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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的性化
作者:潘绥铭  来源:《中国性革命纵论》第12章  类别:重要时事  日期:2007.08.30  今日/总浏览: 5/63
第十二章  21世纪中国的性化
纵使掀起滔天巨浪，也还是无法抓住海中的盐
――题记
第一节  “性化”(sexualized)
概述
性化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也不是一个新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性革命成功之后，都陆续地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用这个词汇来表达当今中国性文化的时代特征：进入21世纪，尽管官方仍然拒不承认性革命的存在，但是中国的性革命实际上已经成功了。
“性化”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性”的含义。从“生活”这个角度看，不仅是指人们的情感生活与日常生活，而且包括社会交往、政治活动，乃至经济行为。从“被赋予性的含义”这个角度看，一种形式是原来与“性”根本不沾边的现象，现在被与“性”联系在一起；另外一种形式是，原来一些虽然与性有关却仍然可以明确分开的现象，现在被模糊化了，甚至被直接纳入了“性”的范畴。
“性化”当然是性革命成功的产物与标志，因为在以往的社会中，性根本就是不可言传的，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如何“化”？例如，民间一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酸曲”、“荤段子”、“荤谜语”等等，一直在把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与“性”连接在一起；可是社会主流也一致认为那都是“下流”、“耍流氓”。因此，这样的情况最多只能是民间俗文化，却不可能是整个社会的“性化”。只有性革命成功，性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才能在全社会“化”起来。
经过了文革之后的80年代，人们还普遍希望回归到5、60年代的纯洁情感状态。第一部表现情爱的电影《小花》时借助表达兄妹之情来表达爱情，这是一个过渡。而文革之后第一部恋爱电影是《庐山恋》。80年代开始恢复男女有别，女性开始穿衣打扮，化妆。到了90年代，经济加速度发展，人们普遍是类似于大跃进时期的心态。之前禁欲和解放之间的斗争已经慢慢消退，禁欲成为了贬义词。
性化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压抑，再到性化的巅峰。在性方面，我们由一个专制社会，经过威权社会，开始走向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至少在大城市里，社会基层的制度与管理基本上没有了，很少有人还像过去那样关注别人的个人行为，这极大地推动了主流社会的加速性化。
不过，“性化”这个词被传媒炒作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一些读者接着写文章，把它当作对于“性”的贬义词与否定词来使用，似乎“性”根本就不应该“化”，而“性化”现象在他们的文章里变成了新的“社会丑恶现象”，似乎是历史的倒退。
这可不是我用词不当的问题。这说明，中国社会中反对性革命的力量已经穷途末路了，只好把任何一个新出现的词汇都抓过来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而且试图改变其词义。这也并不新鲜，想当初，性革命这个词也曾经被一些人解释为“无法无天、为非作歹”。所以说，“性化”这个词的“被妖魔化使用”，恰恰证明我对它的定义是正确的。
性化的表现
在21世纪的中国，“性化”最突出地反映在以下这些方面（并非全部）：
性现象的公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它打破了女性生理的神秘感，促使男性了解女性。
此外，隆胸手术、挺臀手术、治疗各种性障碍与性病的广告，可以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反复播出，而且越是小地方的电视台，使用的画面与广告词就越直露。此外，这样的广告还几乎贴遍了街头巷尾与公共交通工具。
给更多的事物、现象赋予性的含义，而且广为接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性乳房的文化意义，从过去的哺乳器官变成了现在的性器官。
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的性的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性感”这个词，从最开始的类似于骂人的“风骚”，到后来变成了恭维话；从最开始的类似于“有女人味”，到现在的“有性的吸引力”。
性的词汇日益增加，已经足以建构话语迷宫：都市年轻人中，不仅仅是新的“性”的话语犹如雨后春笋，而且这些话语已经开始支配人的行为。详见下文。
“性”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在一些大都市的娱乐场所中，有些女青年敢于当众裸露自己的双乳，更多的女青年则是以“薄露透”的衣着坦然行走于闹市。在网上，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自我曝光，从日记到照片到视频。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性”作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某些意识形态。
“性福”成为社会时尚，而且很少受到反对。
消费化
在性化的同时，性也被消费化了。
性的消费化指的并不是性产业或者性服务，而是说：以前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地获得爱情，而现在你要获得爱情，就不可能不花一分钱。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性不仅仅成为了消费的对象，而且足以产生消费的需求与现实的市场。就算是“一夜情”，表面上看来谁也不给对方钱，但是总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吧？这就需要开房间，需要消费。
当然在中国，这些还主要是发生在大城市里，但是都市年轻人已经很难脱离这样的消费化潮流了。
性的消费化，在传媒霸权与时尚主导的共同促进下，发展得非常迅猛，至少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满足“身体想象”：为了获得所谓的性感、“骨感”、风度、气质，相当多的年轻人不得不超额地消费；从“塑身”、美容到“包装”、“找派”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许多人都把这些活动解释为“求美”，但是如果没有“性”的基因与色彩，大概这些消费不会如此发达的。
制造浪漫情景：现在谈恋爱，到酒吧或者咖啡厅坐一坐并不为过，一起来些娱乐活动也并不为过，因为那里的环境与气氛比较适于培养感情，可是这就要花钱，就要消费。
弘扬激情崇拜：21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就是独生子女的青春期文化在社会上日益彰显；结果，在商业力量的“阴谋”之下，激情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化了。19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农村青年在村口大树下，跟着最初的便携式录音机（俗称：半头砖）在跳迪斯科。那是激情崇拜。可是21世纪，都市青年要花几百元钱去体育馆里手舞足蹈地给歌星捧场，可是1990年代还可以看到的自发的“街舞”却消失了，变成了“的厅”里的收费表演。这就是消费化了。
性化与消费化的结合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派生现象也就应运而生了：
传媒对“性”的放大与眼球的聚焦
中国的传媒是一个怪胎，一切西方的“传媒学”都不适用。一方面，它的最优的社会功能――舆论监督――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它的最劣功能――“教化人生”――却得到畸形的发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少了，另外一个就不得不多起来了。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为了“甩掉财政包袱”，又搞了一个“意识形态以外的市场化”，就逼得传媒不得不变成目前这样的怪胎。传媒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话一点都不过分。
对于传媒来说，任何与“性”可能有关的内容，当然会成为最佳卖点。对于读者来说，在关心社会毫无意义的环境中，眼球也只能在“性”上面聚焦。二者相加，“性”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许多时候则被扭曲了。
如果仅仅看表面现象，传媒的性化与消费化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也同样存在。但是唯一的区别是：中国的传媒与读者都没有其他的选择可能。
符号、仪式的流水线般的生产
在这样的社会里，性方面出现了许多符号与仪式。
在符号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女性的服饰。自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服饰的“薄露透”就一直“领导着时代的潮流”而且愈演愈烈。
这里面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最初的时候，女性是“不怕露腿，只怕露肩”，因此在整个1980年代里，按照北京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满街玉腿、遍地短裙”，甚至可以见到很多的“平头短裤”，就是齐大腿根地裸露；但是女人的肩膀却很少裸露。随后，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女人的“吊带背心”开始堂而皇之地上街了，裸露了整个的肩部加上半个前胸。再往后，在临近21世纪的时候，“露脐装”也开始上街了，北京老百姓叫做“满街肚脐眼儿，屁股还要露一点儿”。
男性方面的主要符号却并不是服饰，而是发型。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男人的“板寸”（前沿稍有突出的小平头）开始被认为能够表现男人的骠悍与桀骜不驯，是最流行的；“披肩发”则被认为是具有浪漫气息，也有相当的比例；“光头”代表“匪气”，需要一定的胆量；而传统的“背头”则被认为是“土老冒”，完全过时了。
在仪式方面，最突出的首先是“爱的节期”的确立，就是西方的“情人节”开始在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里流行。
其次是“殿堂”的标准化，例如酒吧开始取代卡拉OK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去处，其要点一是彻底的“欧化”，二是洋溢着“粉红色气息”，三是不如此就是“没品位”。
第三是“求爱仪式”，最突出的是“送玫瑰花”与“点亮烛光”，在许多大学校园里已经蔚为奇观。
第四是“标准情书”，就是年轻人表达爱情的文字甚至是语言，出现了时尚化甚至标准化的趋势。在网上和手机短信里，有许多“写手”在日以继夜地创作着“爱的短语”而且广为散发，大有形成垄断之势。在日常语言中，各位伟大诗人差不多都已经被忘记，而周星驰在《大话西游》里的台词却成为最流行的经典：“曾经有一份情感放在我面前……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期限的话，那么我希望是一万年。”
第五是“星象择偶”。中国人找对象时历来相信生辰八字与算命，但是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年轻人开始狂热地流传西方的星座，而且主要是用来测算双方的爱情关系与性关系。
这些符号与仪式，虽然并不一定能够标志出一个具体的男人或者女人在性关系方面是否开放，但是却一定足以表明该人在整体的性态度上是否“新潮”，也就是西化的程度如何。
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被流水线一般地生产着的，而且以其强大的商业运作力量，迅速地在年轻人中普及，蚕食着他们尚未完全确立的自我，甚至成为年轻人中间的“阶级划分标准”。
当然，大多数涉入其中的年轻人却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也没有给年轻人提供这样的机会与形式，让他们足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爱与性，因此一旦改革开放之后，年轻人必然会这样做的。
我对此没有异议，只是希望：第一，任何新的东西也都不要成为“大一统”；第二，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追求的真的什么。否则，我们当年的“红卫兵”，那才是彻底的时髦呢。
广泛暗示 ＋ 认知简单化
现在，我们走在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的街头，以各种形式加以性化的广告简直就是铺天盖地、目不暇接，让人没处躲没处藏。回到家里看电视、看报纸也是一样。总之，只要你不闭目塞听，性化就会死死地包围住你。
可是，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在西方，随着性革命的成功， sex（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已经变成了sexuality（社会与主体意义上的“性”），可是我们汉语却连这个词都无法翻译，因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中，从来也没有这样深刻的概念，当然也就无词可用。
结果，您可以到大陆的中文网站上去看看，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是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都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于中国人对于“性”的认知水平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以发展求生存”
凡是性化的商业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必须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推向极端，否则就是死亡。西方有一个漫画：20世纪初的时候，女演员只要把拖地长裙提起来一点点，下面的观众就会疯狂鼓掌；过了20年，女演员穿起了“三点式”，观众又疯狂鼓掌；再过20年，女演员什么都不穿了，观众还是疯狂鼓掌；到了20世纪末，还有什么新花样呢？女演员只好把自己的子宫从肚子里掏出来给观众看了。
时下的中国也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不断地“破禁区”成为商业式性化的唯一出路。
“不反对主义”的盛行
这种性化，至少在城市里已经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这就像性革命一样，并不是因为直接参加它的人数多，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数少，它才得以成功的。
公共权力的做秀化
在21世纪的中国，党和政府对于“性”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变化，我把它总结为“四个坚持，两个放弃”：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教育青少年”；坚持“扫黄”（针对各种情色品）；坚持禁娼；但是在打击对象方面，已经放弃了对于普通人的各种一般的非婚性行为的追究与打击，主要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一夜情等等；在打击方式方面，已经放弃了“执法必严”而是开始走向“民不举官不究”。
即使在“四个坚持”里面，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也已经是高度的“做秀化”了，就是一定要大讲特讲、不厌其烦、标语口号满天飞；但是是不是真的去做呢？有什么实际效果？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人关心了，变成所谓“做秀高于一切”（套用“稳定高于一切”）。因此，虽然中国《刑法》里还有“聚众淫乱罪”，最高刑是死刑；但是真的去抓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
这是21世纪中国“性”的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一。也就是说，虽然我在本书的各处不断地论说了各种社会力量对于“性革命”的推动，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性革命”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党和政府的“恩典”与“赏赐”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