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林彪一家叛逃坠毁时刻解密(图)

　　林彪所乘的256号飞机在毫不受阻的情况下，飞出了内蒙古边境，很快就在雷达屏幕上消失。它的结局，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无法知道。

　　这时，周恩来、汪东兴等人还在毛泽东的住处商量如何应付这一突发事件。随后，9月13日凌晨3点多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

　　据汪东兴回忆，他接完电话，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周恩来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显然，林彪党羽也是要步其后尘，向外蒙古和苏联逃跑。他们没有“副统帅”的光环，自然可以打，可以拦截。

　　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歼击机上的夜间搜索设备也很落后，所以经过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目标。直到天亮后歼击机才发现这架直升机，同时看到其已经向南返航。

　　驾驶这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是个忠实于党和祖国的同志，后来被追认为烈士。他临时被叫到沙河机场驾机，起飞时还不知道目的地。到了空中，周宇驰下令向外蒙古飞，他知道这是要叛国，便竭力阻止。由于周宇驰拿着手枪在旁边监视，他只好想别的办法，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机上的油飞到外蒙古是足够的。

　　已经铁心要逃的周宇驰回答，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说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直升机到达张家口以北上空，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更清楚这是一起叛逃事件。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歼击机，一时非常紧张。乘此机会，陈修文驾驶飞机开始往回飞，并将罗盘破坏。周宇驰长年在空军工作，对航行有经验，很快便发现不对，便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回答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虽感觉到飞机的航向有问题，却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

　　陈修文驾驶着直升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向北京。这时周宇驰发现航线又转回，破口大骂持枪威胁，却无济于事。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20米时，陈修文一跃而起，想夺下周宇驰的手枪，结果未来得及，周宇驰连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陈士印一时吓坏了，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地上装死。空中搏斗和对话的情况，主要是他交代的。

　　周宇驰开枪后，坐在后舱的于新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认为是发生了搏斗。直升机落地后，于新野马上跳下机门，透过玻璃向斜躺在驾驶座上的驾驶员开了一枪，结果却把周宇驰的手腕打穿，子弹接着打穿了驾驶员陈士印的夹克才停了下来。周宇驰受伤后一阵叫骂，也顾不上另一个未死的驾驶员，跳下了直升机。

　　3人离开直升机后，周宇驰让李伟信扶着自己，和于新野一起离开直升机往山上走。这时，周围民兵听到动静，开始向这里包围过来。周宇驰一边走，一边想，感到没有出路，自己又杀了人，便说：

　　“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

　　接着，周宇驰又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

　　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碎。这两个被撕碎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部分碎片。

　　曾执笔起草《571工程纪要》的于新野想了一下，也明白自己没有出路，便对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

　　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后，“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抓李伟信的时候，他还喊叫，说要找卫戍司令。此人也算是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但感到参与的罪恶活动有限，还有活路。

　　9月13日当天，毛泽东、周恩来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忙于布置战备，处置与林彪有关的人与事。当天全军接到紧急战备命令，部队疏散进入坑道和工事。但北京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上却还是一片平静，报纸和新闻广播中没有任何异常，经常提到的“林副主席”也是照讲不误，社会生活也一切正常，普通的人并不知道发生了大事。

　　周恩来处理完战备事务，又向外交部核心领导成员通报了林彪出逃的情况。由于这事可能会牵涉到中苏、中蒙的交涉，必须预先研究出方案。据当时新华社记者崔奇回忆，9月13日下午，即“九一三”事件当天，他在外交部的乔冠华家中参加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第九稿)，二人分别接到电话通知，周恩来要他们下午5时去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当时总理着睡衣出来接见，通知林彪于9月13日零时叛逃，向蒙古方向飞去，情况不明。周恩来召集乔冠华到会的目的，是让他起草谴责林彪叛国的声明，准备在林彪到达莫斯科时发表。

　　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后来在回忆录中对此事的情况记述说：

　　我的思绪总是萦绕于1971年9月中旬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那十几个日日夜夜大概是自建国后我睡眠最少的时候，也是工作最紧张的时候。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的工作，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零点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13日上午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

　　14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是在党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对林彪出逃做了4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姬鹏飞同志。姬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一会儿，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他把报告读了一遍，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8点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并向我提出抗议。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韩念龙同志从姬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对蒙古方面的外交事务由他主管。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姬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正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有一架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报告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当时，我是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总理的指示分三点：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从符浩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林彪飞出境外几小时，即9月13日上午，中国外交部便获悉了“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但是还不能断定是什么原因。不过愿意联想的人，都会同坠机联系起来，不过还无法证实。直至9月14日中午12时得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据汪东兴回忆录记载，毛泽东接到这一消息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了党中央。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

　　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毛主席、周总理和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形象地概括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心情。

　　至于外交部的其他人，当时也很高兴，预计的一场对苏交涉战不必再进行。9月15日凌晨3时，周恩来又通知开会，告知林彪座机已坠毁于温都尔汗沙漠，人机俱焚。当时新华社记者崔奇坐在乔冠华旁边，随手凑了几句诗：

　　“黄沙有幸传捷报，白铁无辜焚佞酋。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后两句是杜甫的诗，用到这里恰恰合适。

　　当天，乔冠华也兴奋异常，同符浩等人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并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边谈边饮。

　　兴致达到了高潮时，符浩想起卢纶《出塞曲》的诗句，脱口诵出：

　　乔冠华听后，深思了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

　　接着，他戏仿而创作一首：

　　“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不用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后来郭沫若看到了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乔冠华：“‘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

　　当时大家有此心情，也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一伙煽动极“左”风潮迫害后的一种情绪反映。

　　林彪坠机次日，即9月14日，蒙古政府便将此事通知中国驻蒙大使馆，其原因一是不了解死亡人员的身份，以为只是普通的飞机失事；二是当时中蒙关系正在得到有限的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蒙方要做出些友好姿态。在中国大使前往失事现场时，蒙方虽坚持说是“中国军用飞机”侵犯了其领空，却还是采取了配合调查的态度，提供了许多方便。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中国新出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任刚刚20天，便碰上了蒙方提出口头抗议。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中方大使。中方使馆人员立刻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事件，许文益大使到达后，马上得到口头通知，

　　“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9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古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

　　“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应该说，蒙古的“抗议”只是“口头”，看来还有节制，对安排中方人员前往调查十分爽快，这是友好的表示。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认为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出，最快也得4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这时，许文益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多年，如能启用可解燃眉之急。不过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许大使当时也清楚，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特别是国内“文化大革命”那种上纲整人的风气还在，如果有人追究大使擅自作主并联系到政治问题，个人很可能要付出代价。

　　在此紧要关头，许文益大使表现出为国家利益不顾人个得失的精神。他毅然决定开封启用，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此时已经过了11时，电话内容传到外交部会议上，则在12时。

　　接着这一电话报告，周恩来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事实证明，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关头，敢于承担责任果断行事，是外交人员所需要具备的精神。

　　接到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后，中央立即通知他们，大使要亲自前往处理此事。9月15日凌晨大使馆又接到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9月15日下午6时，也就是飞机失事两天多之后，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弄清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的正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

　　当时在现场，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在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9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到达飞机坠毁现场的孙一先同志，利用天色未完全黑下来的机会，抢拍了许多照片。他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对飞机坠落现场和坠毁的飞机残骸，他也从各个不同角度拍摄，这些照片，成为后来确认林彪已死亡和辩明飞机坠毁原因的宝贵资料。

　　当时出于保密原因，国内未告诉驻蒙使馆详情，因此许文益大使等人虽然感到国内对此事非常重视，却未能了解其严重程度。他们在同蒙方交涉时，为避免将来对方有指责中国的口实，最重视的是争执双方文件上对飞机的定性是“军用飞机”还是“民航机”，为此消耗了大部分时间。对于飞机上的物件的索要，则没有作为主要问题。这些同志事后回忆起来，认为当时如果不把主要精力用于争论飞机的性质，而是索要当时散落在失事现场的物品，蒙方在没有搞清死亡者身份、态度还比较积极友好时，是有可能归还的。

　　由于争论拖延了时间，几天之后，当苏联发现中国实行全国禁飞，意识到这架飞机上有重要人物并通知了蒙古政府，蒙方的态度马上就有了变化。中国大使馆再提出索要物件时，蒙方便要中方提供每个死者的身份和详细材料，才肯谈下一步的问题。到了10月份，随着国内文件的传达，大使馆和蒙古方面都知道死者包括“叛党、叛国”的林彪等人，交涉便自然停止。

　　林彪叛逃后，关于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交待：“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从9月13日以后的10天中，黄永胜等人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而是忙于焚烧材料，显然是想以此掩盖与林彪的关系。据汪东兴回忆，10天过去后，毛泽东将他找到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

　　周恩来随后到达中南海毛泽东住所，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听到这一情况，毛泽东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恩来马上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当时汪东兴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办。不过周恩来还是于9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黄永胜等几人前来，宣布对他们的处理决定。当时，由于考虑到这几个人都是军人，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等都端走了。

　　当黄永胜等人进来后，周恩来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这几个人其实也明白会有这一天，顺从地跟着走了出去。

　　林彪从北戴河仓皇出逃后，毛泽东认为尚在北京的黄、吴、李、邱是“老同志”，给他们一个主动交代的机会，因为这几个人毕竟是老红军，对革命立过战功。对其他一些跟随林立果且关系紧密的人，采取行动便要早一些。

　　从9月13日至18日，中央专案组便拘押了空军政治部常委一书记江腾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胡萍、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派副司令员肖永银赶到上海，在听报告、看文件之后，拘留了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林彪有一些亲属和老部下，虽然没有参加过阴谋活动，当时也受到了牵连。虽然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株连九族的一套，但是用这种方式对待林彪无辜的亲属和部下显然也是错误的。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林彪政变阴谋没有什么政治牵连的人终于都被落实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