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凡新手怎么玩:姜莱:四个因素将房地产打成死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6:09:45
 四个因素将房地产打成死结 姜莱        恕我直言,中国高企不下的商品房价格,恐怕已经变成了一个死结。我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调控房地产,近9年来,房价却一直以两位数在疯长。2010年,政府用尽手段和心思遏制房价,也就使涨幅减缓了约10个百分点,房价仍猛涨了15%以上。今年1月26日,国务院出台的新国八条,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了对房地产市场全面的、全程性的行政干预,促使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房屋限购令,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干脆变成了一个政府直接管制的市场。时至今日,新国八条已实施三个月,效果怎么样?不怎么样。房价仍像萨斯病人的高烧,久久难见退烧迹象。

  房价居高不下,中央政府难免心急如焚,不得不继续加药。这几天就听说,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新药方,准备出台房地产业的反暴利法规。从这个可能出台的法规的名称看,老姜注意到,这回我们的官员们认了一个死理儿,就是把房价高企的责任推到了开发商头上,把他们当成了主要的罪魁祸首。可我们的官员也不想想,中国房价的高烧已经持续了近十年,而且一直在从大都市向中小城市蔓延。这么大的事儿,难道仅仅是一小撮缺乏“道德血液”、贪婪成性的开发商造成的吗?他们撑得起这篇乌云重重的天吗?中国商品房价格的暴涨,价格指数的居高不下,恐怕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在老姜看来,其中犹有以下几件事儿影响深远——

  1,土地制度和政策

  考虑商品房价格,首先得考虑房地产开发供给的成本。房屋开发成本的基础部分,是由土地价格和费用构成的。老姜在房地产业干过很久,不吹牛皮,可以说对房地产成本费用构成非常熟悉。现在有人断言,土地价格和费用在房地产开发成本中的比例,大致占了3—4成,这种说法是比较靠谱的;在有些时侯和某些项目中,占5—6成的情况我也见过。土地价格和费用过高,必定拉高房地产开发成本,并为房价的高企推泼助澜,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土地成本的上升,又与政府利益之手的推动有关,这就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自进入2000年以来,出卖土地使用权的收入,就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2003年达到了35%,此后就一直居高不下。在有些地方,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甚至到了60%—80%的地步。2010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高达2.9万亿。

  政府靠卖地为生,这当然是一个结,但不是死结,至少对高房价来说不是。原因是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可以在不改变实质的前提下,作出一点调整,把管口接到房地产市场的终端去。如开征物业税等税种,财政收入仍有保障,依赖的仍是房地产市场,却不会增加土地开发成本,还抑制了购房需求,为遏制房价上升提供了一种可能。导致土地成本高升的原因,是土地制度本身,土地财政只是寄生在这种制度上的一块肿瘤。在中国,能够作为合法要素商品在市场进行交换、并赋予房屋商品属性的土地,只能是国有土地,并且交换的只是使用权。正是这一土地制度,给了政府土地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使他们能以所有者的角色进入市场,出售土地的使用权,并且还能每隔几十年重复出售,从而形成了他们对土地收入的高度期待,也实际造成了他们的土地饥渴症。另一方面,中国的土地分成了两部分,占全国土地总面积46.18%的集体土地,不能作为要素商品在市场进行交换,当然也就失去了作为商品房用地的功能。这一制度的直接后果,是缩小了商品房用地的供给,人为加剧了商品房土地资源的稀缺。

  谈到房屋开发成本高企的原因时,有人把炮口对准了国家的耕地政策,说18亿耕地的红线,才是造成土地供给紧张的罪魁。这是在乱放炮。18亿耕地有多大?约120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2.5%,占农村集体土地的27%左右。当然,中国的东西部土地人口资源分布极不均匀,若以云南腾冲致黑龙江漠河画一条线,西部地区的人口只有全国的5%,土地却占了64%。大部分优质耕地都集中在东部,东部的土地却只有全国面积的36%。但即便如此,在东部的集体土地中,非耕用地仍占了相当部分。这部分不会侵占红线耕地的集体用地,仍比既有的城镇用地大出数十倍。如果不存在二元土地制度,即使不考虑动用红线耕地,这部分土地若是具有国有土地一样的性质,可适度用于房地产开发,商品房土地供给紧张的状况,就会大大缓解,甚至可能从根本上缓解。可是,一种实行了几十年的国家基本土地制度,能轻易改变吗?这个结解得开吗?

  2,地产与金融的双重畸形依存

  中国的房地产是什么时候风生水起的?是有了买房按揭制度之后。在此之前,房地产市场可说是冷冷清清,要死不活,原因是民众不能借钱买房,形成不了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即便当时的房价才几百上千块一平米,也没几个人买得起。可一旦引入按揭制度后,房地产市场就火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并由此形成了银行与开发商、买房客的双重依赖。对银行来说,按揭贷款作为一种新型业务,有不动产作质押,较安全可靠,等于为银行增加了一种风险较小的赚钱工具,他们为何不乐此不疲?岂止是乐此不疲,后来他们简直像吸毒似的上了隐,离开了按揭贷款,就不知道怎么发展贷款业务了。对开发商来说,按揭贷款造就了实际的庞大房屋需求,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可观的市场;他们的市场如此庞大稳定,资金需求随之急剧升温,银行对他们的放款也有求必应。对买房客来说,按揭不仅有助于帮助他们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而且还从天上掉下来了一根投资杠杆,使他们可以借用银行资金购置不动产,实现自己的资产增值。到如今,银行与开发商、买房客的这种双重依赖,已经到了打不散拆不开的地步了。

  按揭买房是洋人发明的玩意,传到了香港,中国大陆又直接模仿香港。可是,银行按揭这种金融业务,虽然西方也在做,还是我们的师傅,做法却与我们有很多不同,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银行,贷款业务的渠道和方法单一,有不少政策性歧视和限制,早期的能力和视野也不够,除了按照国家政策扶持某些产业和企业之外,就几乎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借钱给个人投资消费,更是闻所未闻,也不被允许。现在按揭贷款的门被打开了,银行突然发现了一块新大陆,这块新业务能给银行带来丰厚回报,又具备规避风险的种种优点,各银行就开始纷纷抢滩,争着强占这块新大陆。争着抢着的结果是,房地产开发与按揭贷款成了许多银行的主要业务,核心业务,骨干业务。2010年,全国新增贷款9.4万亿,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5764亿,消费者按揭贷款1.4万亿,二者合计占新增贷款的21%,就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银行等金融机构与房地产市场,完全已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生格局。

  从个人投资与理财的角度看,也是如此。中国个人投资的渠道极其狭窄,所谓的风险投资,对新兴衍生业务的投资,以及文化艺术品投资等,都只是极少数人的把戏。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个人投资渠道,除了炒股买房之外,大概就没什么机会了。在这种情况下,依靠银行按揭买房,借此炒楼、收租、保值等,就成了许多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投资手段。失去炒房投资这个市场,许多人的个人投资就变成了一场梦;没有银行的按揭支持,能把这个梦变成现实的人群就会大幅缩水。这一条,加上银行与开发商的共生关系,就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重要的个人投资市场与金融市场紧紧地绑在了一块,他们之间的绑架进一步延伸和扩散,又绑架了中国GDP的2—3个百分点。这种绑架关系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再想想,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个人投资炒房市场能兴风作浪的人,相当部分都是非富即贵的家伙,中国的商品房价格下行,最大的受伤者就是他们;他们不希望房价上升的势头中止,更不希望下跌,在权力那里又拥有真正的话语权,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轻言房价调控,这个结解得开吗?

  3,独特的城市化运动

  城市化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这一过程会不断加大对城市用地的需求,推动房地产发展,也会形成房地产升值的动力和压力。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政府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不大同于西方那种靠市场自发力量推动的情况。有两个比较特殊的现象。首先是中国一边在城市化,但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在身份和土地上的二元结构,在制度上却没什么变化。身份歧视和土地属性的不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市与农村土地资源的“级差地租”,并导致房产价值的天壤之别。在其他国家,城市与农村的不动产也有价值上的差别,但这种差别是由自然和市场因素造成的,如基础配套设施的不同,交通与信息获得上的差别,居住或工作便利与否的区别等等。而我们这里,除了这些因素造成的差别之外,最大的差别来自于制度歧视。一间建筑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居屋,一笔集体用地性质的不动产,哪怕它们与国有用地上的商品房在同一地域,由于前者只是“宅基房”、“农村物业”、“农业用房”等等,身价就低了一大截。它们的不能合法转让交易,商品属性的缺失,使得其保值增值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这一人为造成的制度性要素与资源的歧视,不仅对农民不公,也人为地拉抬了社会对城市土地及房产需求的预期,是城市房产泡沫的重要推手之一。

  中国的城市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没有在城市形成贫民区。城市不存在贫民区,不是没有这种需求,而是不允许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就很有可能要承担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居无家舍的代价。他们一旦有了在城市长期生活、成家立业、或举家团聚的需要,也不会(不可能)首先选择在贫民区过度的方式,而是直接就诉诸租购商品房。他们的愿望可能只是一场梦,但一旦付诸实施,就只能这样选择。即使只是一种梦,无数这种无奈之梦汇集起来的社会心理趋势,还是会给城市房地产造成不断扩张的压力,也会不断拉动房地产的需求预期。中国城市化运动的一个问题是,想要长期在城市生活吗?准备购买或至少租用昂贵的商品房吧。这对于那些不断涌入的大量的农村人口来说,也只能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政府大量推出廉价廉租房,当然有助于缓解城市住房需求的压力,但问题是,政府有能力长期坚持这样做吗?廉价廉租房的推出,不又会大量挤占商品房用地,并造成这类用地的更严重的短缺吗?在农村集体土地被人为排除在市场化运作之外,而“农民工”又大量进入城市,形成不断扩大的城市房地产潜在客户群的背景下,这个结能解开吗?

  4,垄断与特权致使开发商的“道德血液”流失

  我一直反对把高房价的责任推给开发商,但并不是说,开发商不是推高房价的黑手之一。我只是想表明,开发商不是神通无边的魔鬼,在所有拉高房价的因素中,有些东西是与他们无关的。即使开发商极度贪婪,成为拉抬房价的重要一环,也是制度与环境的产物。贪欲是人的天性,但贪欲无止境地膨胀,并且这种贪欲还能屡屡得手,没碰到什么阻力,没有什么力量能遏制他们,就要考虑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不是有问题了。中国的房地产商之所以能做到不道德,把自己的“道德血液”排干也无所谓,大家拿他们没办法,原因就在于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背景,与权力处得不错,有些人自己就是权力者,或权力者的亲朋好友,或代理人。他们在市场上大都处于垄断或半垄断的地位。

  中国的房地产大体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最早是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在做,但效益大都不好,有些亏损严重,还连带一些准投资银行破了产。于是政府就放开了这块市场,让一些中小民营企业去自生自灭。谁知民营企业做得还不错,慢慢就做开了,按揭业务也进入中国,很快就风生水起。这时政府就开始插手了。插手的方式,主要是打着优胜劣汰、做大做强、扶持龙头企业等牌子,把一些优质土地资源集中给了少数有背景的企业,其中就包括一些“二代”们的企业,半商半官的企业。后来一些大型国企也红着眼睛杀了进来,房地产业官商联姻的格局就此形成,变相垄断的格局也成了型。可以这样说,现在能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的开发商,谁背后没有丁点权力的影子?谁又是真正的民间力量?这些开发商的实际垄断地位,不仅使得那些残存的、半死不活的中小型地产商无话可说,也足以让他们的客户逆来顺受,只能忍声吞气,发发牢骚而已。这些具有垄断半垄断地位的开发商,是抵制房价理性化和非泡沫化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地位、身份和关系,又足以让他们的发声为政策制定者俯首聆听,并在理性的、平民们的声音传到耳边时,尽可能装聋作哑。他们在权力面前是如此具有影响力,你能解开这个结吗?  地域歧视推高中国房价 只要政府真想降,高房价就不是铁板一块 调控目标暧昧,楼市回暖只是迟早之事 温家宝:坚定不移压低房价 四个因素将房地产打成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