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荷之夏童夕图片:雷人的郭沫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1:58:25

雷人的郭沫若

    用今天的话讲,郭老对杜甫这段评点相当雷人。郭沫若年少时的确不喜欢杜甫,他在1929年发表的自传《我的童年》中写道:“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走进杜甫草堂,循着花径寻访曾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却见游人们纷纷背着手面对着一处墙壁照相,有几分诧异:什么时候中国人也时兴留背影了?经导游介绍才知道原来1958年3月7日毛泽东主席来到草堂参观,面对影壁上碎瓷镶嵌的“草堂”二字陷入沉思。

    据说,清人周竺君在书写“草堂”二字时,不用笔,而是用手抓大米写成,字体敦厚而遒劲,然后用瓷器碎片镶嵌在上面。专职摄影师侯波抓拍下的这张照片,据说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张背影。看着这张照片,我们不禁会想:毛泽东当时在想些什么?

    其实,“毛主席在想什么”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想过,而且还想出了成果,比如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对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释。

    杜甫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郭老是这样解释的:

    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来说,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住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

    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儿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比他穷困百倍。

    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专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是“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大撒,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者“人民”呢?农民的儿童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

    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喜欢,自己就住破屋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李白与杜甫〉,1971年版,P214-216,人民文学出版社)
     用今天的话讲,郭老对杜甫这段评点相当雷人。郭沫若年少时的确不喜欢杜甫,他在1929年发表的自传《我的童年》中写道:“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但他对杜甫也曾有过高度评价,1953年4月,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对诗圣的敬仰,溢于言表。在1962年6月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的大会开幕词中,郭沫若称李白与杜甫是“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但也批评杜甫“每饭不忘君”的“时代残疾”。

    在同年的3月份,郭沫若在广州放言谈诗,还直言不讳地说:“对杜甫我就不太喜欢,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冯锡刚:《诗人郭沫若在“文革”后期》)那么,郭沫若对杜甫的评价为什么会出现摇摆,以至于走到极端呢?

    也许,我们从毛泽东对杜甫评价的变化上可见端倪。

    毛泽东早年对杜甫其实是相当推崇的。1914年毛泽东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之诗是也。不然,浩然烟海塞天地矣。”其中“韩柳杜之诗”即是指韩愈、柳宗元、杜甫三家之诗。

    1949年12月,毛泽东与苏联著名作家费德林在开向莫斯科的列车上谈到杜甫时这样评价:“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费德林《在列车上同毛泽东一席谈》)。

    然而,随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毛泽东对杜甫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1957年1月,毛泽东在和诗人臧克家、袁水拍等谈话时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并直截了当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有评论家认为把郭沫若对杜甫评价的变化解读为对毛泽东观点的阿谀奉承是牵强附会,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在另外的场合,我们的确看到郭沫若先生随着政治气候变化而改变自己观点的直接证据。1976年毛泽东辞世,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心大快,郭沫若提笔写下传诵一时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然而,就在5个月前邓小平因天安门事件下台的时候,郭沫若在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首《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