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维修保养:曾是“日伪人员”的陈永贵在文革中如何过关？

　核心提示：有人在“文革”中举报陈永贵在抗战时期充当过敌伪情报员，山西省委核实后报请中央，周总理指示“不要扩散”，毛主席特批“不要再提了”。陈永贵依旧平步青云，而调查他的人却被戴上了黑帽子。

原题为：“汉奸”陈永贵是怎样过关的

　　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陈永贵是“九大”代表。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突然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谢振华当时任第六十九军军长，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是审查小组负责人，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赶赴山西安排刘旭等人负责查证此事。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发现王久荣也曾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

　　抗战胜利后，昔阳人用石头砸死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汉奸”。陈永贵非常恐慌，担心自己也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任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保护他的子女。赵怀恩为陈永贵说了话：“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陈永贵才保住了性命。

　　“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周总理为其保密

　　为此，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第6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谈话。虽然“文革”初期，陈永贵已经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但他对历史问题心里很虚，到关键时刻就慌了神，于是，他痛哭流涕地主动向谢振华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1968年9月，谢振华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

　　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周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不批极“左”批右倾揭“黑”人遭狂批

　　这个问题没有影响到陈永贵在“文革”中的政治生涯。出人意料的是，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整谢振华时冒出一个“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

　　1972年，山西省根据周恩来当时批“左”讲话精神，在全省开展了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同时对各个行业进行整顿，抵制学大寨运动中搞“穷过渡”、取消自留地等一系列“左”的做法。

　　山西省委批极“左”时，陈永贵却在昔阳县“反右倾”。陈永贵向干部们说“批林批孔是全国性的，我们拿不出经验是不行的”，“什么复辟、倒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都要给予迎头痛击”。

　　不批极“左”批右倾，陈永贵受到“四人帮”的赞赏。一次，王洪文、陈永贵接见山西代表时，陈永贵说：“到现在还搞我的历史背景。”王洪文说：“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二般问题……谁搞的，关起来。”在这种高压下，如实向上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的干部招来横祸。接着，“四人帮”又批谢振华、曹中南(省委第二书记)“抵制和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时的中央要陈永贵主持批斗大会，集中批谢、曹“错误”，还要他们交代整陈永贵“黑材料”问题。

　　陈永贵平步青云

　　因谢振华在担任六十九军军长期间通过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报告过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北京军区党委又把驻山西的六十九军领导集中到军区，要他们同“谢振华划清界线”，对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作出交代。

　　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时，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这是按组织程序层层上报的材料，不能说是黑材料。又有人说，在自己职责范围内，通过部队党委向上反映问题，为什么当错误检查？

　　正在争执不下之时，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于是谁都不吭气了。毛泽东一直认为陈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所以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保护过关。

　　于是，陈永贵不仅未被追究历史问题，反而平步青云，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次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是当做绝对保密只在少数有关的高级军政领导中传达，因此议论只在这个范围内平息下来，而参与过陈永贵历史问题调查和争论的人不知道毛泽东对陈永贵历史问题的态度，只看到他地位越来越高，还以为陈永贵真的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无端攻击，因此，对调查陈永贵历史的人都还当做“整中央领导黑材料”，理直气壮地称“保卫中央领导”。直到1977年初，揭批“四人帮”中，阳泉市还有人提出“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有关人员被列为清查重点。

陈永贵是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
李静萍著的《陈永贵传》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立项，由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组织编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09月出版。在这部书里有过一段记载：

1942年，陈永贵被战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日军占领下的昔阳，要求普遍建立维持会。除县里早有宪兵队、伪组织外，还要求所有日军占领村庄都要成立维持会，选出会长、村长或代表，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为日本人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等。为日本人做事，出面担任维持会代表，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不愿做的，尤其是在昔阳这样一个群众基础好，抗日烽火燃遍全境的地方。而且，这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时的太行山区，八路军和日军斗争激烈，扫荡和反扫荡、维持和反维持斗争从未间断过，比如：1939年5月1日，中共昔东县委和抗日县政府在皋落召开锄奸反特大会，公审处决大汉奸、日伪县维持会秘书李洪泰；1939年9月18日，中共昔东县委、县政府在皋落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大汉奸王用宾并处以极刑；1940年4月，日军在昔西实行内部“清共”，从县城内的伪机关、学校和附近村的“维持会”中抓走嫌疑人员三百余名全部活埋；1941年6月14日，平昔东独立营和民兵在八路军新十旅二十九团配合下，将东冶头据点守敌逼退，昔东二区的“维持会”全部肃清；1942年9月，中共昔西县委先后摧垮庙沟、泉水坪、鸽坪、常沟、岩庄、直峪寺、垴上等村的“维持会”。
　　在这种情况下当伪代表，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
　　大寨的大姓是贾家和赵家。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大姓家族世代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外来人口不得不依附于他们。日本人命令各村选代表，不然，就进村烧杀抢掠，村里不敢不选，但大姓人家谁也不愿充当伪代表这一角色。村长贾泰元有粮有钱，他很清楚，日军来扫荡，吃亏最大的是他，找个敢说敢做、能言善辩的人出面维持、拖延一下，于村于己都有好处。富人们不愿做，又必须做，于是，就把当伪代表一事推到了既是外来户又是穷光蛋，既胆子大又能说会道的陈永贵身上。
　　陈永贵此时虽说没啥文化，又势单力孤，但他明白为日本人干事是不光彩的，是要遭人唾骂的。虽说这时的陈永贵谈不上有多高的阶级觉悟，但他深受昔阳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早在1937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时就有参军的打算，只因八路军居无定所，他找不着。因此，对伪村长一事，他表示坚决不干，曾准备往解放区跑。就在这时，八路军独立营一个经常到大寨一带卖布、化名叫“老曹”的共产党人主动接近陈永贵，劝陈永贵说，当伪代表也不一定是件缺德的事，可以表面上为日本人干，暗地里为自己人办事，这也是抗日。那时，陈永贵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的政策，还不清楚“从维持到拖延、从拖延到维持”的策略，但他觉得“老曹”的话很有道理，就满口答应，并和老曹约定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就这样，陈永贵于1942年当上了大寨维持会的代表。
　　陈永贵凭着不怕死的胆量和伶牙俐齿，当上伪代表后，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棒队”，糊弄着日伪军不要杀人，还真使大寨躲过了一些灾难。同时，他还谨慎小心地为八路军做了一些事，或通风报信，或掩护抗日干部。
　　后来，他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1943年被抓进了宪兵队，差点儿砍了脑袋，是他的妻子四处求情，最后由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才将他保了出来。
另外，在陈永贵1948年入党时，区委书记张怀英曾经专门做过系统地调查。

张怀英早在1946年就认识陈永贵。在他的记忆里，陈永贵是一位不寻常的庄稼汉。他在回忆《陈永贵入党》一文中写道：
　　1947年4月，正太战役打响，昔阳出动了大批劳动力支前。一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各村调集来的民兵的住宿情况，在县城的街上遇见了陈永贵。我说：“永贵，你来城干什么？”他说：“我来城买点东西，准备参战。”我说：“你也参战呀。”他说：“咱不参战谁参战。”这一句话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深切地感到翻了身的农民是向着共产党的……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得很好。
　　1948年7月，我任一区区委副书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可是组织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然而大寨却是另一种景象：号称“个半驴”的陈永贵是大寨第一个劳力强、会经营的男子汉，却把那些翻身后年龄大、体力弱、不会经营和一些年龄小的人组织起来了，村里人叫他们是娃娃组，有的人讥笑他们是“懒散组”（老少组是后来给起的名字，当时并不叫老少组），成不了气候。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土地修整得很好，把多年塌了的内地堰也垒起来了，庄稼也长得特别茂盛。这个片的区干部看了喜出望外，跑回来就给我汇报。我正在为“组织起来”寻找经验，忽然听到了这样一个先进典型，而且又是我在我脑海里挂了号的陈永贵，我便亲自到大寨去进行查看，证明了这个区干部的汇报完全属实。
　　我又找陈永贵访问，我说：“永贵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跟这些娃娃老汉互助呢？”他说：“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丁丁当当，真是人们说的放倒一根茭格栏，立起来一根粟粟秸，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我听了陈永贵的一番叙述，意识到这个人不简单，真是想得深，看得远！
　　陈永贵在张怀英脑海中留下的良好印象，更使张怀英在陈永贵入党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本着对党负责，对陈永贵负责的态度，张怀英决心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他派组织委员阎维周到大寨去调查。阎维周进驻大寨后，先后找大寨的共产党员贾进才、贾承福、邢玉清进行单独谈话，询问陈永贵当伪代表的事。阎维周的到来，使陈永贵意识到这位组织委员是冲他的入党问题而来的，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找区委书记说明情况。
　　见到区委书记张怀英后，陈永贵诉说了自己的历史，讲了他父亲的惨死，谈了自己对党的感情以及自己当伪代表的真相，并告诉张怀英，他被捕出狱后，再没有见到过老曹。
　　凭借张怀英长期的工作经验，他觉得陈永贵讲得合情入理，心里已断定他说的一切都是实情。因为当时有规定，特勤一旦被捕，我地下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转移。可是如何证明陈永贵是特勤呢？当年直接的证人显然难以找到，张怀英决定通过旁证来证明。于是，他先在当年独立营常驻的后龙铺垴村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李先模。李先模证实陈永贵确实曾经与独立营一位姓曹的人有联系。随后，又访问了阎庄窝村，那里的村支书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怀英还专程到了陈永贵的家乡察看。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陈永贵的老家连间房子都没有了，只有陈志如当年上吊的那棵松树还在。
　　经过一番调查，张怀英认为，自幼饱受人间疾苦的陈永贵不可能为日本鬼子卖命。这时，阎维周在大寨的调查结果，也证明?陈永贵所言属实，这就更坚定了张怀英的信念，最后在陈永贵的入党申请上签了字。
　　1948年冬，陈永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永贵以后在实际工作中作出的贡献，那是有目共睹的，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干部，都是非常了解陈永贵的，更不用说大寨人民对陈永贵的信任了。

难道这些都不值得相信？

那到底信什么？
原文地址：陈永贵当过汉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