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强迫的泥潭:发现东亚：从自由到威权再到多元？

2011年01月30日07:19南方网张传文我要评论(2)
字号：T|T

去年12月，韩国农民在首尔举行集会，静坐示威抗议美韩自贸协定。东亚民主社会的建成离不开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IC供图
编者按：
伴随着社会剧烈的变动，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分歧。然而，知识界除了对中国自身扎实的实证研究尚不充分之外，对于各国政治实践发展的理解更难说深入。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内围绕政体设计及未来方向的讨论，虽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如何把自己的社会关怀建立在真正的经验研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作为一个艰巨的命题依然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领衔的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开启了东亚政治发展专门化的研究，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他们花了两年时间，对于中国周边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做出了系统的经验性研究。
南都记者通过访谈房宁研究员，将其研究脉络展现出来。文中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意见，本报刊发以求在新的层面上引发争鸣和讨论。
从中国看东亚
南方都市报：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区域政治发展规律，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当初是如何选择研究对象的，为何首先选择了东亚地区？
房宁：日本是整个亚洲工业化领头羊。研究西方以外的工业化现代化历史首先就会想到日本。以东亚而论，19世纪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阶段。19世纪东亚有三场重大改革：1860年开始的中国的洋务运动，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及随后的泰国朱拉隆功五世改革。三场改革，两场成功，一场失败。中国改革失败后走上了异常曲折艰难的道路，而日本与泰国走上了渐进改革的道路，这两个国家至今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帝制。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非常类似，明治天皇的诏书文件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地区像浙江一些县委的文件有些话都是挺接近的，这是历史条件的相似性，不是一般文化意义上的相似性。
韩国改革充满了戏剧性，与韩国人性格一样大起大落。台湾地区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却构成了中国民主的一部分。印尼的政治转型阶段性非常明显，从中可以看到穆斯林宗教文化背景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新加坡虽小，但改革开放以来其政治模式一直受到我国的高度关注。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选择这五国一区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下一步还会把伊朗与印度纳入进来。
南方都市报：东亚的政治发展呈现了什么样的规律性？有哪些核心发现？与以往人们的看法研究相比，这些发现有哪些新意所在？
房宁：这些国家具有很大相似性，随着工业化进程，政治体制不断发生着变化，政治发展呈现出规律性。除了台湾，五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出现了自由民主体制时期，基本仿照西方民主宪政，建立了以议会制多党制普选制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在这样的起始阶段，这些国家社会比较混乱，由此工业化进程受到很大影响。韩国十多年基本没有大的发展。印尼从1945-1965年二十年，自由民主体制也并没有带动工业化的发展。
威权体制成为政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社会混乱、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威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制度的救济，适应了那个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朴正熙是政变上台，印尼也是出现了政变，并都稳定住了社会，保持住政权。前面阶段的停滞与混乱，为军人政权做了铺垫。政变上台的政府以大力抓经济建设，为自己提供合法性，结果就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东亚的工业化与威权体制有明显的相关性。日本虽不能算是威权体制，但自民党一党治下的55体制，也是有其特点的，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再次崛起。
到了工业化后期，这些国家的政治又纷纷出现变化，基本上是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化。
政治结构的三个要素
南方都市报：这种单线条的阶段转化能否概括政治体制变迁吗？东亚一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成功的条件是什么？
房宁：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或者说政治结构由三个要素组成：宪政体制、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认识一个政治体制或政治进程要从这三方面综合的意义上入手。社会的利益结构是威权体制下的工业化引发了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各国纷纷出现新的利益集团，比如韩国出现了财阀集团、新工人集团。韩国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都是新的，过去也有资本家和工人，但是作为阶级，它们是新的。在韩国工业化时代，资本家成长为权力巨大的财阀集团，传统的工人阶级之外有了一批社会地位更低，反抗精神更强的新工人集团。这两大集团的出现给韩国带来了巨大变化。
政治体制的变迁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更新了，形成了新的利益结构，大多数社会成员在工业化进程中改变了身份，社会也形成了新分层，大体上出现了上、中、下三大社会阶级或阶层。一般而论，上、中层构成了所谓“主流社会”。主流社会一旦形成，社会意识、社会情绪就会进入保守化阶段，中上层“主流社会”认可现实社会秩序，对下层以及各种激进的社会要求和社会思想采取排斥态度。东亚的所谓“民主化”进程是以这样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条件为成功和完成的前提的。
还有就是精英的整合。东亚的所谓民主化有多党制、有两党制。我们的研究发现：无论哪种民主政体，其精英阶层是具有一定共识的，或者说，东亚五国一区的民主宪政体制下政治权力结构是由其社会的精英阶层共治的。表面上政党争斗，但是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层面基本是一致的。在多元竞争的体系下，政治精英阶层有共识，是在控制着民众的情绪和掌握着的政治分寸的。
东亚研究也让我们对于竞争型的民主体制有一些新的体验和认识。过去我们有一种认识，似乎认为：专制政体是一个人说了算，民主政体是大家说了算。其实，这都不对。在稳定的多元体制下，相互竞争的政党夺取权力并不是不择手段的，甚至不能说是唯一的目的。因为，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必须保障秩序，你死我活的玩法是玩不来的。“主流社会”是不允许那种损害基本制度和秩序的玩法，他们不允许社会“重新洗牌”。
东亚威权体制后形成的多元体制有两种亚型：协商型多元体制和竞争型多元体制，它们虽然在宪政体制上是一样的，但是权力结构不一样。比如新加坡，从它的宪政体制看，新加坡完全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但它的实际权力结构是十分稳定的，由一个稳定的精英阶层长期控制的，无论宪政体制怎样，包括具有竞争性选举，但权力结构是不变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协商型多元体制。
南方都市报：根据你们的研究上，您是否认可“东亚模式”的提法？
房宁：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呈现出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当然，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亦有所差别，其中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比较典型，台湾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自由民主体制”不典型，而新加坡经历了比较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目前正在建构一种新加坡方式的多元体制。有些国家如韩国、泰国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在自由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之间经过了反复，甚至是多次反复。泰国从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在自由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之间出现了两次体制的反复。
从每个政治体制类型所维系的时期来看，也呈现有规律性，东亚五国一区的自由民主体制大致维系了13到15年，威权体制维系的时期也近似，大约是31年。
威权体制具有新内涵吗？
南方都市报：除了这些，对以往的研究有没有新的突破，或者说有所“证伪”？
房宁：关于威权体制，西方原来的看法是经济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专制，但是我们对它的定义是：威权体制是东亚工业化时代的“民主体制”。当然这会有很大的争议。我们在最后的报告中没有明确这样说，不愿意引起争论。
谈到民主，如果从英国大宪章开始算，有八百多年，如果以法国和美国的大革命算起，有两百多年，西方现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严格地说是“二战”后才最终确立的。美国也只是到二战后才实现了现在这样的普选。纵观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其含义最基本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开放以及逐步扩大保障人民的权利；二是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采取“多数决定”的原则。“大宪章”之所以被视为近现代民主政治的起点，就是因为开辟了权利保障的先河，当然还权力的制衡。而权力的开放，在西方政治史上那是很晚近的事情了。
为什么威权体制下的国家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是一种普遍的、几乎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包括亨廷顿在内的许多西方思想家理论家都注意到了一个历史性现象。然而为什么会有这个历史现象？以往是语焉不详。根据我们的研究，威权体制与工业化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国民权利的保障，是经济资源、市场对国民的开放，这与专制社会的特许是不一样的。经济社会权利的保障与资源的开放激发了社会动力，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被释放调动起来，为工业化提供动力。
威权体制促进工业化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家权力的集中。过去讲威权体制是市场经济加政治专制，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在政治上，威权体制也是有变化的。我们说封建专制制度，它的权力指向是维护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东亚的威权体制也有维持统治地位的因素，但它加入了不少其他因素。这些国家集中权力的目的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运用权力推进国家工业化，都是为了实施国家的战略性发展。东亚国家集中国家权力用于我们所说的“战略性发展”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制定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规划；第二，提供一定的初始资本、启动资金，如韩国的“新村建设”等；第三，发展基础设施，包括建立开发区集约发展等；第四，建设法制、教育、文化等“软环境”。
威权体制下的保障国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形成一种十分特殊的政治机制和社会效应，即避免了“分配性激励”，而形成了一种“生产性激励”。所谓“分配性激励”是在工业化时代，社会流动增加和社会成员身份大变动的时代，如果开放政治权力，就会为社会集团和个人通过政治参与和获取政治权力以求社会流动和身份改变的机会和途径。那样的话，必然形成广泛政治争斗，而这正是东亚国家早期自由民主体制下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所在。关闭政治权力通道，而放开资源，开放经济社会权利，则形成了驱使各个群体通过经济活动获得社会流动、获取财富和改变身份的机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激励。这是我们对威权体制重新认识。我们认为这是东亚国家与地区在不约而同地转型威权体制并迅速工业化的根本原因。
自由民主和多元体制的差异
南方都市报：自由民主体制和多元体制有什么区别呢？
房宁：在宪政体制层面上区别不大。区别是社会结构出现了根本变化。在自由体制的时候，社会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经过工业化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利益关系出现了并逐步固定下来。多元体制是工业化后形成的新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也许在宪政体制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基础变了。所谓基础变了，最主要的就是社会利益结构不同了，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有了新的“主流社会”，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当中，人们的心理结构不一样，行为方式也不一样。做个比喻，工业化前或工业化初始阶段的自由民主体制好比是在起跑线上，那个时候的社会人们个个跃跃欲试，混乱而有活力。后工业化社会，好比是到了终点线，一切基本稳定了。以前没有先后，争先恐后的，现在基本上排定了“座次”，多数人就要维持这个秩序，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社会的保守意识就这样形成了。
自由民主体制是社会大变动时代的自由政治制度，多元体制是以既得利益、既定秩序和保守意识为条件的自由政治制度。
南方都市报：如何评估社会运动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房宁：我想你这里主要是指所谓的“民主化”吧？！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中都有社会运动，但作用与影响大不一样。有的国家，如韩国，应当说民主进步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10年前印度尼西亚的转型中虽也有一定的社会运动，但起关键作用的是精英集团的分裂。当年台湾的转型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有“党外”运动、民主运动的推动，也有因国民党内部分裂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