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丰平的女儿:五胡乱华是中国混乱的时期,其实这一波的族群入侵改变了中国本来的人口结构,整个中国不断地...

南北朝的划分在唐朝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个南北的差异,在中国的后世历史上,延续不断,只是程度的强弱而已。

汉代厚重、唐代宏大。厚重,可以说是充实的一块；宏大,却是松弛的一片,汉唐的发展,终究是不一样的。

两汉终结、三国分裂。公元200年到约公元600年,是整个地球的寒冷时期,甚至可说是小冰河期。居住在北方的族群,都受了寒冷气候的影响,纷纷南移,骨牌效应,后面的族群推了前面的族群,一波一波地往南推。然后,到了温暖气候地区,人口众多,新来的北方族群侵入了南方,也可能往东、往西蔓延出去。在西欧历史上的蛮族入侵,就是这个时候,从此以后,欧洲的人口面貌完全改观。同样的是,在中国的北方,也有大群的北方族群侵入南方,连续三四百年之久,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一般历史书上说,五胡乱华是中国混乱的时期,其实这一波的族群入侵改变了中国本来的人口结构,同样,中国北方原来人口在骨牌效应下,也一波一波地不断南侵,改变了南方的人口结构。

征服王朝都是两种制度的混合

三国时期谈不上什么大帝国,五胡乱华前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家,大多数不能算是帝国,至多可以说成为帝国的是前秦,曾经几乎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不过,五胡乱华建立的小国家,却有值得注意之处,他们的领袖都带了两个头衔,一个是大单于、一个是大皇帝。前者意指胡人的领袖,后者是中国人的皇帝。这种双轨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许久,除了宋明两代以外,所谓的征服王朝,再加上混合体制的唐代,都是双轨制。一个国家是两种制度的混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讯息的向下传达和向上回馈都经过不同的管道,会产生讯息混乱的毛病。

五胡乱华的阶段,局面澄清。北方建立了鲜卑人拓跋氏北魏王朝,北魏疆域广大,不仅统一中国的北部,也统一了草原和沙漠地带。经过好几代的涵化,北魏逐渐变成中国的王朝,可是北部沿边带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胡人文化,甚至于中国派到那去驻守的军人,也变成胡化的汉人。北齐的高氏,就是从今天河北搬到北方去的汉人,后来却完全以胡人的姿态出现。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朝代的统治者,始终在汉化、胡化之间动荡不定。北魏本身的汉化,经过相当复杂的程序,在孝文帝时代,完成了制度上的汉化,先解散北族的部落制度,再建立汉人社会的官僚制度,可是,沿边的六镇却始终不愿意汉化,最后六镇反扑,取代拓跋政权,建立了北齐、北周。北齐、北周的六镇集团,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军阀们。

鲜卑人的三个王朝,统治疆域不算小,内部并不和谐,汉人的社会只在表面上接受胡人政权,即使胡人已经汉化了,汉人还是在各地建立相当程度自治的汉人小区,国家的管理机构,其实无法执行有效的统治。胡化的军阀们,更是回到以军事组织为名的部落组织,所以这些王朝,花了几百年的时间,不断地调节和重整,从实质的分裂中,寻求整合。

征服王朝的文化冲突和重整

这种征服王朝,面临的文化冲突和重整,在中国历史上,不仅限于这一次而已,往后历史上的几个征服王朝,无一不要处理同样的难题,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过程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过去历史教科书上,总是说胡人进入中国就被汉化了,其实不然,整个中国也是不断地接纳胡人文化,改变汉人文化的性质。

单以衣食住行、日常生活而言,五胡乱华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汉代的席地而坐,逐渐演变成坐在椅上、睡在床上,进门脱鞋也变成穿鞋入门,房间的高度增加了,窗户的位置也提高了。以穿衣服而论,宽袍大袖,改变成窄袖长衫,这些改变是两个文化混合后的结果。

在政治上,胡人统治者对其他的非汉人,即使不是自己族群,也觉得亲切一点,因此胡人帝国对中国四邻的关系,界限相当模糊的。甚至于影响了他们对信仰的选择,胡人觉得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是他们比较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庇护,往往比汉人政权要更为亲切。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迅速扩张,有不小的成分是因为胡人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

这种信仰的取舍与族群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在别的国家历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接受基督教是在蛮族入侵时,罗马军队有不少蛮族的兵丁,他们信仰基督教促成了罗马皇帝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再有一个性质不太相同的例子,近代日本并吞了朝鲜,很多朝鲜人选择基督教,以排斥日本式的佛教和神道教,这是一个倒过来的个例,却也是因为族群认同而影响到信仰的选择。

唐朝也有胡汉双轨制背景

隋唐大帝国,尤其唐代,一般都认为是中国正统的朝代,其实也有胡汉双轨制背景。唐代的府兵制,并不是全面征兵,而是北魏军人集团家户分散在各地,拥有土地、也有农奴,是由民间维持的军人世家,他们基本上是胡人集团的后代。唐代府兵制和均田制有相当的关系,至今从可见的史料中,府兵和均田可以远在今天的新疆找到其存在的证据,但在广义的南方,我们至今还没找到同样的痕迹。

唐代开疆辟土,北方和西方的胡人,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因此唐代的政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广大的胡人族群,从今天的东北延伸到今天的中亚,在他们心目中李家皇帝是“天可汗”,也就是说,李家其实也是胡人,才能统治胡人地区。唐代的军人很多是外国人,高仙芝是朝鲜人,安禄山是东北的杂胡,“安史之乱”以后,叛军的首领几乎都是有胡人背景的,政府自己的将领们,也有不少根本就是胡人,例如,李光弼、仆固怀恩。甚至于郭子仪的朔方兵,就有很多回鹄人,他们的后勤补给尤其马匹的供应,靠的是回鹄人。“安史之乱”之后,一直到唐末,今天的华北地带、东北的一片,不听中央号令,也不读孔孟之学,基本上是一个胡化地区。

但另一方面,本来以北方为基础的隋唐政权统一了南方,他们是以汉人身份统一中国,对南方的士大夫非常优礼,对南方保留的中国文化也十分尊敬,所以唐代政府这种文人官僚,有很大比例是南方的世族,而科举取士也以南方为多。南北佛教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南方为主轴。同样的情形见于南北道教的统一,也是南方的道教传统占了上风。这广义的南方,包括今天的中南半岛和西南中国,音乐、工艺和医药上,都是南方成分占了强势地位。

这种南北文化双轨制,使得唐朝的治理呈现了文武分途的局面,唐代的节度使基本上是直接听命于皇帝,并不很受政府的节制,而中央政府的官僚,不是北方汉人就是南方人士,他们对于中央讯息回馈,反映的是文治地区的百姓生活,往往不能反映胡化军人地区的实况。渔阳鼙鼓动地来,而中央并不很清楚北方已经起了乱事,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国忠蒙蔽,当时朝士们其实也不是挺清楚北方已经离心离德。大乱之时,战争几乎都在中原进出,南方相对而言是安定的,几可说一个中国分成两半边。

唐代的官僚系统和汉代不太一样,汉代的察举是全国性的,唐代选士却是由各地的士人群集首都,再由中央政府选出一些贤才,这一批文官,往往集中在一些官僚派系的大家族,或者他们垂青的才子,他们并不具有全国的代表性,不能带来各地的讯息,而各地也没有人替中央作倡导和解释。唐初情形还好,“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当局有权力自己以中央的名义,委任官员,甚至于以中央官员的名称留在当地,例如,杜甫是经过四川的地方长官,委任为中央工部员外郎,他根本没有在中央担任职务,只是在四川听差遣而已。这样的官僚集团,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真正执行唐初设计的中央体制。相对来说,唐代地方政权,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很多事情不用请示中央,就在当地自己决定了,也有权力调动当地的资源,做一些地方的建设,不必从中央取得支持。

唐朝的制度,对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唐代双轨的体制,使得政府关心许多外族的事务,唐代西方多事,尤其在伊斯兰教忽然崛起之时,中亚混乱,对中国有骨牌效应。唐代在中亚一带二百多个羇糜州府,都是中亚的地方部落取得唐代的官号,唐代不过派一个都督,表面上监督而已。高仙芝在土逻斯河与回教部队战争,唐军大败,中国从此丧失中亚的霸权,那许多被打败的部落,大批、大批奔来中国,中国必须给他们一个安置,安插他们在广大的北部,从今天的甘肃、宁夏,一直横到山西、山东,都有这些中亚部落的后代居住。这是“天可汗”头衔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在胡人心目之中,“天可汗”确实是东亚各种胡人的总领袖。中国人口之中,因此增加了许多中亚和内亚的成分。后世北方的汉人,其中包括许多中亚胡人的基因。

传统的中国大帝国,是天下国家,应当只有远近、没有界线,上述“天可汗”的功能,其实也是一个天下国家。中唐以后,中国以西有许多强国,西藏高原的吐蕃,在唐初就忽然兴起,同时青海大草原上的土谷浑,也忽然强盛。这两个大部族的兴起,可能是因为天然气候的改变,使青海西北一带水草丰美,也可能因为隋唐开始丝道重新畅通,在丝道旁边的部族,都得到了过路财神的利益。唐初对这两个大族群,颇花了不少气力,才平定了土谷浑,唐军损失也不小,杜甫的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就是描写唐军曾经在讨伐土谷浑的时候损失十几万,土谷浑平定了,吐蕃没有旁边的对手,迅速扩大,唐代不得不下嫁文成公主,取得和平。唐蕃讲和碑文表现的是两个平等的国家,不是“天可汗”的属下。今天的新疆,突厥的后人,分散为许多族群,在中亚一带忽分忽合,他们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羇糜州府的主要成分,但面对新兴的回鹄和伊斯兰教派的大军,已如前述,他们大批迁入中国,于是西方至少有吐蕃、回鹄和伊斯兰教派的大食三个大国,中唐以后,中国在西方的事务上,不再能以天朝上国的姿态,面对这些强权,唐朝干臣李泌的政策是远交近攻,在这三个西方大国之间,联结两个打一个、联结一个打两个,十足的是国际政治,不再是大帝国的君临天下。

唐代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陆路经过丝道有许多粟特语的商人,往返贩卖,他们也有不少在中国落户生根,唐代对他们是委派他们自己选举的“萨宝”,管理他们的事务,有点像今天的外国侨民的领事官,不过只是他们自己选举的领袖而已。这一种形式处理外朝事务,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以不同的名称让各地的外商自己管理自己。同样地,经由海道出入中国的海商,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或是犹太人,唐代也是让他们的宗教领袖,管理这些居住在中国的大批外商人户。这些制度,又一次说明了一国多制的管理型态,和传统的天下国家相当不同。

唐朝的覆亡,是个漫长的过程,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就没有安定过,不过唐朝真正走向灭亡,应当是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在黄巢之乱前后,不止一次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大规模的农民叛乱,通常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唐末的气候并不寒冷,照说不应该有过不下日子的情形,也只是因为课税太重,而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只有铤而走险。以前我们讲到汉朝统治结构的中央神经系统和末梢神经的对应关系,唐朝的中央系统,虽然已经有了科举,吸收了大批民间的才智之士进入政府,但是唐朝终究还是一个贵族统治的社会。《二十四史》只有唐史部分有所谓宰相世系表,也就说明,政府的上层是由一小群贵族长期垄断。那些来自民间科举进士,其中也不少是贵族的子弟。更何况,科举出身的寒士,很难真正进入决策阶层。另外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籍的制度下,都是外来者,对地方情形并不了解,而且又经常更换职务。因此,汉代地方官员可以担任的回馈信息责任,在唐朝并没有同样的功能。于是,小乱变成大乱,大乱连续不断,那么庞大辉煌的朝代,也就在大群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许多小国。

总结来说,唐朝的制度并不是一条鞭到底的中央集权,对于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治理方法,甚至于不同的容忍方式。同时,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在唐初似乎是统一了,但是实质上,南北朝的划分并没有完全消失,“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南北都在一个政府的法理统治之下,南北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其实相当的不同,这个南北的差异,在中国的后世历史上,延续不断,只是程度的强弱而已。因此,我们一直以唐代和汉代相比,我个人曾经说过,汉代厚重、唐代宏大。厚重,可以说是充实的一块；宏大,却是松弛的一片,汉唐的发展,终究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