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民（1916年6月—2001年11月）同志，湖南籍，1936年在北平读书时期参加“一二·九” 学生运动，从此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在八路军总部、120师政治部从事瓦解敌人的敌工工作。1942年春天调到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任敌工干事。这年8月5日，我五分区敌工科负责人王保（王宝）同志牺牲，他奉命撰写悼念文章——《悼王保同志——雁北的模范敌伪工作者》，此文章发表于1942年10月24日《抗战日报》。

冯先民同志离休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某部约他撰写革命回忆录，他的手稿尚未付印，先民同志即于2001年11月14日逝世。先民同志去世后，他的女儿冯杰到总政要回父亲的手稿，将其中的一节《初到偏关》在人民网强国博客发表。这篇遗作为充实1942年雁北地区对日斗争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初 到 偏 关（清明祭）

原晋绥五分区敌工干事    冯先民作

我于1942年夏季到达第五军分区（当时工委书记李焕济、专员武养民、分区司令员郭鹏、政委胡全、参谋长刘华香），当时晋西北的形势是：日军不断向我根据地发动扫荡，扩张占领区、增设据点，以平鲁作为重点。因平鲁是我分区活动中心，又是从内地到绥远大青山的咽喉要道，所以成为敌我两方争夺的焦点。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每到一村，鸡犬不留，斗争异常残酷，人民群众受到严重摧残，我党、政、军在平鲁无法立足，最后放弃了这块根据地，转移到偏关县。分区党政军机关均驻在偏关城北的陈家营村。这时，原敌工科长赵家声已调回军区，由军区派来的李希圣任科长（河北人）。我被派到平鲁前线去开展敌军工作。

李科长向我介绍说：平鲁地区有一个经验丰富、活动能力很强的敌军工作者，叫王保，他也是武工队的领导人，他带领的武工队是一支打击敌人的重要武装力量。科长给王保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我的任务是在王保同志的指导和配合下，以半公开形式身着便衣开展工作。我在平鲁一个村子里见到了王保同志。一见面，他就非常亲切地说：“你是上级派来的，我们虽然分工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共同争取瓦解敌军。并说你是个大学生，又在延安学习过敌军工作和日语，我文化水平不高，以后希望你给我们武工队员讲讲课，提高他们的战斗素质。”我痛快地答应了，并表示要向王保同志学习对敌斗争经验。王保同志交给我一支短枪（又称驳壳枪，德国造，有快慢机），作为自卫防身武器。从此，我们俩有分有合，我从他那里获得几个平鲁的内线关系，对我以后开展敌军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提起王保这个名字，在雁北地区，尤其是平鲁一带，无人不知，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七七”事变后，受八路军抗日救亡宣传的影响，他毅然走出家门，参加了平鲁区动委会，十月间，我八路军120师警备六团民运科长王海山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命为区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1938年秋，平鲁城被日寇占领，我党被迫转移到该县东山地区，王保同志带着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坚持平鲁的敌后游击战争。因为他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由他组建的游击队很快发展到近百人。这支游击队后来被改编成八路军120师独立六支队步兵二营四连。1940年王保同志即被调离武工队，专做党的工作。1940年下半年，经过日寇的9次残酷扫荡，根据地的环境更加恶化，党组织再次派王保同志抓武装工作。

1941年，王保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平鲁城，与日伪军的一个小队长直接面谈后，于5月9日深夜，将伪军一个小队的十多人拉出平鲁城，带出机枪一挺、步枪十五支、短枪一支，子弹两骡驮。这是雁北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瓦解敌伪军的一个可喜成果，大大地鼓舞了雁北军民对敌斗争的信心。

1942年夏季，雁北形势更加恶化，我们先后被迫放弃右南和山朔根据地。党、政、军都转移到朔平西山和偏关一带。此时，王保同志被调回五分区敌工科任科长，上级派他带一个扩编的武工队重返“洪涛山”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由他兼任这个武工队的政委。当他带领武工队从偏关县城出发到平鲁大泉沟一带，还未站稳脚跟，即被我武工队内部的日特李占功及其把兄弟赵国隆、高天恒、王结巴等六七人，与我步二营某连一个排长勾结，突然发动了武装叛乱，把王保同志杀害于桃花山庄后逃走。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王保同志的爱人蒙青山及其长子王生明、女儿王生梅向政务院提出控告，经有关部门批准，由原武工队战士谷书记带路，蒙青山及其女儿王生梅、女婿李建侯一行四人，经过数十天的明察暗访，终于在察哈尔省万全县找到了凶手李占功，经当地人民法院审判，很快将凶犯枪决。

王保同志牺牲不久，五分区政治部主任陈云凯指示我写一篇悼念王保同志的文章。《抗战日报》以《雁北的模范敌军工作者》为题，予以发表。

王保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获得了显著的战果，令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赞叹不已，而对他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与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