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出了问题便一切都会有问题

　　如果留心考察中西的差异，便确实会在中西对比中考察出“中国特色”来。那种特色，常常令人感觉处处与人家是相反的。比如我们似乎处处追求宏大、面子、整齐划一、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而他们似乎处处追求个性、人性及多样化。不仅教育如此，而且文化的追求也如此。以致在了解中西方教育的时候，其实只需要把中国颠倒过来就成为西方，或者把西方颠倒过来就成为中国。以中国与美国对照而论,中国的教育追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美国的教育追求“不要赢在起跑线上”。中国的教育以扼杀儿童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为已任，美国的教育以培养儿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为目标。中国的儿童被赋予沉重的各种任务——处处被要求从娃娃抓起，美国的儿童给予充分的玩乐时间与空间，儿童就应该是充分培养其自然天赋与兴趣的时候。等等。这些相反的地方，其实后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在支撑着。也难怪，中国现在处于世界上一个比较孤立的位置上，处处感觉人家有颠覆自己的可能。因此急急忙忙地派出庞大的孔子学院，四处开花，生怕自己被人家颠覆了，但是，却未尝见到人家害怕我们来颠覆。这种不同的心理，其实也反映了不同的实力与自信。
 　　有一个在南方某大型报社做主任的朋友，其女儿聪明伶俐、美丽动人，早早就被送到澳洲留学，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开设到了那里。他的女儿因此开始对中国的所谓国学感兴趣，以便将来研究中国的国学。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女儿去澳洲这样万里迢迢求学就是为了学国学，我以为就不必去留学了，浪费钱财的同时还浪费生命。留在中国学到“国学”最为正宗，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即使不读书，不求学，社会生活与人情冷暖，处处无不是“国学”，跑到西方跟着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汉学家去学习所谓的国学，那实在是误入歧途。中国的国学要真是那么有效，应该在自己的家园建设出一个好的样板，但是，事实上，中国数千年来，所谓国学从来没有建设出一个好的家园。
 　　中国人建设不好自己的家园，首先是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官本位的等级价值观。通俗说就是人人从小就被要求去吃苦，然后做人上人，自己的尊严与幸福都是通过与他人相比出来的，这种价值观，常常以邻为壑，他人的幸福与成功就是自己的灾难与失败，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自己的成功与幸福，常常就是他人的痛苦与失败的根源，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级吃一级，数千年来，这是一种零和博弈游戏，最终没有真正的赢家。在政治上表现为极不宽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冷漠与忌妒。民族的心态就是害人之心不可少，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与人之间是敌人，缺乏人性与正义感。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权力与利益是绝对的。因此，这种文化价值观下，会对他人的痛苦持那样冷漠的态度，甚至会那样幸灾乐祸。因为，他人的痛苦就是另一些人的快乐来源。(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这种文化价值观导致的数千年以来，要不是就是“为富不仁”，要不就是“为仁不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而每个人又都是害人者。不受约束的权力常常出来制造灾难与痛苦，以显示权力的威力。胡作非为的权力，常常逼迫着人们追求权势显赫与官威十足。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在这种文化价值观中取得最大的成功感。官本位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取得过多大的成就，一切最终还是要化成高官厚禄才算数，其他一切都没有价值与意义。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权力保护下的利益扩张与在金钱掩护下的权力扩张无处不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要拼命捞钱？近期广东省挖出来的贪官污吏，动辄就是几十亿，那些钱相对人的生命来说，其实只有数字上的意义，但是，正是这些数字，使得一个官员感觉自己比较踏实，感觉自己的这一生官僚生涯有了意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僚腐败与家族利益，盘根错节，互相纠缠在一起，而且这后面竟然还用“孝道”的名义来进行。这就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出了问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下，构建的任何制度，形成的任何规则，都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政治制度上，忠君爱国是专制，专制是专制，共和也是专制，民主也是专制，和谐社会是官本位的和谐，稳定是官僚利益的稳定。如果中国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不能够得到改变，一切民主，一切人性化社会与以人为本的理念都将会是空洞的口号，因为，这些理念与中国核心价值观是根本格格不入，互不相融的。因此，当中国有人提出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时候，所遭受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后面是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在起阻碍作用。
 　　在中国，无论官与非官，所持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一致的。表面看来，官与非官矛盾常常最为激烈，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的价值观不同，恰恰在此时相反，是他们价值观完全一致的表现。一个社会大量的贪污掠夺必然相伴而来的是大量的人被贪污，被掠夺。这个过程中，人们所持价值理念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只是在这种理念下，人与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贪污腐化自然洋洋得意，被掠夺者也未尝不想有如此的机会。无官想当官，小官想当大官，大官又想更大的官。对权势与利益的贪婪是无止境的。权势强势者的贪婪与弱势者痛恨贪婪与羡慕贪婪，互相纠结在一起。位置改变的时候，态度可能会改变，但是绝对不是价值观会改变。在中国，那么多的贪得无厌的人，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在“孝道”的荣耀下，有着庞大的亲朋好友家族利益需要得到满足。每一个官员，都不只是他自己，而是家族中的一员。如果他们不当官，自古就是被认为是不孝的。如果当了官却还要清廉，那更是不孝，因为家族中，包括他的父母都不会因为他的权势而得到好处。这样的人虽然不是最不孝的，却是位列“不孝有三”中之一。（《十三经注疏》中在“无后为大”下面有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因此，贪污受贿是中国文化中的逻辑必然。也就是说中国的核心价值观通俗地讲就是“升官发财”，要想成为一个清廉的社会，就必须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决裂，而回归到普世价值观上来。
 　　其实，英国哲学家罗素先生早在中国的“五四”时期到中国来演讲考察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回去后他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在书中，他已经清晰地观察到，中国的“孝道文化”与当时欧洲军国主义来源的“爱国主义”将是世界的两大祸患。当时罗素认为中国的“孝道”文化不利于公共正义事业的建立，因为孝道文化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在非正义的事业上主张互相包庇，互相隐瞒，贪污腐化是必然选择。虽然罗素认为，中国的孝道文化所带来的腐败与危害，还不如欧洲当时流行的“爱国主义”来得可怕，但是，毕竟是当时世界上最可怕的两件事情。但是如今，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孝道文化”与“爱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泛滥成灾，互相交织，互为利用，这是罗素当年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一个贪官污吏后面的动力，除了庞大的家族利益与家族势力在起作用外，就是还有无数的弱势群体，他们或用仇恨的目光，或者用羡慕的目光在追随着他们的成功。这是那些贪官污吏在贪官腐败的时候的原始动力。其实一个社会，许多事情都是上下共谋的结果。一个“红太阳”的出现，是无数的愚民全力作用下的结果，是他们的狂热与愚蠢促成一颗特别狂妄的野心；每个贪官污吏后面也都站着一大批愚民，是他们羡慕的目光使得那些人贪污受贿毫无顾忌。人，一旦生活在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中，常常是无法挣脱的。一种只有让他人痛苦，自己才会有快感的文化价值观，永远没有希望走上真正和谐人性的道路。那些通过权力把无数人的家园拆毁而建设自己豪华别墅的事件相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幸福是双重的。在自己增加幸福的同时，还可以看到那么多居无定所，流浪街头的穷人诞生，这种落差与反差才能够把一个人的幸福与成功推到极限。如果一个人自己住豪华别墅，而普通平民也有自己的蜗居，这样的成功与幸福还是相对差了一些。毕竟有蜗居的人，如果信起基督教，就不会再羡慕自己的豪华别墅，但是如果让你流浪街头，居无定所，你还不羡慕与崇拜我的豪华别墅是说不过去的。许多罪恶滔天的事情，在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中都不可容忍的事情，但是，在儒家与法家文化组合成的社会中就可以大行其道，而且经久不息。大家都在权力的绞肉机中挣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零和博弈，最后这个民族都活在一个极不安全的环境中。
 　　 
 　　2010年8月9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