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停电了干新来女同桌:物价后势：有形之手能做什么

无论是拉动经济走出低迷，还是抑制价格发烧，这些过程都充满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协调和矛盾。这一“推手”的过程，在中国政府防控通胀的重任面前，显得尤为突出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4月15日，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出炉，中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创32个月新高，CPI非食品价格上涨超越了2008年最高水平。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份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中国2011年的CPI要控制在4%左右，而CPI前三个月持续上涨态势表明，中国政府要完成这一既定目标面临的难度不小。
多种混合型成因的集中爆发构成本轮物价上涨不同以往的特质，呈现复杂的趋势，并进一步拉高未来人们对于物价高涨的担忧，其中，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成为了以往历次物价上涨都不具备的一个推手。
每当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将经济大势掀起波澜，凯恩斯的“有形之手”便会粉墨登场，力图挽救市场于水火之中。“二战”以来，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便是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交替运行的历史。
无论是拉动经济走出低迷，还是抑制价格发烧，这些过程都充满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协调和矛盾。这一“推手”的过程，中国政府防控通胀的重任面前，显得尤为突出。
三大推手
本轮物价上涨并非自今日始。2010年下半年，物价上涨苗头已开始显现，并于当年11月份CPI达到了最高点5.1%。
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和物价上涨，央行从去年至今已经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4次提高利率。
投资需求推动的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输入型通胀，热钱的流入以及劳动工资的上涨……混合型通胀使此次物价高涨的趋势与历史上的情形相比更加复杂，再加之通胀预期的助推，物价上涨势头，难以平息。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经济学家姚炜对2011年一季度通胀数据做了回归测算后发现，流动性成为首要决定因素。
过去两年的货币超发明显。2009年广义货币M2平均增长28％，超过9.2％的经济增长水平以及－0.7％的通缩水平所对应的货币需求19.5个百分点；2010年M2平均增长19.2％，超出10.3％的经济增长与3.3％的通胀水平所对应的货币需求5.6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已在有意识地收紧信贷。2月份M2增速15.74%，是历史上连续27个月以来的最低值。然而3月，M2增速恢复到16.63%，环比增加了2.99%。
这表明中国投资需求仍然十分强劲。姚炜表示，虽然各种实业企业投资的自有资金可以占到总投资的50%-60%，但是剩下的部分，须由贷款来配套。
在“十二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国家电网、高铁、信息产业，甚至保障房的建设，都将是未来投资需求的主力军。而2011年为开局之年，地方投资冲动的惯性一时还难以遏制。
与此同时，大宗商品价格的一路高歌，令输入型通胀压力猛增。
一季度，中国铁矿砂进口量增长14.4%，价格上涨59.5%；原油进口量增长11.9%，价格上涨24.3%；成品油进口量增长27.7%，价格上涨18.8%。这三类产品进口额合计比去年同期增加275亿美元，其中因价格上涨直接导致进口增加177亿美元，占比近2/3。
中国经济发展对国际上的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逐步加深，其中石油、铁矿石和铜三种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分别达到了55%、60%和70%。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PPI有直接的传导作用，并会间接影响CPI。
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势也十分明显，这成为CPI走高的又一推手。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近期在珠三角经济区调研发现，当地企业2009?2010年间用工成本普遍上涨30%到40%，2011年预计仍继续上涨10%到15%。
“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抑或迫近，这使得劳动力价格将不可逆转地长期上涨，成为普遍共识。”中信建投证券策略分析师郑联盛对记者表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给出了工人工资上涨的另一种循环，即货币投放过多，导致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直接导致消费价格中的居住类价格上涨，并驱动人工成本上涨。同时，近两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也促使农民工的用工成本增加。
王军表示，劳动工资的上涨将不断推升企业的成本，使产品价格和服务品价格升高，而物价水平的升高，反过来还将进一步促进劳动工资的上涨，形成“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趋势。

上下游产业两重天
终端消费品价格上升，仅仅是最直观现状。更为深远的影响，是生产链条各个环节上产品价格的不同走势，将给各类产业在未来2~3个季度的生产及利润空间，带来明显影响。
“当前物价上涨的形势，对上下游产业将发挥截然不同的作用。”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一般分析认为，以铁矿石、钢铁、有色金属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产品，将因目前的物价上涨形势而获得更多利好。
对此，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一方面，主要因为美元贬值而形成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构筑起一定的缓冲，从而使国内的原材料加工企业在进口价格上减缓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身处产业链的上游地带，从而使得这些企业具有较强的成本转移优势。
“2011年地方政府面临的一系列工程任务，对上游原材料产业的需求，形成较强的支撑作用。”李迅雷说，“从而使原材料产品价格上涨成为今年的大趋势，并扩大这些行业的利润空间。”
地方需求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各地方在2011年必须完成的保障房建设指标。住建部曾于2011年3月表示，全年计划建设保障房1000万套，而这一规划将形成1.3万亿元投资。“由于通过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硬性指标推进，这一部分形成的投资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从而使得各地方对钢铁、水泥及上游建材产品形成巨大需求。”李迅雷说。
投资需求的另一个主要支柱，来自于区域结构逐步调整下、中西部大规模提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趋势在2011年第一季度投资数据中已有显现。
1~3月，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9465亿元，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73%。其中，中西部地区起到主要拉动作用，西部地区在1~3月的投资增长达到26.5%，而中部地区则高达31.3%。
“这一投资格局会成为一个中长期走势，对上游产业的产量及产品价格发挥明显作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
如果说物价上涨在未来2~3个季度对上游产业将带来较为积极的影响，那么以终端市场为主要发力对象的下游产业，则将面临更多的“利空”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调研的情况表明，2009年以来，无论是原材料成本还是人工成本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2009年~2010年， 原材料成本最低涨幅达到15%左右，其中餐饮业的原材料成本涨幅为100%，电子行业成本上涨35%左右。
由于下游产业的竞争性比较充分，转嫁成本的能力相对较弱。
2011年第一季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比历史同期水平下降约2个百分点。
这是下游产业面临市场动力不足的征兆，由于物价上涨而造成的需求萎缩，将在未来几个季度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使下游产业全年利润空间受到压缩。这些产业主要以需求刚性较弱的可选消费品为主，例如汽车业、家电业，以及牛奶等食品加工业。
“以汽车业为例，2010年全年销量增幅达到30%多，但业界目前预测2011年的全年销量增幅约为10%。”李迅雷说，“销量增幅的大幅收缩，这主要是成品油价格上涨带来养车成本明显提高，从而抑制了消费者在今年的购车欲望。” 行政调控面临尴尬
尊重市场选择与维护价格和社会的稳定，是国家发改委目前必须修炼的平衡术。
2011年第一季度高企的CPI数据再度刺激众人的神经。针对终端消费品价格涨势明显的现状，国家发改委在进入4月份以来，先后约谈日化、方便面、白酒等行业厂商与协会，希望以此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与此同时，全国工商联24家直属商会于4月中旬发布物价维稳倡议书，提倡非公企业不要人为抬价与共谋涨价。
对此，中国价格协会会长、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王永治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的“约谈”远非行政干预措施，仅会起到“劝说”作用。在2007年到2008年通胀周期中，商务部、农业部曾针对猪肉价格暴涨，通过农户补贴、加强猪肉储备，以及管理供应链系统等措施，对价格调整施以行政手段。
王永治认为，如果未来一段时间，价格水平没能达到政策预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不排除采取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但现在来看，涨价形势远未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尚未到需要行政干预出马的阶段。”王永治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多方采访发现，无论对于行政“劝说”，还是行政干预，市场对其效果的质疑声不小。李迅雷对记者表示，“约谈”与真正的行政干预均属短期措施。
由于行政干预具有强制性措施，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定位在“治标不治本”的终端环节调控，因此降价难以持久。
“同时，长时间的行政干预或者调控，不仅伤害了相关行业的利润空间，还会对市场资源配置带来干扰信息，制造一种市场平稳的假象。”李迅雷说，而一旦放松管控，则容易形成更大反弹。
市场价格的反应表明行政调控正在面临尴尬。发改委“约谈”多家企业、行业协会数日过后，部分消费品厂商开始变相涨价。以本轮通货膨胀中价格涨幅最为明显的食品为例，部分牛奶、瓶装饮料品牌通过缩减净含量而维持原价的方式，舒缓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
有形之手能做什么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多方采访发现，流动性泛滥导致的物价快速上涨，往往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短期调控，起到较为明显的效果。减少行政干预，加强货币紧缩，这是“有形之手”面对通货膨胀压力时最为有效的迎战策略。
这一经验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被历史多次验证。一位专注于价格领域、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对记者表示，面对通胀压力时，央行往往成为政府“有形之手”的集中体现，目前将这只手的调控功能发挥到最大。由于继承了历史上德国央行的传统，欧洲央行几乎将严控通胀视为其实施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
“正因为如此，欧洲央行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很低，CPI一旦超过2%，就很可能启动加息。”这位研究员说。
而一旦政府的“有形之手”试图超越货币政策，采取一些看上去更加美好的调控手段来减轻通胀带来的痛苦时，往往会遭到“无形之手”的更大反弹。以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滞胀时期为例，由于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尼克松政府期间，美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为减轻政府压力，缓解通胀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实际收入降低，尼克松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实施‘收入指数化’策略。”上述研究员谈到。所谓收入指数化，是将居民收入同物价挂钩，物价上涨5%，居民收入将相应上涨5%，从而抵扣掉通货膨胀推高的生活成本。
这一颇为“积极”的举措，虽然短期内缓解了阵痛，并为当届政府赢来支持，但是却给美国经济带来收入与价格螺旋式上涨的后果，严重的通货膨胀并没能因此解决。
“此后上台的里根政府将调控经济的手段回归到严厉的货币政策上，持续多年实施超过10%的高利率，并于四年半后最终使物价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如果说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物价上涨尚可用货币政策这一利器应对，基本要素价格上升带来的物价上涨，政府则鲜有合适的短期调控措施。
“长期看，这是中国经济在低要素价格的基础上，经历了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必然迎来的历史阶段；而从短期看，有形之手的调控只能缓和涨价冲击，但一时的价格抑制还会在日后得以释放。”上述社科院研究员对本刊记者说。
在与市场的短期角逐中，“有形之手”往往很难逆转市场规律；其用武之地，往往是在中长期通过各种制度建设，缓解市场失灵带来的无序波动。
“加强市场信息透明度的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配置失误，是中国政府着眼于中长期应做的重要功课。”李迅雷对此表示。例如农产品的生产往往凸显“市场失灵”的尴尬，蔬菜、水果、粮食会随着上一年价格的小幅上升，而在第二年出现产量激增的现象。如果加强农产品种植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收集与发布，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从而避免出现2011年多地蔬菜价格大幅下跌的局面。
上述社科院研究员则认为，减少商品交易成本，尤其是缩减行政成本、减轻税收负担，应成为政府“有形之手”调降物价的主要发力方向。
同时，物价上涨所引起的新的利益格局的改变，也是政府“有形之手”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王永治对记者指出，价格调整会引起利益结构的调整，但价格不是解决利益矛盾的工具，要靠工资、税收等收入分配的工具来解决。
李迅雷认为，物价上涨给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影响截然不同。富人可以通过投资规避风险，甚至可以获得资本增值的收益。而穷人则不仅缺乏投资能力，还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非常敏感，生活质量受到明显影响。
“因此不仅要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补贴，还要考虑到例如月收入2000元的中低收入群体，如何应对涨价。”王永治说，“价格引起的利益结构的调整，要同收入格局的调整紧密相连。”（记者 范若虹 刘琳 刘明霞）   “居物价思失业”
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价上涨，要控制，但不要恐惧，不要以牺牲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代价。老百姓对物价和对失业的担忧，相比起来，对失业的担忧更多
3月份同比上涨5.4%，创下了32个月以来新高，PPI同比上涨7.3%。一季度CPI和PPI两项指标都处于较高水平。在目前CPI、PPI数据与今年目标值相距较大的情况下，严峻的通胀压力引发人们的担忧。
此轮物价全面、快速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经济发展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政府又该采取哪些措施？中国经济的通胀承受力到底有多大？围绕上述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此轮物价上涨具有必然性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看待当前的物价上涨？
陈东琪：一般来讲，在经济复苏回升时期，价格是上涨的，特别是对经济快速发展、加速转型的新兴经济体来说，物价上涨速度快的特点比较明显。
从2010年开始，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为出口导向减弱，扩大内需程度增加，城市化速度加快，消费需求增多。同时全球经济对中国未来发展预期提高，国际资本流入增加。加上劳动力工资增加，企业成本提高，也促使价格上涨。
所以，物价上涨在今明两年有明显的必然性。
经济上升期，总体来说，物价是上升的。不能要求经济回升、收入增长、就业增加，却没有物价的上涨。
由于经济上升期有需求和供给的增加，同时需求的增加会略微领先于供给的增加。而且在经济的衰退期和复苏的初期，货币投放是较多的，也会以滞后的方式带来物价上涨。所以经济上升期的物价上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财经国家周刊》：经济增长和物价的这种相关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陈东琪：这一轮经济增长从2009年上半年触底回升，年度复苏从2010年开始。物价在2009年的10月份以前是负增长，11月份开始转入正增长。CPI从2010年5月份开始加快上升，今年3月份增长达到5.4%。
一般来说，当GDP见顶回落，两到三个季度后会出现CPI的回落。GDP见顶与物价上涨有一个时间差。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GDP增长见底在2009年一季度，CPI见底在2009年三季度。最近一次GDP见顶在2010年一季度，之后高位降温，最近三个季度在9.5%左右。从历史趋势看，近期物价上涨高位回落可能在今年二、三季度。当然是否如期出现这个情景，还要看宏观调控政策对各种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情况。
来得快、幅度大、频率高
《财经国家周刊》：此轮物价上涨与以往相比有什么特点？
陈东琪：这次的价格上涨从月度季度的表现看，比上一轮经济上升期的价格上涨来的要快、幅度大、频度高。
上一轮的物价在“非典”以前是很低的，当时还为通货紧缩担忧。“非典”是一个分界线，2003年三季度，经济开始好转，物价开始上升，特别是2006、2007年，物价才加速上涨。一直到2008年2月的CPI增幅达到8.7%。2007年二季度GDP达到最高，而物价在2008年2月达到最高，也就是GDP见顶和物价见顶一般有2到3个季度的时差。
经济上升期的物价上涨一般是从农产品开始，然后进入到工业品，再进入到服务品价格。这次价格上涨的传导时间很短。由局部到全面，由农产品到非农产品，由商品到服务价格这个节奏很快。虽然涨价有先后顺序，但是相隔时间很短。
《财经国家周刊》：此轮价格上涨来的快、幅度大、频度高的表现是什么？
陈东琪：从消费品来说，国内涨的多。从综合物价来说，CPI后阶段涨的更快。石油价格在2009年第一季度是32美元一桶，但今年英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已经122美元了，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已经113美元每桶了。
2002年到2008年上半年，前半段石油基本上没涨，一直到2005年，油价才加速，然后到2007年下半年油价一下子涨上来了。这里面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如货币方面是美元印刷发行太多，美元纸币在全球泛滥；需求方面是中国和印度的汽车普及，石油消费量增加；供给方面是日本地震、利比亚战乱等造成短期石油产量增长减速；等等。
本轮经济上升期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比国内厉害。但由于我们进口多，所以这次的传导比上一次更快。原材料涨价了，购买消费品和企业的投入品价格受输入性的影响，涨得很快。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这次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陈东琪：不仅是大宗商品本身的需求增加带来的价格上涨，更重要的是，大宗商品是美元计价的，美元本身是超历史投放的。
美元投放量大，会带来美元贬值性通货膨胀的全球泛滥。消化这个因素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尤其是对农产品和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大量买进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因此输入性通胀和物价上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从企业的角度讲，国内资源品的税费增加。尽管对短期的影响边际量不大，但是它会持续影响。企业的总成本增加，这种成本要素涨价带来的物价上涨，不是限价措施能解决的。
这次物价上涨既有市场的原因，也有政府的原因，是多因素造成物价总水平上涨。市场原因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农产品周期、外部输入等，政府原因如提高粮食收购价，提高电价、油价和其他公共品价格等，因此单一政策很难奏效，政府调控也要选择时机，控制幅度。在目前价格上涨的市场力量很强的情况下，政府提价的措施应当推迟出台，等一等，让一让，不要和市场挤，不要火上浇油。 长期来看中国没有高通胀
《财经国家周刊》：长期来看，中国CPI上涨有什么趋势？
陈东琪：估计这次CPI上涨会比上一轮经济上升期即2002~2008年的上升期幅度要高。
上世纪80年代的CPI平均上涨7.7%，90年代是7.8%，但是这些都是短缺经济时代的数字，最高的时候达到两位数——24%，当时是把计划定价变成市场定价，所有的商品供给短缺，所以导致了平均价格水平7%、8%甚至百分之二十几。
2000年到2009年这十年物价总水平上涨平均不足2%。从短缺时期进入到结构性需求不足——当然不完全是有效需求不足，使价格上涨的长期压力变小，才出现CPI上涨长期均衡水平不到2%。
《财经国家周刊》：对今年经济形势以及价格走势的判断是什么？
陈东琪：历史经验显示，只要GDP增长速度在10%以下，CPI就可以稳定在5%以下。今年GDP增长可能在9.5%左右，CPI上涨率不会高于5%，尽管可能若干月份超过5%。分月份季度看，二季度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上、下半年表现为“前5后4”，全年在4.5%或略高一点。大家主观上希望物价总水平低一些，但客观因素力量很强。
长期看，未来10年，特别是“十二五”时期，CPI涨幅预计比上一个十年高，平均在3%到5%之间，不是高通胀，而是一个中性通货膨胀，总体上可控，也基本可接受。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下半年CPI会出现收敛趋势的原因是什么？
陈东琪：大宗商品比我们预期涨得快。短期因素促使5、6月份不会很快下来。长期来说，现在还不确定夏粮是不是丰收。如果减产了，投机者、消费者也会增加购买，增加囤积，推高价格。
5月份价格下来很难，但下半年会收敛。美国6月份完成QE2的定量宽松任务后可能会启动加息周期，4月7日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一般来说，欧洲加息后美国也会逐步加息。如果定量宽松政策到期后，美联储下半年加息，CRB指数（美国商品调查局依据世界市场上22种的敏感商品价格编制的一种期货价格指数）可能出现高位震荡，对我国资源价格的传导效应短期减弱，使我国物价总水平短期收敛。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全球化等，加大了资源品使用的有效性，信息化调节了国际供求关系、进出口，加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对长期物价上涨形成一定的约束，降低长期高通胀预期。同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趋向减速，这也会抑制长期高通胀倾向。对中国来说，通胀是一个短期危险。但只要政策取向合理，措施操作得当，可以防范短期高通胀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针对当前通胀形势，国家应把握怎样的宏观调控思路？
陈东琪：稳增长、调政策、保基本、稳市场。总体上增加供给，合理调控需求，把握好度。
要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增加储备，适当增加进口，通过财税政策支持，降低进口成本，适当增加稀缺紧张产品的进口。即使是房地产，也要既控制投机和投资需求，又要增加有效供给，特别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财经国家周刊》：国家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调控工具的使用上应注意哪些问题？
陈东琪：关键是管好货币。利用好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政策。
数量调控要有度，央行报告透露存准率的上限是23%，我认为不能超过22%，商业银行还需要一定的流动性。下一步，存款准备金率使用空间已经很小，下一步最好控制在21%左右，无限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仅会大幅度提高央行调控成本，也会不合理地限制商业银行正常流动性，抑制经济持续增长，更会造成资金数量配置双轨化和利率的双轨化，严重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宏观调控要有长短结合的视野，要把“控短期物价”和“稳中期增长”结合起来，不要因为控物价而放弃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的情况下，用数量办法限制信贷数量的结果是造成体系内和体系外的数量失衡，造成利率双轨化。直接损害的是中小企业，他们不得不从利率很高的灰色市场获取资金，代价很大。
下一步应该减少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适当加大利率工具的使用，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控制货币需求最有效，也最公平。也可以给老百姓一个负利率减少的预期，他们会理性地多一点储蓄。
另外一个工具是汇率，我不主张人民币快速升值。全年不要升太高，3%左右最好，最高不要超过年率5个百分点。汇率升值太高，以后会出现贬值。大升以后大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受到影响，人民币稳定的预期就会受到挫伤。
人民币升值应坚持“三性”：主权性、渐进性、可控性。尤其是渐进性不要放弃。汇率到了5以后，企业压力会很大，市场风险也很大。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为6.5左右，即使以5为目标，我们要将这1.5个百分点用几年时间来消化，让企业转型升级有一个适应过程。
最近又有人主张汇率升值要一步到位。我仍然主张渐进，主张稳中求进。汇率升值一次到位风险很大，一是你并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二是大升后必然大贬，三是大升必然造成企业大面积亏损，四是大升必然推动短期高通胀。渐进性比大起大落的成本要低，也有利于人民币稳定声誉提高，人民币要想成为世界货币，先决条件是贬值和升值不能大起大落，长期币制要基本稳定。
再一个是金融创新，加快利率市场和直接融资，加快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加快新三板开通、国际板的建立等。还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华尔街危机不是中国的错，中国金融不是创新和发展过度，而是创新发展不足。
《财经国家周刊》：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价格调控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陈东琪：下一步财政政策“积极”的着力点，一是增加财政补贴，主要是对创新企业、养老金、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口、高端技术出口、战略性资源的进口进行补贴。
二是进行结构性减税，尽快较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这是普惠。让富人多交一点税，中低收入者少交一点税。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扩大消费首先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现在政府收税较多，40万亿元GDP中，政府收了10万亿左右。政府有能力减税，支持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支持居民扩大消费，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财经国家周刊》：你对中国以及国际经济形势今年的判断是什么？
陈东琪：总的来说，今年经济增长和物价都不会出现大问题。预计GDP增涨9.5%左右，CPI上涨4.5%左右。
国际环境去年是双速复苏，今年转入均衡增长。发达国家增速可能会略有增加。特别是美国可能会好一些。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今年会减速。
今年中国经济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但还是要防范。就算今年CPI月度涨幅可能出现6%，但政策会慢慢见效，不会出现问题。物价上涨，要控制，但不要恐惧，不要以牺牲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代价。相比起来，对失业的担忧更多。对社会稳定来说，物价稳定很重要，但控制失业更重要。现在我们要居安思危，居物价思失业。思经济下滑带来失业的危险。物价和就业，两个都要稳。（记者 孙莹 实习记者 张艺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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