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允熙同居同乐大尺度:让大学成为有思想、有灵魂的地方

让大学成为有思想、有灵魂的地方

作者：熊丙奇 2011-4-29 09:05:21 发表于：博客中国

清华大学24日举行百年校庆。在这之前，学校公布了一组“傲人”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毕业或曾在校工作过的校友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330人，工程院院士144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超过280人，其中曾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


这样的数据，确实可以令清华人“骄傲”，在全国范围内，也找不到第二所学校与之抗衡。然而，就在校庆后的第二天，章立凡在微博中写道，“原拟今天应邀参加清华校友自发的黄万里先生追思会，昨夜得知遭压力被迫取消（他们要捧的是张光斗）。百年清华园，不再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不再有梅贻琦，不再有黄万里，不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剩下标准件制造和‘工程师治国”。”这条微博引起强烈关注，很快，原文转发达到2763条，评论679条。

这足以抵消此前清华公布的“傲人”成绩，或至少让其黯然失色。须知，黄万里也是清华校友，且出身名门，是黄炎培之子，校庆日当是校友日，校友自发纪念校友的活动，怎能说取消就取消呢？背后的原因，或因黄万里当年曾在黄河三门峡工程上“反上”坚持己见。——曾任毛泽东秘书、原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对黄万里发出过这样的言语：“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

按说，作为一所培养人才的大学，应当以培养出像黄万里这样“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坚持真理的学生而骄傲，甚至将其作为所有在校学子的楷模，要与真理为友，但显然，清华并不以之为傲。这与清华宣布自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何等的背离。

在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出具了一组“国际”数据，来表示自身跻身世界一流——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2000年至2010年论文发表及引用数据，清华大学有9个学科进入了世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其中，材料、计算机和工程学科的SCI论文发表数分别排在第2、第3和第4位，论文引用数分别排在第9、第51和第17位，说明这些学科在论文发表方面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近日发布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行榜，清华大学列第35名。

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说得全是清华的科研，更确切地说，指的是论文数。而众所周知的是，我国的科技论文数（EI论文），早在2007年时就达到世界第一，SCI论文也达到第三，如果按照清华的逻辑，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已经全球第一了呢？可事实是，论文数并不能代表科技竞争力，而且，上述我国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平均引用率在国际上位列倒数，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是零引用率，亦即是毫无学术价值的“垃圾论文”。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我国每年数十万篇论文、多如牛毛的“科研成果”中，很少具有原创价值，更别提具有问鼎诺奖的潜质。

论文数撑不起一流大学，反过来，会将一流大学的建设引入功利的歧途。首先，论文的功能，不再传递学术价值，而成为“职称论文”——为晋升职称所用、“成果论文”——为申报成果所用、“课题论文”——为通过课题评审所用、“头衔论文”——为谋求各种学术头衔；其次，教师的追求，不再是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在教育教学中，只是把指导学生、给学生上课，作为基本的工作量加以对付，在学术研究中，整日围着课题、经费转，做的不是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而是“表格学术”、“社交学术”。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中，人才培养被功利的办学思维所包围，于是出现了钱学森的世纪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在百年校庆前夕，还启动了“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旨在打造诺奖获得者。这更贻笑大方。从人才的培养规律分析，哪有诺奖获得者是靠计划打造出来的呢？而再看所有人才的特征，具有质疑、批判精神，是成为一流人才的前提。可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却是通过给予“拔尖人才”们更多的资源、特权，从而让他们失去质疑、批判的能力，变为只掌握技术，却无思想的工具。


事实上，今天的大学，从校领导到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从院士到博导、教授，都成为高等教育计划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各种“工程”、“计划”中，拥有行政权和学术权，进而，难以针对教育和学术研究中明显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变为只顾埋头走路，不能仰望星空的工程、计划执行者。大学由此成为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工程思维”、“计划思维”办学，追求的也就是论文、成果、经费这些功利的“价值”。回顾过去10年中高等教育的大扩招、大合并、大规模的本科教育评估，以及院士评审、教学名师评审、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行政化，导致这种局面的，固然有行政对办学的盲目指挥、粗暴干预，可几乎所有大学，都对上级的安排、部署，照章执行，自我体制化，无疑也是重要原因。有大学校长在私下场合对此颇为不满，可为何却不敢坚持原则，拒绝执行呢？


当然，这对大学校长们来说，是比较“过分”的要求。要让大学生敢于质疑、批判，要让大学有办学自主权，回归教育本位，还在于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斯言甚是。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让大学退出官场，拥有办学的独立性，摆脱办学的工程思维和计划思维，让教育家精神重回大学，让大学成为有思想、有灵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