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名贵木材图片大全:“新红歌时代”——中国各地掀起唱红热潮

各地掀起唱红热潮
2011年05月06日 15:55:35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资料图片：3月4日，为迎接建党90周年，重庆洋人街风景区“长城”景点举行千人红歌会。3000余名市民登上“长城”，共同唱响《歌唱祖国》《红梅赞》《四渡赤水》等近40首红歌。（重庆晚报/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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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红歌不仅令传统的选秀节目“名正言顺”披上了主旋律外衣，并且还意外引爆了另一个收视率高点：挖掘了以往被忽视的“红色观众”。“红色观众”的阵营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姑且不论，但时下的新闻中“红色渐欲迷人眼”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概括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专家表示，不能忽视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红色文化”跟“极左”一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宣扬红色文化时，不自觉地激活了潜意识中的“极左”思维。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说，对红色文化首先要有明确界定，要从新时期视角与时代需要予以甄别与继承。
从1921年到2011年，中共九十年的成长历程中，红色歌曲曾经让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
当岁月的长河流转到今天，红歌再次以令人意外的趋势在中国大地上被广为传唱。不同的是，这个流行季下的红歌，无论其本身还是所处的环境以及舆论的看法，与过去相比都悄然发生了变化。红歌能否拯救中国人近乎迷失的信仰，它又将如何服务于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答案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新红歌时代
国学大师梁漱溟曾指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两大怪异之处：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时隔多年，这个问题或许依然困扰着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当前的社会，最稀缺的是什么？答案不是外汇、石油、钢铁，而是 “文化”与“信仰”。
这或许正是中国人一直看重“安身立命”的缘故。七十一年前，中国人走在文化与信仰的拐点，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喊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他开出的药方是新民主主义。他说，这种新文化应该是大众的，民主的，应该为90%以上劳苦农工服务。
曾经激励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新文化，现在似乎已经定格为一种信仰符号——“红色文化”。如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背景下，当以红歌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再度整装出发时，却意外地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讨论。

资料图片：4月19日，群众同唱歌曲《走进新时代》。当日，重庆市渝北区体育馆内，歌声嘹亮，上千名来自社区的群众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进新时代》等红色歌曲，百名钢琴演奏者共同演奏《东方红》、《歌唱祖国》，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新华社记者陈诚 摄
一座城市的红色突围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概括重庆，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红色”：红辣辣的火锅，火红的抗战文化，还有当下正如火如荼的“唱红歌”运动。
假如正赶上某个节日或某项活动期间，走在入夜的重庆街头，你会发现它的特殊气质——歌舞升平，一场又一场的红歌传唱活动，人头攒动，红旗飘飘。重庆老百姓一向热衷的“坝坝舞”，在红歌的感染下也焕发了新的活力。
在重庆市的一家医院，墙上挂着雷锋端着冲锋枪的壁画，“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的剧照，还有毛泽东接近群众的黑白照片。这是该医院特意营造的红色文化氛围，院方解释说，让病人就诊治病的同时，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可以保持轻松、舒畅的心情，起到精神治疗的效果。
最令人震撼的，是2011年的元旦，在市中心解放碑广场，聚集了数万名群众，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磅礴之势，气上云霄。重庆人选择用如此与众不同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这样的“红细节”还有很多。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是“红色重庆”的理论支持者，他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合著的《重庆模式》一书，如是描述：现在，重庆的机关、学校、企业、农村、社区、工地，乃至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不但大会小会之前大家要唱唱红歌，而且各种各样的红歌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各种各样的红歌活动如春潮般此起彼伏。重庆的党政干部也成为红歌高手。
重庆的“唱红”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重庆主政者“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略深思熟虑”的结果。2009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会专题研究了文化建设问题，制定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用文件的话说，重庆“吹响了‘唱读讲传’、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斗号角”。
重庆的做法，引来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对于重庆现象，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实地调研后给出了自己的判断：重庆的唱红，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执政党对塑造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寻找。这个判断，在重庆市领导的最近一次讲话中得到了侧面印证。2011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会见港澳主要媒体高层参访团时表示，重庆的唱红是“对中华民族
伟大精神的传承，是对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资料图片：4月26日，在中宣部和团中央即将于“五·四”青年节举行《五月的鲜花--永远跟党走》纪念建党9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到来之际，晚会中歌舞剧《红梅赞》江姐扮演者--重庆师范大学的28名女学生以江姐人物造型的形象，来到重庆市歌乐山烈士陵园参观，亲临原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了解江竹筠等烈士的英雄事迹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中新社发袁宏伟 摄
2011，红歌涌动的时代？
不仅是重庆。在迎接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曾经见证了执政党和一个国家成长的红色歌曲，似乎正在成为2011年中国文化的主旋律。
早在几年前就将唱红歌活动搬上电视舞台的江西卫视，今年的“中国红歌会”宣传片发出了“火红一夏惊艳中国”的口号。据主办方介绍，除了全国的唱区海选无盲区，还将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开设海外分唱区。几年间，江西卫视首推的“中国红歌会”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收看节目的观众突破2亿，数千民间红歌手走上荧屏。而省级卫视老大湖南卫视，更是将2011年接下来的三个月打造成“红色青春季”，除了众多献礼片外，其多档歌曲类节目也都将高歌红色主旋律。
有人说，唱红歌不仅令传统的选秀节目“名正言顺”披上了主旋律外衣，并且还意外引爆了另一个收视率高点：挖掘了以往被忽视的“红色观众”。“红色观众”的阵营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姑且不论，但时下的新闻中“红色渐欲迷人眼”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种以单位或社区的名义组织的“红歌大赛”“红歌演唱会”等动辄“千人同唱红歌”的场景，正在各地纷纷上演。红歌不仅出现在陕西榆林的职工大会上，还走进了天津的法院、延安的监狱，各种“红歌达人”梦想并实践着“唱红歌走遍中国”，“农民自筹资金唱红歌”的报道更是在媒体和网络上比比皆是。
最新的一条新闻发生在河南师范大学。据《大河报》报道，一场“红歌进食堂，唱响你我他”的活动，正在河南师大举行，此后的两个月里，在食堂用餐的大学生将一边吃饭一边听红歌。活动的发起方、河南师大后勤集团党总支书记对此的解释是，“红歌具有独特的教化育人功能，唱红歌是对青年学子进行党的知识和党性教育的一次崭新尝试，高校应成为宣传红歌的主要阵地。”
毫无疑问，高校的确正在成为这一轮唱红歌的主力阵地之一。而一个比较夸张的事例是，在五四晚会歌舞剧《红梅赞》中扮演江姐的大学生——重庆师范大学的28名女学生，4月26日以江姐人物造型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参观。
红歌为什么这样红？《人民日报》两年前抛出的命题，时至今日，每个人依然都有着各自的不同解读。
新红歌，老红歌
而细心的人发现，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联合组织的“唱响中国”歌曲征集评选活动遴选出的36首红歌中，很多“看上去不那么红”的歌曲也赫然名列其中。
“《套马杆》也是红歌？”一名石家庄的网友感到相当困惑。这首充满了蒙古风情的歌曲，在很多人看来更像是民族风的歌曲。而另一首由小柯创作的《多好啊》，则被更多人看成是一首爱情歌曲。如此多的新红歌，让习惯了将红歌与“革命歌曲”划等号的人们一时之间“很不适应”。
在百度百科中，对红歌的释义是：“革命歌曲”的代称。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红歌的定义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1959年出版的书籍《红色歌曲》中，收录的90首红歌无一不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浓重的革命色彩，其中《中国革命歌》《反帝拥苏歌》《最后胜利终归我们》等，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革命时期以及冷战年代，这些歌曲今天已经很少能听到。倒是后来的诸如《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北京的金山上》《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每每成为各种主旋律晚会中的“保留曲目”。
于是，在红色成为中国文化流行季的今天，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经典老红歌在唱红热潮中被万众高歌，另一方面，如《多好啊》等歌颂爱情和生活的歌曲也在年轻人中间被广为传唱，不同的是，后者几乎不知道自己唱的曲目已经被定义为“红歌”。
其实不仅是红歌在悄然改变着面孔，以红色为主题的电影、电视剧等，近年来也纷纷亮相。当《白毛女》《红灯记》《苦菜花》《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一系列红色经典电影重现荧屏并令中老年观众追忆葱茏岁月的同时，新红色文化也在吸引着年轻观众的追捧。
2009年9月上映的《建国大业》，上百位华语影星零片酬出演，由于电影摆脱了传统历史电影一板一眼的模式，再加上众多港台一线明星加入，电影票房突破4亿。而《亮剑》《潜伏》等电视剧的热播，更是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收视效果。
只是，当与时俱进的新红歌和经典红歌一道成为这一年特有的文化现象之时，观点的碰撞在所难免。
红歌所不能承受之重
看到红旗飘飘、万人合唱红歌的场面时，有人感到欢欣鼓舞精神焕发，有人则认为是一种“倒退”。
一位老年朋友说，我们是唱着红歌长大的，每当听到旋律响起，就仿佛回到了自己年轻的过去，那就是我们的青春；但是，也有不少人将之与“文革”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现实版的一出历史穿越剧”。一长春网友认为红歌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理想”，可是也有湖南衡阳网友表示，“和谐社会不是唱出来的，只有靠诚信、扎实工作，老百姓生活才能真正幸福。”
中国2011年的红色热潮现象，甚至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美联社记者就注意到，北京一家红色主题餐厅里顾客与台上演员齐喊口号的场面，“对于许多人来说，革命年代的生活更有激情，更单纯，人们更团结。”事实上，这样的餐厅在中国各地早已出现多年，而其承载的功能除了怀旧，更多的或许仅仅局限于一种娱乐消遣和餐厅特色营销范畴。
在众多争议背后，一个网友的建议看上去颇为新颖：“希望创作一首治理贪污腐败的歌，让所有当官的都来唱！”该建议立刻迎来了很多喝彩。从某种程度上看，该建议似乎与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的观点异曲同工。孟非将唱红歌理解为“信仰缺失年代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想法不错，注意一下方法就好”。事实上，善意的理解者多半都愿意从信仰缺失的角度来理解红歌和红色文化的这次浪潮。
可是，红歌能承载起今日中国人的信仰之重吗？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孔东梅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以传播“新红色文化”为主。孔东梅对红色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我只是希望能够从文化的角度来传承这份精神遗产。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红色文化”，似乎更符合当前多数国人的心态。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地方政府倡导“红色文化”无可厚非，但也应当尊重不同种类的文化，并允许多元文化发展。
“旧的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却未建立起来。”这正是中国社会信仰和价值体系面临的现实，或者也是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的尴尬。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萧功秦看来，这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冒进地试图塑造一个主流价值体系，而要依靠各种文化相互竞争、自我成长，让中国人民来筛选，做出选择，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不能缺少的过程。（记者梁嘉文）
一个“红旗歌手”眼中的红歌
刘媛媛：红歌要唱到大家心里去
“主旋律歌曲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符合人们的审美爱好，形式处理上需要新颖多样，感情更是必须真实流露”
初闻“红旗歌手”，刘媛媛一愣，“我不是有名字吗？为什么要这么叫我？”后来别人解释说，“因为你唱的《五星红旗》特别好听。”刘媛媛方才释然。
《五星红旗》是苗族歌唱家刘媛媛的成名之作。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这首歌曲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一年，刘媛媛只有20岁出头；十年后，刘媛媛与功夫巨星成龙携歌曲《国家》亮相国庆60周年大型焰火晚会，这首歌也随即被口口相传。今年4月8日，刘媛媛再和成龙推出建党九十周年献礼歌曲《民生》。据媒体报道，《民生》被许多年轻人认为是最好听的一首主旋律歌曲。
如今，人们对“红旗歌手”刘媛媛的定位有句更准确的描述：“中国新时代主旋律歌唱家的代表”。
“红歌要符合群众的审美爱好”
十多年前，刘媛媛的成功曾让海内外许多唱片公司大为惊讶：一位主旋律歌手何以比“用金钱包装”的流行明星更受欢迎？后来，刘媛媛自己道出缘由：初出茅庐的她放弃了以往主旋律歌曲的单一唱法，而是融合了美声、通俗、民族唱法于一体，加上对歌曲内涵的用心诠释，令听众耳目一新，也为声乐界注入了一道新风。
外界把她的唱法概括为“美通唱法”（美声、通俗相结合）。这种演绎方式，亦是新歌《国家》和《民生》的共通之处。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么想到用这种唱法来表达“红歌”的？
刘媛媛：我最早是学美声的，当时刚上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我被老师定腔为“女中音”，可是培养了没多久老师们又觉得我应该是“标准的次女高音”，于是改了新的练歌方式。但是到大三，我又被音乐教研室主任正式通知，以后改练“女高音”。四年学习中三改唱腔，从戏曲到歌剧，从通俗到民族，我学习演唱了多种不同类别的歌曲，拥有了多种唱腔的功底。
我平时是很喜欢通俗歌曲的，回到宿舍就听各种流行歌。我和父母都很喜欢邓丽君的歌，她唱歌像说话一样，像溪水一样轻轻流到你的心里，在声音、情感的处理上特别细腻，我有意无意就在吸取她的一些很好方式。后来，我还常听席琳·迪翁的歌，还有一些老歌，比如《烛光里的妈妈》。
后来唱《五星红旗》的时候，专家就说，这个刘媛媛是“三合一”的声音。
Q：那你也可以跳出“主旋律歌手”，唱一些流行歌曲？
A：我一度也觉得唱红歌很有局限性：我是不是只能唱这些歌？后来有老师就跟我说：关键是得有特色，能把这些红歌唱到大家心里去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主流歌曲的唱法。老师的话让我琢磨了很久。其实《五星红旗》到《国家》之间经历了好几年，好像中间是一个空白，我也唱过不少歌，例如《鲜花陪伴你》等一些偏通俗的歌曲。但相比而言，《国家》这首歌是《五星红旗》之后，我最深入人心的代表作了。
Q：你现在如何去驾驭一首主旋律歌曲？
A：主旋律应该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主旋律歌曲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符合群众的审美爱好，形式处理上需要新颖多样，感情更是必须真实流露，包括音色也要平易近人。唱《国家》时，我是如此；唱《民生》时，我在唱法上更加深了这种感觉，因为《民生》更需要用贴近大众的声音去演唱，我也力求能做到这点。用最自然的声区，用最自然的声音唱出来。
“主旋律也要与时俱进”
据刘媛媛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她对歌曲的再创作几近“疯魔”程度。2009年，为了表现出歌曲《国家》中大气磅礴的气势和朴素自然的贴近性，刘媛媛经常拉身边亲朋好友和工作人员一遍遍试听，甚至让电话里的歌迷给自己提意见。
Q：除了怎么唱，是不是红歌本身的创作也很难？
A：为什么现在老一辈人喜欢听那时候的歌呢？因为可以唤起他们的真实回忆。现在很多歌曲是为了创作而创作，有些歌曲太普通了，创作出来后让人们听了也没有感觉。像《我的祖国》词曲多好啊，旋律也好。那个词就是在讲一个故事，你听郭兰英唱就像在看一幅画。
精品出来很难的。创作者也很茫然，他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对一些事情自己没有感觉，应急之作就差强人意。
Q：作为新一代的主旋律歌手，你和李双江老师等老一辈歌唱家有什么不同吗？
A：老一辈创作者留下了很多宝贵东西，经典老歌的旋律现在依然很好听，挺有真情实感。当然，新一代和老一代的红旗歌手，不同时代下就很不一样，但是哪种风格都不能少。
我跟上一代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老一辈的东西不变地拿来，因为听众变了，音乐也要跟着发展。为什么《国家》会这么流行？因为它打破了以往“主旋律”常规的东西，融入了很多国际化的流行元素。比如，演奏者郎朗是国际著名钢琴演奏家，流行音乐人王力宏是我们的制作人，作曲者是香港人金培达——好莱坞亚洲银熊奖唯一获得者。歌词写得也很时尚，不是大而空，而是像“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还有，刚开始，大家会好奇“龙媛组合”（成龙和刘媛媛）会出现什么效果？但是后来大家觉得配合很默契。成龙大哥并非学音乐出身，但他在歌曲情感的处理上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具有很好的音乐感悟力和饱满感情。这种搭档也算是一种创新。
Q：也就是需要加入流行音乐元素？
A：不，是要与时俱进。时代在发展，音乐方面也要跟着发展。我们的国家更加国际化，如果总唱艰苦奋斗，也不对劲。可能一部分人会喜欢，但趋势上必须要努力出新。
“红歌是一个永久的主题”
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进”也意味着对新生事物的包容和思考。生活中的刘媛媛如在学校时那般收听各类歌曲。她经常上网点歌，对王力宏赞不绝口，也能把“超女”曾轶可的《狮子座》听得有滋有味儿。
“第一次听有点诧异，啊，这样唱啊。再细听几遍，觉得也还可以。”刘媛媛说，“艺术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放，你可以去搞小资情调，或者很另类地表达，但不管你做什么音乐，爱国家、爱母亲、爱自己的亲人是必须的。”
Q：主旋律歌曲能不能承担“拯救信仰、重建道德”这样的重任？
A：这是自然而然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普通人在唱《国家》的时候，他就会说：“有国才有家啊，有了强大的国家才有富的家，每个人才能幸福的生活，没错啊。”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很重要。包括很多学校歌咏比赛也在唱《国家》，这个对小朋友也会有影响。唱歌是一方面，有时候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是唱歌让大家懂得更多。有时候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国家也很不错的，没有战争，民富国强。如果天灾人祸，战火频繁，哪还有我们小家的幸福啊。其实真的是这样。
以我个人经历而言，玉树地震时，一万名小朋友在唱《国家》，有时候去KTV，偶尔能听到包间里有《国家》传出来，不论什么人，他们在唱这首歌时，都在感染大家的心灵，让大家更爱国、更爱家，这种歌就是艺术和现实结合得比较好的示例。你讲很多理论，可能还比不上一首歌更让人接受。
Q：你觉得红歌永远不会过时吗？
A：我想这是一个永久的主题。有些歌的生命力比较短，例如一些小资情调的歌曲，过了就过了。但《国家》、《民生》这样的主流作品会成为经典。我们在中国，中国的发展一定需要有人去歌颂，一定要用真情实感去歌颂这个时代。中国这个时代很好，中国正慢慢变成世界强国，这个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记者陈雪莲实习记者陈丹青）
俄罗斯红色经典：为团结而传承
当新的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的失落，开始回忆当年的光荣时，国家需要重新为全民建立定位。此时，音乐是最好的工具
5月1日，在莫斯科地铁列宁图书馆站，突然传出一阵音乐声。来自几十年前的旋律在略显昏暗的地下大厅间游走，掠过地铁墙壁上列宁的头像，让人仿佛有种被带回苏联时代的时空错觉。
原来这是地铁公司为庆祝劳动节假期（4月30日－5月2日）专门播放的前苏联歌曲。它们以电影配乐为主，比如《高加索的女囚徒》《伊万换工作》《小心汽车》《我行进于莫斯科》等。在苏联解体后，“五一国际劳动节”改名为“春天和劳动节”，这个节日被俄罗斯人看作春天的开始。
而紧接着“五一”，还有俄罗斯的“五九大假”，从5月7日到9日。莫斯科地铁公司将计划播放另一批苏联歌曲：《胜利日》《最后一战》《三个坦克兵》，以及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喀秋莎》等。
有选择地继承“红色记忆”
从整体上看，苏联解体后，当年的红色经典大多数仍能在俄罗斯流传。不过，不同作品因为背景和含义不同，流传的程度也不一样。
前苏联红歌跨越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反映国内革命战争的歌曲《小雄鹰》、肖斯塔科维奇为影片《迎展计划》所创作的《迎接》等，这类歌曲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产物；而著名的《喀秋莎》则是二战前创作，在二战时广为传唱；卫国战争开始后创作的歌曲，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第七交响乐》，还有《海港之夜》等；战后，除了有纪念二战的《共青团员之歌》，《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都是反映国家和平景象的创作。
其中，二战期间的很多歌曲经久不衰，它们在一些重大国家纪念日时常被播放，更是俄罗斯军队歌舞团演出的招牌主题。比如，五月九日胜利日时，胜利广场就会连续好几个小时举行广场歌会，主要表演者便是军队歌舞团。
另有一些同样气势雄浑的歌曲则没有被大规模传唱，因为这些歌曲往往政治意味更强，以描述阶级、社会主义制度的为主。它们是俄罗斯共产党集会时的传统曲目，在俄共网站上都可以下载。往往在俄共举行集会或者游行时，这些歌曲才会被唱响。若是在平日里，它们在大众传媒中的出现频率并不高。至于那些歌颂前苏联领袖的红歌，出现几率就更少了。
在电影方面，影片《高加索女囚徒》在俄罗斯常年播放，经久不衰。这类电影符合大众口味，主题明快，少政治牵连，但同时又有着社会主义模式中较为光明的一面。于是，它们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在俄罗斯电视节目的非黄金时段，经常会播放这些红色影片。它们的主题曲同样脍炙人口，总令那些俄罗斯老人想起年轻时的岁月。
国家整合的需要
其实，现今的俄罗斯儿童都已不再从课本中学习例如《喀秋莎》在内的红色经典。所谓“红歌的传承”更多是在节假日、需要表演节目时，学校老师会组织孩子们一起歌唱，并为他们讲解含义。
当然，红色经典在俄罗斯的传承，与歌曲的政治属性密切相关，更与人们的记忆有关。
有人说，重温俄罗斯红色经典是国家整合的需要。虽然新的俄罗斯似乎淡化了艺术作品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内容，不过，不容回避的是，一些音乐作品本身便具备培养国家意识的功能。尤其是当新的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的失落，开始回忆当年的光荣时，音乐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凝聚全民的纽带之一。
特别是当新的执政者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思潮中走出，他们从爱国主义中寻找资源，继续打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不但成功抗击外敌，而且横扫东欧的光荣历史。由于对二战胜利的纪念已经成为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二战时的歌曲，以及反映了那个年代光荣历史的文艺作品，自然成为首选。
而在缅怀二战的歌曲中，实则也包含着其他时代的作品，比如莫斯科地铁公司预计播放的歌曲《三个坦克兵》，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首歌是献给国内战争的英雄，号召大家保卫社会主义政权，因为其中包含了对战士的歌颂而传唱至今。在俄罗斯人佳热利尼科娃看来，苏联歌曲在形成“俄罗斯新的全民一致性”中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从听众和演唱者本身的角度而言，那些伴随着自己成长的歌谣怎能轻易忘记呢？这样的记忆带给自己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普京恢复苏联国歌作为新国歌的时候，大国记忆固然是一部分，但同时还有他自己的影像：他曾经在这样的歌声中成长，并为国家效力。（特约撰稿姚望）

资料图片：1966年9月19日，哈尔滨市在“红卫兵广场”召开“黑龙江省无产阶级灭资造反点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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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角：“对红色文化，要以新时期视角甄别和继承”
【访谈嘉宾】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木生：中国税务学会副秘书长
“概括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红色文化中有很多优良传统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样理解当前以红歌、主旋律影视剧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萧功秦：对红色文化做界定很重要，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红色文化中有很多我们优良的革命传统，比如民族献身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是值得后人去纪念和继承的。但有些“红”却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它们同样分享了“红”这个概念。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慎重。不能笼统地谈红色文化。
当前，中国社会对“红色文化”的解读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亮剑》，主题是显示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体现共产党人的人文情怀，背后更多的是弘扬民族精神，而并非以往的弘扬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我们现在的“红色文化”，更不是文革时期的“红色”了，而是包含了很多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
张木生：现在的“红色文化”是相对于当前社会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缺失信仰的背景来说的，它有着很现实的探索的一面，比如“唱红”之后出台的是民生政策。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重塑红色文化，实质是一种动员、一种舆论、一种唤醒、一种挽救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的手段和方式。
Q：红色文化能否再次给执政党带来强大生命力？
萧功秦：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要特别慎重。如果说，从执政党“文化寻根”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个民族也需要从历史上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当中，汲取精神营养，以丰富自己未来的精神资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红色革命”积淀下来的优秀的革命遗产。
如今，当我们提倡红色文化时，我们的主观意图肯定是从它的积极面出发，但客观上，不能忽视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红色文化”跟“极左”一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宣扬红色文化时，不自觉地激活了潜意识中的“极左”思维。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说，对红色文化首先要有明确界定，要从新时期视角与时代需要予以甄别与继承。
张木生：弘扬“红色文化”，目的是让执政党以及群众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要到那里去”。因此，弘扬“红色文化”是很正常的，是一种凝聚人心、鼓舞干劲的手段。美国人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好莱坞拍摄的那些大片《巴顿将军》《兄弟连》《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都是一种鼓舞。
红色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Q：你觉得红色文化能填补信仰与价值之缺吗？
萧功秦：不能够，它只能是当前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单独依靠它支撑起我们现在乃至未来的价值体系。我们现在是生活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吸收世界文明的各种优秀价值。如果我们提出让“红色文化”来主导我们的价值体系，这本身就意味着排他性。如果由政府来主导推动，这种做法也不太合适。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让它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接受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充分批评与质疑。
Q：那我们应该如何构建我们的价值体系？
萧功秦：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现在的情况是，旧的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却还在摸索当中，某种程度上，中国处于价值体系的空白期。中国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让社会上各种健康的文化自主生长，相互竞争，并给予充分的时间。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找到一条道路：既符合我们的民族精神，又继承了红色文化；既能整合中国人的人心，还能跟人类的普遍价值接轨。
Q：在重构价值体系之前，需要坚持哪些前提才能不致于迷失方向？
萧功秦：要坚持三种精神：和谐精神、公民责任精神以及自由创新精神，这三者都是世界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公认的普遍价值。具体到中国身上，我们的“红色文化”中革命者的责任，可以转化为公民责任；我们的儒家文化中可以找到大同与和谐精神；而自由竞争与创新的精神则可以从西方文化中找到源头。概况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张木生：如果一个人说，他的药可以包治百病，那肯定是忽悠人的。当前的中国，要超越左右之争。超越之后道路怎么走？很简单，就看能解决当前中国什么问题。中国需要告别“不争论”的时代，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不能再新瓶装旧酒。（记者梁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