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惠莲歌曲:记杨靖远烈士

王鹏起  亢春书  王 枫

一九三八年那个时候，在冀鲁边区，提起津南行政公署专员兼支队司令员杨靖远同志，真是赫赫有名。许许多多带有传奇色彩的斗争故事，至今还在盐山、庆云、黄骅一带流传着。因为他当时曾发下誓言：“不打败日本侵略者，决不剃须。”所以长髯垂胸，人称“大胡子”司令。

杨靖远一九O二年生于今沈阳市东陵区陵前堡。祖父查荣阿· 多伦是满族人，家境殷实，在这一带有点名气，父亲叫喜塔拉·多伦，因家道中落，不得不做起小买卖来。尽管家里并不富余，喜塔拉还是宁肯勒紧腰带，也要供孩子读书，希望孩子能致仕成名，中兴祖业。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一年的时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国就王冠落地了．那时许多满族人更名改姓寻求生活之路，喜塔拉也改姓为赵名叫锡久，将儿子更名为荣山。喜塔拉望子成名的道路虽然堵死了，可是一条新路却燃起他的希望之火．原来荣山的业师姚举人，不仅是个教书先生，而且是个儒医。姚先生见荣山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有意将医道传授给他。小荣山对此也颇感兴趣。于是师徒之间相辅而行近八年之久。一个悉心传授，一个孜孜以求，终于取得成果。一九一八年，他以优异分数考入奉天（今沈阳）市中医专科学校，三年结业后在沈阳、锦州一带行医，开始了他一生的艰难旅途。

寻求济世方

一九二二年四月，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支援战争，在辽沈各地横征暴敛，弄得人心慌慌、民不聊生。赵荣山在行医期间，耳闻目睹社会之种种腐败现象和民众贫困潦倒的苦难生活情景，深感行医不能济世救民，没有一个社会安宁的“盛世”，民众就不能安居乐业。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O年间他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摸索着前进。他先是放弃了为人称道的医业，未经父亲同意就考入了东北军的“奉天讲武堂”。在校期间，发生了郭松龄在滦州倒戈反奉事件，不久事败被杀。因此，他对军阀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罪恶现象深为不满，所以毕业之后，他并未从军，为了维持生活到冯庸大学去当了校医。不久即托人进奉天兵工厂做工。在做工期间他和奉天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联系。当时以铁路工人为掩护的地下工作者马辉之经常到小河沿黄土坑（今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二段原兴里）他家去与同志接头或开会。这时他已改名杨靖远，一九三O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人类解放献身的光明之路。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从而拉开了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帷幕。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逃，仅三个月时间，东北就全境沦陷。这突然的事变，使杨靖远悲愤已极，日本侵略军的疯狂侵略、屠杀，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更加激起了杨靖远抗日报国的热情。于是他暗自组织了八名爱国志士，进行抗日活动。一次他们在沈阳皇姑屯的两洞桥用手榴弹炸死了几个鬼子，后因日伪军警疯狂搜捕，他来到了北平，被中共河北省委地下组织安排在北平的黄荣胡同住下。

杨靖远离开沈阳，到了古都北平，新的环境，新的工作，给他增加了新的力量。杨靖远觉得在北平工作离党更近了，视野更广了，思想更开阔了。家乡沦落的仇要报，全国人民的苦难更使他感到中华儿女的责任。不论党组织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日以继夜，千方百计的去完成。一九三五年爆发了“一二 · 九”运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出现新的高潮，杨靖远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不久，被推举为“华北救国总会”执行委员，在京、津地区积极组织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后来杨靖远又担任了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委员。

一九三八年四月，河北省委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力量，决定派杨靖远等五名同志到三十一游击支队工作，杨靖远被任命为该支队的副司令员。

冀鲁边区地处河北和山东两省的交界地带，辖区三十四个县，人口约六百万。它北靠天津，南迎济南，东临渤海，西面是津浦铁路和运河水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这一带的局势很混乱。“七 · 七”事变之后，二十四县的大小衙门封窗闭户，成了无人管辖的“真空”地带。此时，打家劫舍的土匪纷纷出笼，趁机拉起各式各样的队伍。这种武装仅临邑县就有七十二股。而杨靖远要去的三十一支队是党掌握的冀鲁边区唯一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人数不过一千，装备低劣，供应困难，非战斗减员较多，无力控制冀鲁边的局势。杨靖远知道此行的艰巨性，为了肩负起开创边区大好形势的重任，他坚定、勇敢地走上了冀鲁边战场。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杨靖远一行五人到达三十一支队司令部驻地南皮县董村镇。司令员邢仁甫（后叛变）对新来的副司令员杨靖远特别反感，认为这是对他独霸兵权的威胁。原来，邢仁甫一直把三十一支队看成是个人升迁的资本。邢仁甫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参谋，同国民党驻军和土匪多有联系。“七 · 七”事变后，冀鲁边一带在党的影响下成立了抗日救国军，邢仁甫当上了司令。那时，正处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为了取得合法地位，邢仁甫派他的同学王昭明去武汉国民党政府请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国民党政府批准救国军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委任邢仁甫为支队司令，王昭明为副司令，并带来三个特务混入救国军，三十一支队一直为邢仁甫一人所掌握。因此，邢仁甫不顾组织上的安排擅自将杨靖远改为参谋长，许多人为此鸣不平，杨靖远却以抗日大局为重，泰然处之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为当官，只为抗日。”后来，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国瑞来边区视察工作，才纠正了邢仁甫的错误，恢复了杨靖远的副司令职务。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得知共产党在冀鲁边区建立了抗日武装，他们为了争夺地盘，急忙恢复各县政府和发展地主武装。沈鸿烈收编了刘景良等几股较大的土匪武装，委任刘景良为鲁北督察专员兼鲁北保安司令，所属部队数千人。同时，日寇也在华北收罗汉奸，拚凑伪军，建立伪政权。委任驻沧州的刘佩臣为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为加强刘佩臣在津南的力量，还特地从伪“满州国”调来一支精锐部队归他指挥。

这样，三十一支队处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困难。就在这种形势下，杨靖远指挥部队连续取得了保卫庆云战斗的胜利。庆云保卫战的胜利对打破包围，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扬我军威，灭敌人锐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国民党的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领兵一千二百多，并联合盐山地主民团头子刘彦臣和土匪伪军刘芳廷，号称三千兵马，气势汹汹地进犯庆云县城。刘景良这次来犯庆云，是第三次找杨大胡子（杨靖远的绰号）交手，这个鲁北保安司令，想把津南掌握在他的手下，这样做一举两得，即能扩大自己的实力，又能向国民党请功。第一次，刘景良带一个营的兵力，在大刘庄同三十一支队交战，被杨靖远击败。在败退至大赵村时，又遭到杨靖远的伏兵追杀，惨败而回。第二次，刘景良分兵两路，一路进攻乐陵，一路由他率领直取庆云。结果，又被杨靖远打败了。刘景良两次进兵津南均未得手，但他并未死心，决意进行第三次攻击，拿下庆云，以控制津南，吃掉冀鲁边区。当时，三十一支队的主力为邢仁甫率领，在乐陵县境内活动。驻庆云的只是一小部分，有二百二十四人，二百一十七条枪。刘景良采取三面包围，一面策应的办法，即部署刘彦臣部一千多人攻城北面，刘廷芳部八百多人攻城西面，刘景良带领的一千二百人攻城南面，并用一部分机动部队监视城东面，企图一举歼灭我军。在这种十分不利于我军的形势下，杨靖远沉着、冷静、周密地分析了敌我态势，调整了兵力部署，并组织城镇居民积极参战，以壮大守城力量。成立了由杨靖远、范普权等五人组成的守城委员会，由杨靖远担任总指挥。同时，多次派人去乐陵，请求邢仁甫派兵增援，但均被他借口已受敌人钳制所拒绝。这时，县城内也出现了恐惧气氛，部分人对守城信心不足。但是，作为守城总指挥的杨靖远，却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很清楚敌人的情况，围城的部队虽然号称三千，但这是三股力量的联合，他们表面上称兄道弟，实际上各怀鬼胎，都为自己打算。刘彦臣和刘廷芳追随刘景良实为形势所迫，胜了可以分得好处，败了可以削弱刘景良，扩充自己的势力。实际上自围城以来，刘彦臣和刘廷芳两部只是为刘景良壮气叫喊，并不用力攻城。这样就坚定了守城必胜的信心。

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支队政治部主任李启华等四人被刘景良的部队抓住了，他们是前几天去邢仁甫处汇报工作的。李启华是河北省委派来负责支队党的工作的，出了差错，损失太大，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杨靖远估计敌人可能将李启华等人押送到刘景良的老窝惠民。庆云南马颊河上的枣园桥是必经之路，在那里设伏抢回我被抓人员是可能的。于是，杨靖远借敌人攻城的间隙，率一个班夜伏枣园桥，可惜没等着，经打听方知敌人已于前天把李启华等四人解往惠民了。营救李启华等人的行动虽然没有成功，却给部队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都感到杨靖远为同志为事业舍身忘死，令人敬佩。他们都牢记杨靖远的嘱托，多抓敌人，以换回被捕同志。

几天过去了，杨靖远看出，死守庆云城是解不了围的，于是采取城内坚守与城外游击相结合的办法，对刘彦臣和刘芳廷两部只行监视不予打击，集中力量对付刘景良部。杨靖远为了捕捉战机，每夜都率一个连出城，抓住刘景良的漏洞，出奇不意地狠狠敲打一阵。几天之后，刘景良的部队严重减员，后勤补给发生困难，吃不好，睡不安，士气非常低落。刘景良处于欲罢不能的局面，只好给部队打气加紧攻城。六月的一天早晨，刘景良在城南，命令部队拉开一字长蛇阵，他骑马督战，亲自指挥攻城。没想到，刚一接敌，就被杨靖远埋伏在城东南的两个小分队，在背后来了个突然袭击，一时乱了阵角，慌忙败退下来。刘景良在混乱中被流弹所伤，栽倒在马下，敌人只好缩回纪王桥。纪王桥离庆云三十多里，刘景良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杨靖远趁刘部喘息未定之机，出敌不意的夜袭了纪王桥，活捉了刘景良的参谋长，把刘部赶回了老巢惠民。刘彦臣和刘芳廷两部，看到刘景良的惨败，随之也撤走了。杨靖远通过交涉用刘的参谋长等七名俘虏换回了李启华等四名同志。

庆云保卫战历时二十多天，已经疲劳到极度的杨靖远，在军民欢呼声中昏倒在地，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回城里。杨靖远亲自指挥的几次战斗的胜利，特别是庆云守卫战的胜利，不仅打垮了刘景良的进攻，把他赶回了鲁北。同时，也粉碎了敌人妄图控制冀鲁边区的梦想，推动了津南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八路军曾国华支队与孙继先支队先后开进冀鲁边乐陵地区。通过几次战斗，全歼了汉奸刘彦臣驻盐山南黑牛王庄的部队；解放了宁津县城，歼灭守城警备队五百余名，俘虏了伪县长张柏荣，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为继续发展抗日力量，曾国华、邢仁甫两个支队，向盐山东北进发。杨靖远率三十一支队一部向新海（今黄骅）以北发展。一路上，杨靖远所部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大得民心。一次部队行军到韩村宿营，时值黑夜，杨靖远没有惊动正在甜睡的群众，安排部队在街上休息，等到天明，群众看见露宿在街头的战士，深受感动齐声称赞“杨大胡子”的军队好。在去往歧口的路上，因大雨成河，挡住了去路。先头部队见大水无边无沿，便停止前进，派人寻找通过的途径。这时杨靖远从后面赶来，二话没说，以木棍探路，带头涉水前进，队伍随后趟过齐腰的积水，继续前进。三十一支队的战士，大部是出身普通的农民，抗日决心大，但缺乏军事训练，军人素质较差。经杨靖远耐心教育帮助和严格训练，部队的战斗力迅速得到提高。在进军黄骅的途中，有一次，杨靖远率队连夜奔走一百多里，在雁武庄打了个漂亮的突袭战，消灭刘佩臣部二百余人，部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杨靖远这次北进，不仅锻炼了队伍，扩大了我军影响，还收编了一些地方势力，其中较大的是窦同义所部。窦同义土匪出身，为了在江湖上立足，同国民党和日伪军都有密切联系。杨靖远率部队到达歧口时，窦同义慑于我军威力，有意表示友好。经上级决定，杨靖远亲自出马，会见窦同义，协商联合抗日。经过会商，窦同义同意联合，愿作三十一支队辖下的二十一路军。杨靖远还结识了窦同义的参谋长刘景文，相处颇为融洽。为了增进感情，杨靖远赠给他一件皮大衣，刘也回敬一些礼品。从此，窦同义部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同三十一支队都是友好相处的。对巩固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率领的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区。为统一领导边区抗日武装，整编了部队，三十一支队被编为第六支队。随后，在津南地区，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员公署（即津南公署），杨靖远任专员，兼任津南支队（即六支队）司令员，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自“七 · 七”事变后，我党在冀鲁边的军事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管理，则是刚刚开始。政权建设是军事斗争胜利的目的和深化，需要更深入更细致的工作，任务自然十分繁重。

津南地区包括沧县、南皮、东光、宁津、吴桥、庆云、盐山、新海（黄骅）等八个县。在冀南行政公署的领导下，杨靖远带领专署机关和部队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主主张和政策，针对津南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的特点，十分注意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集中打击日伪汉奸卖国贼。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广大群众迅速发动起来了。津南专署管辖的八县，除吴桥外，都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县大队，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不少村庄还成立了抗日自卫团。自卫团和“青抗先”扛着刀枪，保卫着抗日民主政权，儿童团在村边站岗放哨，查看路条，防范日伪特务。一到晚上，村村唱起抗日歌曲，人民群众为有了自己的政权欢欣鼓舞。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帮助群众努力恢复生产，鼓励商业流通，开办各种学校，整个解放区生机勃勃、沸腾起来。杨靖远担任专员期间，很注意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三个月的时间，他走遍了七个县的大部农村。他每到一处必做三件事：一是探望受害群众和抗日家属；二是询问乡亲们的衣、食、住情况；三是派卫生员给群众看病上药。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尊老爱幼，群众说杨大胡子和我们是亲兄弟。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串通一气，密谋组织“冀鲁联防”。鹿钟麟为了吃掉津南我军，收买了盘据在盐山四区大赵村、苏基村一带的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这个恶霸地主接受鹿钟麟指令后，便将手下的千余人马布置在大赵村、苏基村、丁村和附近几个庄子。还在这些村庄里挖了壕沟，垒起寨墙，又凭借大车道将这些村庄联成一片形成了一座可以连环呼应的反共堡垒。他们扣押我来往人员活埋我抗日干部，打死我军游动哨兵，气焰十分嚣张。当时津南公署辖下的盐山县分为五个区，除四区被孙仲文盘据外，都是我军的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的一天，孙仲文派副官带领大批武装，拿着他的亲笔信到五区找区委负责人，命令从即日起五区听从他们孙团长管辖，要求从速缴纳钱粮，并威胁“若有抗命，严惩不贷”。杨靖远得知这件事情后，认为敌人已经公开向我进攻，如不予以回击，难以巩固民主政权。于是他决定先礼后兵，争取用谈判方式说服孙仲文放弃反动立场，粉碎鹿钟麟的阴谋。如果这一步不行，再武力解决。他派人去乐陵给肖华送信，报告孙仲文的反共活动和自己的打算。同时准备亲自会见孙仲文。周围不少同志不同意他这样做，认为孙仲文一贯嗜血成性，心黑手狠，最近又得到鹿钟麟撑腰，猖狂已极，只身去魔窟谈判危险太大。杨靖远为了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用实际行动体现我党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友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把生死置之度外，只带警卫员吴二楞乘马来到孙仲文盘据的大赵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大出孙仲文的意料，致孙家寨门紧闭多时，经过一阵慌乱的准备，管家才出来迎。这时，孙仲文傲慢的坐在太师椅上仔细地打量来人，见杨靖远身高体壮，虬髯托腮，双目炯炯有神，周身放射出一种令人震慑的力量，就感到来者不凡，傲气先消了一半，急忙起身相迎。一阵寒喧过后，双方开始了谈判。杨靖远先是晓之以理，导之以义，十分耐心地说明利害，但孙仲文自恃有人撑腰，顽固坚持己见，使谈判陷于僵局。接着双方唇枪舌剑，直接交锋。孙仲文哪里是杨靖远的对手，被逼得理屈词穷，难以招架，孙仲文不愿在自家门庭上丢丑，要用武力降服杨靖远。他用手狠命一拍桌面，顿时，从院庭的影壁和客厅的背后，跳出十几个早就布置好的打手一齐向杨靖远扑来。殊不知杨靖远早有准备，他瞬间拔枪在手，左手揪住孙仲文，大声喝道：“谁敢动手，就先宰了你们的主子。”这时吴二楞用身子护住杨靖远。打手们看到主子孙仲文连声哀求，也都傻了眼，好象木头桩子定在地上。杨靖远知道谈判无望，不宜再呆下去，便一手拎起孙仲文，向门外走去。孙家的一群打手瞪着双眼干着急，一时无计可施。转眼间，杨靖远和吴二楞就走出了寨门。他们将孙仲文丢在路口，跃身上马，疾驰而去。群众听说此事之后，都说这是大胡子司令仿效武圣关云长也来了个“单刀赴会”。

杨靖远回到公署驻地旧县后，因为谈判无成，必须设法打击一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乃决定用武力斩断鹿钟麟但到津南的魔爪。他立即部署兵力，准备用由他兼任支队长的津南支队惩戒孙仲文。津南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兵力总共五百多人，要对付拥有一千多人，武器精良的孙仲文确有困难．但杨靖远清楚这个支队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战士们觉悟高，战斗力强，虽不能全歼孙仲文所部，狠狠地敲打他一下，取得小胜，还是满有把握的。

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杨靖远接到肖华司令员的指示后，立即动员部队准备行动，第二天夜里全队出征。借着风高夜黑的掩护，杨靖远、左庆甲、宋刚锋分兵三路，向大赵村进发。因为去大赵村路程较远，杨靖远为了能与左、宋二部同时抵达目的地，同时发起进攻，便找了一个向导，想抄小路直插大赵村。谁知那天大雾茫茫，向导竟然迷失了方向，结果弯来绕去直到天明才将杨靖远带到大赵村。此时．孙仲文已有了防备。原来，左庆甲、宋刚锋已在头一天夜里拿下了许官、云庄两个村庄。侥幸逃命的残敌连夜赶到大赵村，向孙仲文报告了两地失守的消息。孙仲文立即警觉起来，加以戒备。事已至此，只得采取强攻。杨靖远稍做部署即身先士卒，率领战士向寨门扑去。因寨门两边的墙垛里，敌人布置了机关枪，密集的弹雨，封锁了道路，战士们被迫退了下来。接着又是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我军不能接近寨门，孙仲文也不敢杀出寨外，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杨靖远身边的两个大队，实际兵力只有二百多人，武器也不如孙部。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战场形势的发展逐渐对我军不利。杨靖远伏在村西南角上的麦秸垛旁观察指挥，见久攻不下，战士被压在开阔地里，心里非常着急，想立即派人去调宋刚锋来增援，不料刚站起身来，就被敌人发现了，一颗罪恶的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在他身旁的支队干部傅象春，因抢救他，也被击中身亡。战士们见杨靖远倒地，奋不顾身涌过来抢救。由于顽匪踞高临下，子弹封住了杨靖远的周围，抢救的战士连续倒下好几个，一时不能接近。这时，围子寨门大开，窜出几十个凶悍的顽匪，抢走了杨靖远的遗体。恶棍孙仲文竟命令部下残忍地肢解了杨靖远的遗体，在寨门顶上悬首示众。敌人对杨靖远烈士的残暴行为，更加激怒了边区广大指战员，此仇不报，死不瞑目。不久，肖华同志率领的东进纵队彻底消灭了孙仲文这股顽匪。

战斗结束不久，边区党委在旧县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杨靖远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怎不令人痛惜。肖华同志痛失良将，悲愤不已，亲手书写挽联寄托哀思：“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雄”。

（赵 犁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