肛瘘与肛周脓肿的区别:中国不需要“韬光养晦”？

　　价值中国：您的新书题为《中国大形势》，那您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呢？

　　高连奎：在当代社会，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很大，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汗牛充栋，看似热闹的学术界在种种快餐式的理论中越辨越迷茫。而要真正读懂中国，必须从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社会、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去分析。否则，只是盲人摸象。而能够静下心来，深入、综合而且系统地解读中国经济现状的人少之又少，我写这本书就是站在更高的高度，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站得更高，才能拔云见日。我将本书定位“大形势”，就是想让人们在清楚认识中国与世界形势的情况下形成中国发展共识。而我在书中对中国近现代强国之路的五大历史阶段，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世界中产阶级社会四大模式，中国经济十大误判的分析都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另外我在书中我从工业革命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用政治学理论解释经济败局，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商业灾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中国经济寻找出路，又用经济学的方法破解中国民生难题，也都是我这本书的特色。

　　价值中国：中国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在您看来，未来三十年间中国是否应该放弃“韬光养晦”的国家战略，为什么？

　　高连奎：中国拥有世界上几乎最广大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注定就是个大国，但中国走向世界，能否获得世界的尊重，不光靠武力的强大，也不靠经济的强大，而是要靠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其否能更大限度的改善民生。现在世界主要存在着两种最核心的发展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小政府，强调自由、低福利；一种是北欧模式，其特点就是大政府，在强调自由的情况下高度重视社会福利。这两种模式的分野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而其他国家都处于这两种模式之间。其实这两种模式都弊端非常的明显，美国模式的缺陷是福利程度低，贫富分化严重，北欧模式的缺陷是民众生活成本很高，税负过重。我在《中国大形势》中提出了中国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发展模式。这第三条道路不是前两种发展模式的折中与妥协，而是从根本意义上的创新，当然笔者提出这样的发展模式除了是对以上两种模式的利弊分析，更是从社会的根本变化的角度来考虑的。我在书中提出，如果一个制度不以改善民生为目标，哪些宣传自己多么的文明，都是野蛮的。当代中国我们相信市场而又不想失去自由，我想渴望有保障的生活，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收负担，那低生存成本发展模式可以是一个选择。

　　价值中国：未来五年，中国未来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进入低速增长期？如果要维持高速增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结构？

　　高连奎：我认为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增长时代是经济增量的绝对值上说的，而不是增长百分比。中国经济的基数已经非常大，中国经济从人均GDP几十美元增长到现在的近四千美元，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而我们再增长下一个四千美元，可能只需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中国今后几年的发展就可以相当于以前六十多年的发展。因此说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大增长”时代。与“大增长”时代对应的是“大需求”，比如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等，中国今后一定要以一种“大增长”、“大需求”的眼光，“大手笔”的解决中国问题，才不会出乱子。很显然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意识还不够。总之中国将会以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发展，而中国问题也会超出我们想象的暴露出来，对于这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它，才能驾驭它。

　　在书中我提出中国不仅需要新兴行业，而且需要重视传统行业，建设高效的传统行业，在我国传统行业占比非常大，如果以改革开放为对比时间点，中国至少有70%的GDP来自传统产业；如果我们以2000年为对比时间点，那么至少85%的产业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我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六大新兴战略产业的产值要占到我国GDP的20%，如果从另一角度进行解读这样数据，即十年后传统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仍然高达80%。如果将能将这些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传统产业仍然是一块可以充分发掘的富矿。另外我在书中也对服务业与第一二产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价值中国：最近“国富民穷”的话题引起很大争论，充分体现了当下各界对于收入分配敏感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正确处理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在您看来，之所以出现“国富民穷”，主要与哪些因素相关？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民生困局？

　　高连奎：我不反对真正的“藏富于民”，而是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实，当前中国一些学者所倡导的“分国企股票”，“分外汇储备”、“分国有土地”，“减税”都是在藏富于精英，因为这样只能让贫富分化更加的严重，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不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民穷”的说法也不准确，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在《中国大形势》中我将中国的民生困境分为三个方面进行解析，首先是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也就是收入差距过大，其次是民众生活没有保障的问题，其次是民众生活成本过高的问题。对于贫富分化我在书中指出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离谱。笔者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

　　第二是民众生活没有保障的问题，现在的中国物欲、名利的观念非常强，而道德、公益的观念渐渐淡漠，这些都是生活压力大，生活没有保障的结果。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问题，应该由向富人有效征税而来，中国的财产税、遗产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都或者不健全或者是偏低。世界各国的福利体制都是通过高税收完成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必要减税。就中国目前的个税征管体系看，低收入者往往成为个税征收的主要对象，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却依然在税收监管体系外逍遥，首先高收入者所得税要占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多大比例，政府必须由一个规划。我们的个税调节功能，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呈现“逆调节”，个税变成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帮凶。我主张个税应该提高起征点，扩大征收范围，提高税率。目前针对富人阶层的税种还是明显偏少，诸如遗产税、奢侈品税等，舆论呼吁很久，但始终不见露面。

　　第三是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现在人们总是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并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的更快。在中国民生问题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在美国、日本、欧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了吧，但是那里的民众照样面临生存难题。因此要想让民众获得幸福，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又加大了物价水平，客观上加大了人们的生存成本，福利社会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则相当于变相的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价值中国：为什么说扩大内需不能单靠“破解消费难题”？如何才能做到您所说的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及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高连奎：经济学意义上的内需包含两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中国的投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靠投资，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需要投资，以基础设施中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例，按照中国铁路中长期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到2020年，将达到10万公里，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铁路里程才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六分之一。按中国高速公路网的规划，中国计划用三十年建成8.5万公里高速公路，即使这一目标实现，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里程也只有美国的不到五分之一。另外我国在内河航运、城市地铁、农村公路等方面都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果我们要想在经济上赶上美国，首先在基础设施上要赶上，因此我不赞成过度投资论，中国是投资不足，交通效率是经济效率的最重要组成。另外中国的产能过剩只是结构性的产能过剩，而不是整体性的产能过剩。另外要想从根本上扩大内需还是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提高劳动者收入，这也就是我反复强调的“创富于民”概念。

　　现在人们都在反对“GDP主义”，对此我的看法是中国应该建立三个指标体系，一个是劳动生产率指标，一个是GDP指标，一个是幸福指数指标，现在很多人提出中国不应该考察GDP，这是错的，中国不是要去掉GDP指标，而是要将指标多元化，不能单一化，劳动生产率指标、幸福指数这些指标都要建立起来。

　　现在社会，经济越发展民众的生存成本越高，民众生存所必须的产品就越多，比如手机对于所有人都是生存必须品，而电脑对于文职工作者也是生存必须品，而对于很多交际职位的人拥有几套像样的西装也是生存必须品。而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的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采取的第二种方式。在书中我将民众的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大类，一般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以生存性消费为主，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以享受型消费为主，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以奢侈型消费为主。而建立低生产成本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对生存必须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之目的社会模式。所谓“低生存成本”社会中的生存必需品可以包含吃穿住行用等多个方面，人类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生存问题仍然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更是如此。广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支出的大部分仍然属于生存型消费。对于导致民众生存成本升高的原因，以及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措施，我在书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讲述。

　　当然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确切的说是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其次我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是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的深刻感触及深入分析，特别是如何将人们从生存成本高昂之苦中解脱出来， 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其他国家。希望我的理论对中国发展有利，对世界发展有利，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在面对，世界各国也都在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