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所有制崇拜

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无论持赞成态度还是持怀疑态度者，实际上都默认了一个假设，即认为私有一定比国有好，或者国有一定比私有好。事实上，这种理论假设是不成立的。国有和私有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优或者绝对的劣。在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一段时间内国有比例多一些，或者私有比例多一些，应该都是正常现象。只要不是彻底的大进大退，就没有必要惊慌，更没有必要炒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时期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比例，主要取决于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如为了有效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都采取了增大财政投入，增加国有持股比例的做法；早期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市场的开发，无不采取如东印度公司等类似的官办民助方式；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等发达国家基于其国内私人资本的发育，则纷纷对其国有的基础性产业进行了有效替代。因此，正如前几年撇开企业的盈利水平和融资成本孤立讨论所谓国有企业合理的资产负债率不能说明问题一样，撇开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来讨论国有和私有的合理比例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当今国内关于产权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当某人需要证明某一财产性质或者产权制度的优劣时，常常会列举一些典型个案作为佐证。其实，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自然科学以实验为基础，实验结论能够成立的根据，是在实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象能够重复出现，因而实验具有可复制性。但是，如果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并以此来指导实证研究时，往往就会出现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的试验条件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的实验条件一样完全相同的，因而试验往往并不具有可复制性。所以当大量的试点经验、典型个案被普遍推广应用时常常就会出问题甚至南辕北辙。社会科学现象千差万别，任何一种现象要想找出几个典型个案来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问题在于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都应该经由统计归纳得出结论，而不是从典型个案中引出答案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面临着如何有效调整“委托-代理”关系、防范道德风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实际上，就企业的产权制度而言，股份制不仅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同样也是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的目标模式。目前，人们对于此类问题的讨论，往往以发达国家的做法为参照系，理论上局限于企业内部管理架构的完善；实践上则倾向于如何在企业内部不同产权人之间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改章建制以推进企业内部运行机制的完美。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上述基于发达国家的成熟理论和经验，并未能真正有效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迄今我国私有企业在经历了第一代或第二代创业以后，管理权如何顺利转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如何防止代理人的逆选择及道德风险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仍然是一个未能真正得到解决的问题。

无论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也无论国有还是私有，其在公司治理方面，单一产权制度比混合产权制度弊大于利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得出混合产权制度一定比单一产权制度好的结论。企业采取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大多与企业的规模大小有关。当企业规模较小的时候，因为管理的复杂程度较低，单一产权制度决策成本较低的优势比较明显，单一产权制度显得比较有利；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随着管理复杂程度增加，单一产权制度决策成本较低的优势将被经理人代理成本高、决策风险大的劣势所替代，混合产权制度则又优于单一产权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所有制实现形式所以会走向“一大二公”的模式，除了意识形态原因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原因之外，当时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企业治理的问题相对而言并不十分突出，因操作简单、决策快捷而使单一产权制度备受青睐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较之所有制而言，当前中国企业的企业治理问题和企业管理问题也许还要更为突出一些。但是，比较而言，大企业相对突出的是企业治理问题，小企业相对突出的是企业管理问题特别是战略管理问题。非公有制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做久，先要从配角做起，从专业化起步。中小企业因为资本实力弱、管理水平不高、技术力量有限、市场覆盖面窄，全方位出击往往不可能成功。企业的专业化、产品的专业化甚至工艺的专业化，是众多中小企业最终在市场上取胜的根本。只有专，才能精，也才有市场竞争力。众多中小企业的成长经历证明，凡是发展比较稳定、竞争力比较强的中小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企业多年来一直坚守在自己的行业里，将生产集中于少数领域，瞄准市场不断把产品做精、做强。相反，在企业没有相当的经济规模、资金实力和管理基础的情况下，过早地追求小而全，甚至所谓的多元化、多角化经营，只会给企业带来损失。“小商品、大市场”，“小买卖、大发展”，是众多中小成功企业的经验。浙江永康的小五金、温州的打火机、桐乡的羊毛衫；福建晋江的制鞋、南安的建材；广东西樵的纺织等等，都是围绕一两个龙头企业或龙头产品，一家一户分工从事小规模加工，千家万户合作形成大规模生产。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中国企业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这是世界经济留给中国的课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但是，任何成功的创造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实现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一个人坐在苹果树下冥想就可能作出伟大发现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万有引力和相对论，可以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仅靠个人的力量来完成，而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没有大规模甚至超大规模的团队作战休想做出成果。因此，要实现真正的“中国创造”，绝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一窝蜂”。“中国创造”的重任，将依赖于中国企业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对于众多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而言，先不要念念不忘争做“鸡头”，而应该老老实实甘当“凤尾”。以大企业为龙头、大中小企业形成专业化协作配套的企业团队和产业集群，才是实现“中国创造”所必须的企业组织结构。

正如计划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各有利弊一样，作为企业的产权制度，纯粹的国有或者私有，都是单一产权性质，对于企业治理同样也是各有利弊的。当前争论的本质，仍然没有摆脱所有制崇拜的羁绊。其实，党的十六大关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重要论断，早就超越了传统的所有制崇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主体，应该是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相混合的股份经济，即建立在产权明晰基础上的、以市场法则为指导的、劳动者人人有份的混合经济。无论国有还是私有，都必须依照市场法则，明晰产权，规范治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作者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