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跑小圣和徐艳婷照片:中国进入“新红歌时代” 各地掀起唱红热潮(图)-搜狐新闻

　　唱红歌不仅令传统的选秀节目“名正言顺”披上了主旋律外衣，并且还意外引爆了另一个收视率高点：挖掘了以往被忽视的“红色观众”。“红色观众”的阵营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姑且不论，但时下的新闻中“红色渐欲迷人眼”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概括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专家表示，不能忽视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红色文化”跟“极左”一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宣扬红色文化时，不自觉地激活了潜意识中的“极左”思维。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说，对红色文化首先要有明确界定，要从新时期视角与时代需要予以甄别与继承。

　　从1921年到2011年，中共九十年的成长历程中，红色歌曲曾经让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

　　当岁月的长河流转到今天，红歌再次以令人意外的趋势在中国大地上被广为传唱。不同的是，这个流行季下的红歌，无论其本身还是所处的环境以及舆论的看法，与过去相比都悄然发生了变化。红歌能否拯救中国人近乎迷失的信仰，它又将如何服务于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答案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新红歌时代

　　国学大师梁漱溟曾指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两大怪异之处：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时隔多年，这个问题或许依然困扰着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当前的社会，最稀缺的是什么？答案不是外汇、石油、钢铁，而是 “文化”与“信仰”。

　　这或许正是中国人一直看重“安身立命”的缘故。七十一年前，中国人走在文化与信仰的拐点，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喊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他开出的药方是新民主主义。他说，这种新文化应该是大众的，民主的，应该为90%以上劳苦农工服务。

　　曾经激励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新文化，现在似乎已经定格为一种信仰符号“红色文化”。如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背景下，当以红歌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再度整装出发时，却意外地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讨论。

    一座城市的红色突围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概括重庆，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红色”：红辣辣的火锅，火红的抗战文化，还有当下正如火如荼的“唱红歌”运动。

　　假如正赶上某个节日或某项活动期间，走在入夜的重庆街头，你会发现它的特殊气质歌舞升平，一场又一场的红歌传唱活动，人头攒动，红旗飘飘。重庆老百姓一向热衷的“坝坝舞”，在红歌的感染下也焕发了新的活力。

　　在重庆市的一家医院，墙上挂着雷锋端着冲锋枪的壁画，“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的剧照，还有毛泽东接近群众的黑白照片。这是该医院特意营造的红色文化氛围，院方解释说，让病人就诊治病的同时，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可以保持轻松、舒畅的心情，起到精神治疗的效果。

　　最令人震撼的，是2011年的元旦，在市中心解放碑广场，聚集了数万名群众，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磅礴之势，气上云霄。重庆人选择用如此与众不同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这样的“红细节”还有很多。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是“红色重庆”的理论支持者，他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合著的《重庆模式》一书，如是描述：现在，重庆的机关、学校、企业、农村、社区、工地，乃至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不但大会小会之前大家要唱唱红歌，而且各种各样的红歌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各种各样的红歌活动如春潮般此起彼伏。重庆的党政干部也成为红歌高手。

　　重庆的“唱红”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重庆主政者“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略深思熟虑”的结果。2009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会专题研究了文化建设问题，制定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用文件的话说，重庆“吹响了"唱读讲传"、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斗号角”。

　　重庆的做法，引来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对于重庆现象，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实地调研后给出了自己的判断：重庆的唱红，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执政党对塑造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寻找。这个判断，在重庆市领导的最近一次讲话中得到了侧面印证。2011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会见港澳主要媒体高层参访团时表示，重庆的唱红是“对中华民族

　　伟大精神的传承，是对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2011，红歌涌动的时代？

　　不仅是重庆。在迎接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曾经见证了执政党和一个国家成长的红色歌曲，似乎正在成为2011年中国文化的主旋律。

　　早在几年前就将唱红歌活动搬上电视舞台的江西卫视，今年的“中国红歌会”宣传片发出了“火红一夏 惊艳中国”的口号。据主办方介绍，除了全国的唱区海选无盲区，还将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开设海外分唱区。几年间，江西卫视首推的“中国红歌会”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收看节目的观众突破2亿，数千民间红歌手走上荧屏。而省级卫视老大湖南卫视，更是将2011年接下来的三个月打造成“红色青春季”，除了众多献礼片外，其多档歌曲类节目也都将高歌红色主旋律。

　　有人说，唱红歌不仅令传统的选秀节目“名正言顺”披上了主旋律外衣，并且还意外引爆了另一个收视率高点：挖掘了以往被忽视的“红色观众”。“红色观众”的阵营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姑且不论，但时下的新闻中“红色渐欲迷人眼”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种以单位或社区的名义组织的“红歌大赛”“红歌演唱会”等动辄“千人同唱红歌”的场景，正在各地纷纷上演。红歌不仅出现在陕西榆林的职工大会上，还走进了天津的法院、延安的监狱，各种“红歌达人”梦想并实践着“唱红歌走遍中国”，“农民自筹资金唱红歌”的报道更是在媒体和网络上比比皆是。

　　最新的一条新闻发生在河南师范大学。据《大河报》报道，一场“红歌进食堂，唱响你我他”的活动，正在河南师大举行，此后的两个月里，在食堂用餐的大学生将一边吃饭一边听红歌。活动的发起方、河南师大后勤集团党总支书记对此的解释是，“红歌具有独特的教化育人功能，唱红歌是对青年学子进行党的知识和党性教育的一次崭新尝试，高校应成为宣传红歌的主要阵地。”

　　毫无疑问，高校的确正在成为这一轮唱红歌的主力阵地之一。而一个比较夸张的事例是，在五四晚会歌舞剧《红梅赞》中扮演江姐的大学生重庆师范大学的28名女学生，4月26日以江姐人物造型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参观。

　　红歌为什么这样红？《人民日报》两年前抛出的命题，时至今日，每个人依然都有着各自的不同解读。

　　新红歌，老红歌

　　而细心的人发现，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联合组织的“唱响中国”歌曲征集评选活动遴选出的36首红歌中，很多“看上去不那么红”的歌曲也赫然名列其中。

　　“《套马杆》也是红歌？”一名石家庄的网友感到相当困惑。这首充满了蒙古风情的歌曲，在很多人看来更像是民族风的歌曲。而另一首由小柯创作的《多好啊》，则被更多人看成是一首爱情歌曲。如此多的新红歌，让习惯了将红歌与“革命歌曲”划等号的人们一时之间“很不适应”。

　　在百度百科中，对红歌的释义是：“革命歌曲”的代称。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红歌的定义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1959年出版的书籍《红色歌曲》中，收录的90首红歌无一不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浓重的革命色彩，其中《中国革命歌》《反帝拥苏歌》《最后胜利终归我们》等，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革命时期以及冷战年代，这些歌曲今天已经很少能听到。倒是后来的诸如《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北京的金山上》《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每每成为各种主旋律晚会中的“保留曲目”。

　　于是，在红色成为中国文化流行季的今天，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经典老红歌在唱红热潮中被万众高歌，另一方面，如《多好啊》等歌颂爱情和生活的歌曲也在年轻人中间被广为传唱，不同的是，后者几乎不知道自己唱的曲目已经被定义为“红歌”。

　　其实不仅是红歌在悄然改变着面孔，以红色为主题的电影、电视剧等，近年来也纷纷亮相。当《白毛女》《红灯记》《苦菜花》《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一系列红色经典电影重现荧屏并令中老年观众追忆葱茏岁月的同时，新红色文化也在吸引着年轻观众的追捧。

　　2009年9月上映的《建国大业》，上百位华语影星零片酬出演，由于电影摆脱了传统历史电影一板一眼的模式，再加上众多港台一线明星加入，电影票房突破4亿。而《亮剑》《潜伏》等电视剧的热播，更是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收视效果。

　　只是，当与时俱进的新红歌和经典红歌一道成为这一年特有的文化现象之时，观点的碰撞在所难免。

　　红歌所不能承受之重

　　看到红旗飘飘、万人合唱红歌的场面时，有人感到欢欣鼓舞精神焕发，有人则认为是一种“倒退”。

　　一位老年朋友说，我们是唱着红歌长大的，每当听到旋律响起，就仿佛回到了自己年轻的过去，那就是我们的青春；但是，也有不少人将之与“文革”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现实版的一出历史穿越剧”。一长春网友认为红歌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理想”，可是也有湖南衡阳网友表示，“和谐社会不是唱出来的，只有靠诚信、扎实工作，老百姓生活才能真正幸福。”

　　中国2011年的红色热潮现象，甚至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美联社记者就注意到，北京一家红色主题餐厅里顾客与台上演员齐喊口号的场面，“对于许多人来说，革命年代的生活更有激情，更单纯，人们更团结。”事实上，这样的餐厅在中国各地早已出现多年，而其承载的功能除了怀旧，更多的或许仅仅局限于一种娱乐消遣和餐厅特色营销范畴。

　　在众多争议背后，一个网友的建议看上去颇为新颖：“希望创作一首治理贪污腐败的歌，让所有当官的都来唱！”该建议立刻迎来了很多喝彩。从某种程度上看，该建议似乎与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的观点异曲同工。孟非将唱红歌理解为“信仰缺失年代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想法不错，注意一下方法就好”。事实上，善意的理解者多半都愿意从信仰缺失的角度来理解红歌和红色文化的这次浪潮。

　　可是，红歌能承载起今日中国人的信仰之重吗？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孔东梅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以传播“新红色文化”为主。孔东梅对红色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我只是希望能够从文化的角度来传承这份精神遗产。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红色文化”，似乎更符合当前多数国人的心态。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地方政府倡导“红色文化”无可厚非，但也应当尊重不同种类的文化，并允许多元文化发展。

　　“旧的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却未建立起来。”这正是中国社会信仰和价值体系面临的现实，或者也是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的尴尬。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萧功秦看来，这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冒进地试图塑造一个主流价值体系，而要依靠各种文化相互竞争、自我成长，让中国人民来筛选，做出选择，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不能缺少的过程。（记者梁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