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百度云资源:黄纪苏，说话不需要水平

　　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偶看一奇文，作者为黄纪苏，文章名为《说话权利要争取，说话水平也要提高》。文中说："争取说话的权利、加强对政府的监督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也面临变质堕落的危险，要时时自省，不断修行，不断跟歪心邪念告别，向诚心正意靠近。否则的话，它很可能会在一次次的自掌耳光中被公众遗弃。所以，在争取说话权利的时候，别忘了珍惜说话的机会，提高说话的水平。"文章初看起来有道理，细看起来就不那么回事了。

　　说话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水平问题，如果把说话定位在水平上，无疑就是让很多人闭嘴。很多人一闭嘴，言论自由没有了，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说话权利又因说话水平低而被拒之门外，说话水平自身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然说话权利要争取，那就需要知道说话权利被谁给剥夺了，宪法写着言论自由，宪法没剥夺言论自由。能剥夺说话自由的只能是权力者，把说话自由的权利要回来的目的之一是监督权力、限制权力，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说话，体现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不是为了提高说话水平。人的嘴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用来吃饭的，另一个功能是用来说话的。光吃饭不说话，或者说话就说水平高的话，不符合人性，降低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想当年孙中山就把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人是先知先觉，这种人水平高，二等人是后知后觉，这种人水平次高，三等人是不知不觉，这种人水平很差。孙中山的意思是一等人要引领二等人，二等人要引领三等人，二等人三等人都要跟着一等人走，这样路就不会走错。孙中山没想到的是，一等人自以为是，把二等人三等人引到河沟里了，不但引到河沟里了，而且还翻了船。在孙中山之后就是蒋介石，因为他是一等人，所以名正言顺地搞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由此推论，水平高的是一等人，水平低的是二等三等人，水平低的不必费心思考问题，跟着水平高的人一齐喊万岁就可以了。万岁喊多了，就变成万人坑了。

　　说话水平的高低由谁来定？由组织定，符合组织要求的就水平高，不符合要求的就水平低，说话变成了为组织摇旗呐喊的工具和吹鼓手。由某个领导人定水平的高低，这方面的经验不多，教训不少。假如鲁迅还活着，毛泽东给他提供两个选择，一个是识大体不说话，一个是在监狱呆着，听着就吓人。毛泽东倒也搞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无标准的标准，他的表面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畅所欲言，谁能识透他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呢。说话水平的高低无论是由组织或人来定，都会成为组织和个人的工具，降低人的智商。经常看到组织和个人的口号式语言，诸如学习雷锋忠于革命忠于党，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说话并不表现在水平上，而是表现在形成舆论上。这个舆论，不一定是真理，也不一定是正确，舆论就是舆论。多伊彻认为，舆论由精英自上而下的煽动（如作者所批评的韩寒）、普通民众舆论的向上沸腾和相关团体在这一过程中的认同。多伊彻用瀑布模型进行了生动的说明。他说，舆论以多阶梯方式向下流淌，就像瀑布被一系列水潭切断一样。最上面的小潭由经济和社会精英组成，接下来是政治和统治精英的水潭、大众传媒的水潭、舆论领袖的水潭，最后是人民大众的水潭，这五个水潭最重要的是大众传媒和舆论领袖，公众舆论的向上沸腾主要由舆论领袖发动。瀑布模型的解释价值在于舆论形成的过程在其下降的每一横向层上都被打断和改造，即是说，每一个层次在原则上都产生势力对势力、资源对资源、欲望对欲望的相互作用，而其中的综合效应绝不会是任何一种势力所希望或设想的那样，当然，这需要时间。

　　只要是说话自由而形成的舆论，无论正确与否，无论水平高低，只要每个人都自主地发声，只要公共舆论是由自主发声所组成，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否则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它与真理无关，它与自由密不可分。中国的言论自由从不敢争取到勇于争取，从没有言论自由到有言论自由，所取成就虽然不大，毕竟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对于民主社会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了言论自由，就该自觉地去捍卫，不能以言论真理的名义、不能以说话水平的名义来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和打压言论自由。

　　人总要多看书，多比较，多思考才好。看看中国的，再看看外国的，有好处。否则像毛泽东一样，把西方的名词拿过来了，把人家的内容给扔了。比如，本来是民主，非得加上社会主义才觉得说得响亮，本来就是专制，非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才名正言顺，这都是拿来新名词丢弃了其内容的表现。本想弄个新瓶子放点旧酒，结果是新瓶子坏了，旧酒也没搞到，只能眼巴巴地乱喊，新瓶是资产阶级的不能用，旧酒是封建的破烂货不能喝，喊完了，自己躲进阴暗的角落里，拿起中国的大碗，喝着廉价的散酒，恋着尼姑的床，丢人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