误倾向，1987）”；“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992年南巡谈话要点）。”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已经很少从主流媒体上看到上述忠告。笔者以为，在继续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多么嘈杂，都不能淡忘总设计师邓小平敲响的警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以人为本并构建和谐社会，才能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