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1集:人口爆炸的“引线”已经拆除——专家解读第六次人口普查

人口爆炸的“引线”已经拆除——专家解读第六次人口普查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鞠靖 实习生 胡涵
2011-05-05 12:02:26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非计划生育的措施，一样达到了人口转变的效果。“他们没有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他们通过家庭计划鼓励人们少生，同样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巴西，人口转变同样很快。”
日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正式公布。距离上次全国人口普查已超过1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这正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从本世纪初开始，人们已经预见到了中国人口将提前到来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趋势。已经公布的数据正为这种预测提供了佐证。但更重要的是，面对已经成为现实的变化，政策将何去何从？河南洛阳，一位老人站在自行车旁，身后的墙壁上写着红色的“家”字。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24%。 （CFP/图）
人口多不再是核心问题？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不含港澳台，下同）总人口为 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这一数据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一个拥有超过12亿人口基数的超级人口大国，平均每年只增加700多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10年增长7390万人，并不算少。“过去我们每年的出生人数在1600万左右，2006年是最低点，最近几年又在上升，又达到了1600万，如果去掉800万—900万的死亡人数，每年净增加人口700万。最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净增人口都差不多是这个数据，怎么会感觉到惊讶呢？”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人口的净增长是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的出生人口就已经降到1.5%以下了，官方认可的生育率水平是1.7%左右，这样我国至少持续了18年的低生育水平，而每年死亡的人数在回升。这样，每年总人口在增加，但是增幅每年递减，这种递减会延续到2030年左右，接着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在学界，人口总量似乎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原新说，从目前来看，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已经从数量问题转向了数量与结构并重的问题。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也认为，现在进入了一个稳定的低生育时期，人口爆炸的引线已经拆除，人们不必太在意人口总量，生育水平、人口结构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的观点，代表了学界很多人的注意力所在：“人们应更关注老龄化的问题，更关注年轻劳动力后续下降太快的问题。”
在穆光宗看来，人口问题并没有因为低生育水平的实现而终结，而是面临着转型的挑战：从数量型人口问题转变成结构性人口问题，从自然型人口问题转变为政策型人口问题，从单一的人口问题转型成复合的人口问题。而在结构性问题中，除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地区结构失衡之外，最严重的就是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不但人口老龄化，而且‘未富先老’，尤其是微观的层面上，出现了独子老龄化、无后老龄化，这已经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低生育率=自绝？
中国人口减速增长比官方估计还要快。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说，关于生育率，这些年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是官方的观点，中国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另一种是学界的观点，认为生育率在1.6%甚至更低。如果这次普查的结果准确，那么学界不幸而言中了。中国人口减速增长比官方估计还要快。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5%左右，已经接近超低生育水平。
翟振武说，按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设想，维持在1.8%的水平上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目前中国西部生育率较高，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还比较重；东部生育率较低，面临更多的是人口结构和人口老化的问题。因此，计划生育政策还要继续实行。
此前，部分学者认为，由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生育率的快速降低，只是中国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翟振武对此坚决否认。他说，中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人口数量过大，必须控制生育率，韩国、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1%、1.0%，“我们现在离得还很远呢！”
但包括陈友华、原新等在内的一批学者认为，长期维持过低的生育率水平是人类的灾难。原新称之为“慢性自杀”，而陈友华则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自绝”。陈友华说，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应对策略必须进行全面的审视与反思，改变过去几十年铺天盖地的计划生育、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应该是鼓励两胎。如果有人想生三个以上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价值导向、宣传教育来改变他的观念，但不能用强制手段。”
在穆光宗看来，以引导代替行政强制，城乡一碗水端平，有利于社会和谐、国家安全、人口优化，也符合人口自身持续发展的需要。
少生易，多生难？
“中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出现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教授所进行的一项历时五年的“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显示，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妇女，对生育二胎意愿并不强烈。
共有5815名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已婚妇女参与了调查。调查显示，她们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69个，但生育意愿是1.50个，现有子女加上计划要生育的子女数为1.32个，现有的子女数为1.09个。而事实上，这个数字还有可能更低，“说生的不一定生，说不生的基本就不生了。”郑真真说。
这项调查所产生的另一个结论是，农村和城市出现了趋同的低生育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结论，与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人口与生殖健康研究室主任茅倬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学者宋健、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北京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马小红等多位学者在不同地区所进行调研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同。
这些调查或可为专家们普遍相信的一个判断提供实证依据：“中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出现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趋势。”
此项调查结果亦与近日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结果相互印证。该公告显示，0-14岁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
郑真真说：“实际上计划生育是一直存在的，只要人是理性的，都会有计划生育。过去我们认为中国人愿意生孩子，现在的调查结果不是这样，几乎所有的夫妇都想要一个孩子，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生育的问题，最多就是30%的人会生两个孩子。”
在江苏的调研，给郑真真带来的一大体会是，“我们过去很多人口学的理论、生育的理论实际上都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些理论实际上是生育率高时候的理论，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新变化了。”
原新说，从理性的角度看，计划生育政策有所调整应该是正常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来没有静止过，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晚、稀、少”，到1970年代中期的最多生3个、2个，再到1980年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胎，以及各省先后出台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胎，一直是在动态变化，只是有时剧烈，有时和缓。
事实上，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非计划生育的措施，一样达到了人口转变的效果。“他们没有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他们也通过家庭计划鼓励人们少生，同样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巴西，他们的人口转变同样很快。”原新说。
不可否认，计划生育政策对推动中国人口转变、实现低生育水平、降低人口增长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问题是，与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相比，提升生育率可能更为艰难。
原新说，过去30年，发达国家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生育率，但没有特别有效的。一旦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难自拔。让人们少生孩子容易，当少生孩子成为习惯后，再让他多生孩子，难度可能更大。至少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成功案例。
他认为，当下过低的生育率更值得警惕，“如果1.5%的低生育率再维持20年，重返过去的弹性就会渐渐消失。”
穆光宗说，很多调研显示，生育意愿水平低于2个，今后有可能要鼓励生育，但可能还是弹不回去，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低生育的文化了，人是文化的动物，人要受观念的影响的。
靠什么解决老龄化困境
依靠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来化解老龄化问题，只是治标之策。
翟振武说，目前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已经达到13%，再过十多年就会达到20%，老龄人口从10%增加到20%只用了20多年，而欧洲达到这个水平用了近60年，法国用了100年。他们的老龄化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相伴随进行，时间也比较长。中国在这么短时间迎来快速的老龄化，物质准备和制度准备有所不足，完全是“未富先老”。
原新认为，中国老龄化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目前我国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的人口分别占到总人口的13.26%和8.68%，还不算太严重，但是由于有上世纪50年代、1962年到1974年和1980年代三个生育高峰，这些人进入老年后，老龄化进程会更快。”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但从2014年开始，中国将进入每十年增加1亿老人的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的总数将超过4亿。而那时，所有发达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也不过3.9亿。
翟振武说，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等于老年人口问题。这么多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医疗，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去解决，这是老年人口规模形成的压力，不是靠多生孩子可以解决的。老年人口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要靠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发展经济。中国真正的出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在现有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和现有的经济结构下多生孩子。
但在陈友华等人看来，依靠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来化解老龄化问题，并不现实，甚至只是治标之策。“放眼全球，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在人口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并且保持科技创新能力。普遍现象是伴随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衰减，一个人口深度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强劲是不可能实现的。”陈友华说。
在北欧等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的地区，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老龄化危机。曾在欧洲留学的陈友华说：“为了维系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些发达国家的财政实际上已经接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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