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真个人简历详细:郭沫若现象—是什么力量改变了郭沫若的人格

是什么力量改变了郭沫若的人格？

   好久没有听到人们公开谈论郭沫若了，然而私下的议论纷纷，却从来不曾间断过。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郭沫若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最错综复杂的话题！这个在上个世纪几乎家喻户晓的大人物，虽已愈行愈远，走进了学生课本，走进了文学史、文化史，然而无法抹去他的长长的、时明时暗身影。 突然看到一篇探讨郭沫若晚年心路历程的文章，深心有所触动——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代奇人。早年以新诗《女神》奠定在中国文坛的地位，鲁迅去世后被中共中央（由周恩来建议）内定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早期的郭沫若也是铁骨铮铮的热血男儿，“四一二”国共分裂后，郭沫若愤笔疾书讨蒋檄文《人民公敌蒋介石》因而遭到蒋通缉，被迫逃亡日本。郭沫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话剧、历史考古学以及社会科学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客观公正的说，郭老在文化事业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建国后，则基本沦为文化官僚。仅仅这样尚且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以郭老这样的资历和地位他不想当官恐怕还不行。（和他同样情况的还有茅盾、郑振铎等一大批名人）让人诟病的是建国后的郭沫若在历次运动中（文革中的一段除外）都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成为一场一场以知识界同行为打击对象的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包括批胡风集团，反右等。和巴金、曹禺等著名作家以跟不上时代步伐为由尽量不写和少写作品不同，郭老建国后的作品还不少，从大跃进、大办钢铁，放“卫星”到反帝、反修，直到打倒“四人帮”，郭老都一无例外的引吭高歌。还有就是对“红太阳”的个人崇拜，和其他文人比，郭老似乎表现的更投入，更自觉。

    如果把郭沫若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段看，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两个郭沫若。前一个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个性张扬、嫉恶如仇、铁骨铮铮的才子和革命者、社会活动家；后一个则是迷失自我、唯唯诺诺、盲目跟风、阿谀奉承的文化官僚。这种人格上的扭曲和断裂，成了“郭沫若现象”的最典型特征。

     是什么力量如此改变了郭沫若？答案可一言以蔽之——是时代、是社会。然而这样的解释未免太嫌笼统了。究竟时代与社会是怎样一步一步改变了郭沫若的人格？其中哪些环节起了主导作用？有没有内在矛盾、冲突和斗争？

     这是至今没有得到深究的文化课题。

    郭沫若是参与这个时代的缔造者之一，当社会整体出现毛病时，他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他不再是一个处江湖之远的嫉恶如仇的热血诗人，而是一个进入庙堂、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成员。当良知与“革命需要”发生不一致时，革命的纪律要求他放弃良知、而服从于革命需要。当“革命需要”把“鹿”说成马时，你就只能横下心说“对，那就是马”。尤其是在看到有人挺着硬骨头说“不，那明明是鹿”而被整的家破人亡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可能被迫逃亡“某地”、无法逃亡时可能选择集体的消沉、自我隐退和“失语”。 

    郭老的可悲在于他连选择消沉、自我隐退和“失语”的权利也没有。他是那个伟大时代的钦定“旗手”，是奉旨歌功颂德的传声筒，是文化人群体的“领头羊”。别的羊可以不叫唤，他还必须应着指挥的节拍叫唤、反复高声地叫唤！所以每到一场运动的风刮来，我们都能听到郭沫若的热情歌唱。没有人知道那蒙着面具后面的真颜，诗人是在欢笑还是自嘲，或者他的心在流泪甚至滴血？

     好久以来，我们一直无法解读建国后、尤其晚年郭沫若的心路历程。他无奈吗？他挣扎吗？他感受痛苦吗？他有过反思和忏悔吗？

    后来终于有了初步答案——或者说、答案的线索。80—90年代，几个不同的人从多种途径，陆续披露了郭老当年给忘年至交“小朋友”陈明远的一批信件，让我们终于有了一孔窥探郭老晚年心路历程的窗口。

    郭老曾在给陈明远的信中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与公开发表的讲话判若两人；郭老还说他那些排成诗行的散文，实际上都是应时应制之作，并嘱咐在将来编辑《沫若文集》时务必统统删去，免得后人耻笑。

     看到这里，我觉得这就对头了，基本上可以理解了。

    但与此同时又听说有人指控陈明远“伪造、杜撰郭沫若书信”，反复声色俱厉地怒骂“陈明远是骗子”！申明郭沫若决不会写这些信云云。看来这里又要爆发笔墨官司，让人们如堕五里雾中。但我要说，我愿意相信这些书信是真的。许多当事人出面证明这一点！郭沫若自己一直喜爱少年陈明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陈明远是个“皇帝没有穿上新衣”的孩子，甚至为此在文革期间几乎付出年轻生命的代价！（好友郭世英、郭民英却都悲惨地遇害夭亡）。陈明远是幸存者，这些残缺不全的信件（有些是抄件）也是幸存者。某些权威和势力一心抹杀这些证据，以维持他们营造的假象。“假作真是真亦假”！权威也好，势力也罢，可以在一段时间营造出万马齐喑却假花齐放的氛围，可以愚弄百姓于一时（哪怕这个一时长达十年、几十年）但不可能彻底征服人心。尤其是象郭沫若这样至情至性的才子文人的良心。 

    郭沫若现象是上个世纪我国一代甚至几代中国知识精英的缩影，是整个国家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好在这一页历史已经在我们眼前揭开、正在翻过去，然而还留下许多尚待澄清的疑团。回顾、反思整个民族的错综复杂的过去，让我们祈祷那荒谬的悲剧和闹剧永远不再重演、那严酷的扭曲的历史永远不再重现。

附录：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节选）

1963年11月14日的信中说：

“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1965年9月20日的信中说：

“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但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跟那些无聊无耻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的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

1963年5月5日的信中说：

“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1965年12月22日的信中说：

“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着的。”

这封信写于“文革”前夕，郭老还未受冲击，心境却已十分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