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寅成孔孝真游泰国:丹心照日月 铁肩担道义——记内蒙古老革命家石生荣

和老牧民攀谈。

　　【编者按】

　　今天（2010年6月22日）是我区老一辈革命家石生荣同志逝世10周年的日子。本报特刊发纪念文章，以缅怀和纪念他革命的、战斗的一生。

　　2000年6月22日，从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家石生荣同志逝世。自治区党政领导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对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今，在石生荣同志悬挂在家的遗像旁挂着一幅红梅图，画面上的数枝梅花如点点殷红的血，慢慢地隐隐地开放着。我想象，这一定是画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手握画笔，在无边的回忆中展开画卷，饱含深情，一笔笔用心画出来的。这幅画的作者是石生荣同志的长子、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石玉平，这是他在父亲病逝前给父亲画的，也是他为父亲画的唯一一幅画。画面上的朵朵红梅表达了儿子对父亲的崇敬和无限眷恋，也是石生荣同志一生为国恪尽职守、公而忘私的老革命家的写照。

　　参加红军　 组建游击队

　　1919年9月，石生荣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那是一个与山西、内蒙古为邻的“鸡鸣闻三省”的地方。坡陡沟深、土地贫瘠的恶劣自然环境，加之地主、土豪的剥削，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石生荣从小就给地主放羊，祖孙三代都是长工。

　　1934年，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来到了石生荣所在的村子。那些身穿军装、头戴八角帽的红军战士，个个英姿飒爽，年仅15岁的石生荣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找到红军负责人要求当红军，负责人嫌他人小，怕他行军跟不上队伍，不想要他。已经是区委书记的石生荣的叔伯舅舅张守功替他说了话：“把这孩子引上吧，走不动？放羊娃还能走不动？”于是，1935年1月，石生荣如愿以偿参加了红军，踏上了革命征程。

　　刚到部队时，石生荣先做联络工作，后被分配到区团委做训练少先队的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几个月后就担任了区团委书记，协助党秘密发动和组织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他被任命为晋绥地区右玉县一区区委书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都战斗在晋绥边区，先后担任过右玉县一区区委书记、雁北挺进支队第三大队队长、右和清县游击大队指导员、右平县游击大队指导员、右玉县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等职。从参加红军到抗日战争胜利，10年的时间，石生荣从一个放羊娃逐步成长，在血雨腥风中得到锻炼。

　　抗战期间的右玉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的北面有李井泉率领的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南面有贺龙率领的八路军120师，夹在中间的右玉县就成了提供弹药、给养和增加兵员的重要地区。正因为地理位置重要，这里也成了各种势力争夺的地方。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右玉有“五色军”的说法，即红军、白军（特别队）、黄军（日本鬼子）、黑军（土匪）、蓝军（绥察游击队）。石生荣上任之初的右玉西山，可以说是一座座兵山，到处是国民党的散兵和土匪。兵荒马乱、盗匪横行、民不聊生是右玉县的真实写照。

　　1937年秋，日军占领了大同、左云。紧邻左云的右玉县岌岌可危。石生荣刚上任右玉县一区区委书记时，右玉县还没有力量从正面和日伪军作战，他这个区委书记也只能背着包，赤手空拳跟着老百姓转山头、躲土匪。在和老百姓一起躲土匪的过程中，和石生荣混熟的老乡问他：“石先生（当时的称呼），你们八路军好是好，可是那么多土匪你们不打，只是背着个包包跟我们一样这儿躲、那儿藏地转山头，这怎么行啊？”老乡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生荣，是啊，总这样躲来躲去怎么抗日呢？于是，他和区干部商量，决定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经过宣传，很快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建立起来，但建立之初的游击队可谓是“一穷二白”。“半截冲锋枪没托子（枪托），老毛瑟枪没子子（子弹），三颗手榴弹没线线（拉线），队长挎着个铁片片”就是当时对游击队的形象描述。

　　没有武器，石生荣就带领游击队员自力更生武装自己。他们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从拥有第一支枪开始逐步到全体游击队员都拥有了自己的武器，其装备甚至超过了八路军正规军。战士们也是越战越勇，战斗经验随之丰富。一年后的1938年，根据上级指示，雁北挺进支队被改编为120师雁北第六支队，石生荣率领的游击队也被编入，小小的游击队走进了八路军正规军的行列，战士们无不欢呼雀跃。

　　但石生荣没走，他因为有地方工作经验而被留了下来。随后，他又利用原有的群众基础和战斗经验，又组建了右和清县游击队，并担任了指导员。他率领战士们自制武器“独角牛”，威震四方。1939年冬，石生荣率领的右和清游击队又遵照上级指示，开赴抗日前线。

　　短短两年的时间，石生荣在晋绥边区恶劣的环境下，为抗击日军组织、训练了一批有生力量，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在晋绥边区的抗日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延安是革命圣地和摇篮，是许多有志青年神往的地方。1939年冬，右和清县委决定派石生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听到这个消息，石生荣兴奋不已。三年前，他这个放羊娃离开家乡，跨过黄河来到晋北，走上了革命道路；三年后，作为经受了战火考验的革命战士，他将再次跨过黄河，开始一段更有意义的历程。

　　在延安，石生荣不但见到了毛泽东，还聆听了中央党校校长邓发、副校长谢觉哉讲课。作为一个穷孩子，他虽然有一些实践经验，但理论水平相对欠缺，一直没有机会很好地学习。党校设有文化课，石生荣就抓住一切时间拼命学习。那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在学校礼堂没盖起来之前，大课、小课都在广场上、野地里上，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石生荣从不缺课。两年的学习生活带给他的是另一种感受和收获。他后来回忆说：“老实说，我现在这点文化就是在延安时学到的。”“在延安这个革命的摇篮里，在党的精心哺育下，我这个不懂事的青年干部逐渐地成长了、提高了、懂事了。”

　　七出八进清水河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撕毁停战协议，抢占胜利果实，全面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刚刚看到和平曙光的中华大地重新燃起了战火。

　　由于石生荣比较熟悉晋绥地区的情况，绥蒙区党委便派他担任清水河县县长。国民党为了进犯晋绥、陕甘宁边区的战略需要，派重兵到清水河接收日本投降，晋绥人民解放军主力和清水河地方武装，出于保卫和扩大解放区和游击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目的，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与国民党展开了争夺清水河的斗争。在3年解放战争期间，先后7次攻打清水河，七出八进清水河县城，在战火硝烟中奏出了一曲英雄凯歌，石生荣亲身经历了这些残酷的战斗。

　　攻打清水河的每次战斗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牵制绥远敌人兵力、减轻我军晋西北战场的压力的整体战略部署息息相关的。作为清水河县县长，石生荣既要率领县游击队和当地的保安队作战，又要根据当时的军事需要，做好一切支前工作。

　　作为敌我争夺区，频繁的战斗给清水河县的地方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县政府也要经常跟随部队转移。但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下，石生荣带领县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协助主力部队侦察敌情、筹集军粮、组织运输，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建党、建政、清算、土改、扩兵支前等，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清水河县地处贫瘠的山区，加上多年来日伪、土匪和国民党反动武装的蹂躏，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因此，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清算不法地主。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中共绥蒙区召开会议，做了传达，于是清水河县也开展了发动群众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并针对清水河县敌我争夺的现实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做法。有些村的清算诉苦大会就是在战斗间隙进行的。经过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口粮和农具，他们长期吃糠咽菜、破衣烂衫的生活初步得到改善。群众的生活改善了，觉悟提高了，为进一步搞好建政、组织民兵等项工作创造了条件。

　　1949年5月，黄土高原又一个春天到了。就在这年春天，在迎接全国胜利的凯歌声中，清水河经过第七次战斗终于完全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清水河人民终于盼来了扬眉吐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