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连春水的小说介绍:我在陈述一个荒谬——李敖的幽默逻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03:15:13
作者:何平
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从上面一章我们发现幽默可以造势来开拓文学阅读的疆域,在一个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代,靠造势来聚敛人气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好东西总得有人看了才知道。李敖的书这一段时间在大陆各大排行榜的上榜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也应该看到,说到底我们也不能忘记文学依然是一种讲究韵味的艺术。因此,衡量幽默之于文学之功就不能仅仅依据产生的阅读快感这样一个指标,那样的话从幽默的角度看李敖的文学存在可能就站不住脚了。
事实上,李敖的幽默是内外兼修型的。他的幽默得做两面观,在李敖的吆喝下进入了他的幽默“气场”,也许对于一般的人笑过了也就罢了。但如果转念去想李敖的幽默是他基本的幽默逻辑底线,这些逻辑底线或关乎李敖基本的世界观,或关乎他选择的言说姿态。李敖坚守这些逻辑底线表面看有的也许是出于文章技术学和斗争策略学的考虑,但假如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显然就联系着李敖安身立命的立场和世界观。而事实上,幽默的生成从根本的意义上还不是来源于装饰性的技巧,它应该是一种反讽,是个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和所谓的群体价值、意义世界的悖离。而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悖离的世界里却不肯放弃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幽默就产生了,当然这样的幽默是根植于世界的荒谬性和虚伪性的。
1997年2月14日晚,李敖到友人邓维桢家吃饭。邓维桢是台湾著名的报人和评论家,1968年从台大毕业后就创办了《大学杂志》,1974年,他和沈登恩、王荣文一起共同创立远景出版社,把李敖、金庸等作为首次联络的重要作家,与李敖过从甚密。
李敖做客邓家,在座的有不少政界要人,曾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问李敖:“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李敖回答说:“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在我看来,李敖的悲剧感是基于他对“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的背谬的理解。在这样的背谬的世界里,正调是很容易被视为反调的,所以李敖干脆说:唱反调就是我的正业,我若不唱反调,反倒是失职。论断一个人,必须认清他是干哪一行的,干刽子手的,你不能说他是杀人犯,干刽子手的不杀人,反倒是失职;干监察委员的,你不能说他不忠厚,干监委的不揭人短,也反倒是失职;干我这一行的,职业特质就是唱反调,因为我的训练与造诣就是从不同角度看事情,不但反面,并且旁敲侧击,威风八面。这样做,对他们的垄断来,才算扳回一点点,才算公道和公平!(《论国民党的美感》)有人说作家这种职业的特质就是做“反派小生”,而李敖也自诩是“演技派”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决定了他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合谋、调情,而是反对、批评、异议。因为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是在台湾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
李敖的幽默许多就是来源于这种正调不正,反调不反的谑画,如他自己对《李登辉的真相》的介绍:“李登辉上台,大家以为他是学者、是教授、是基督徒、是好人、是台湾人,没问题。可是先知李敖首先用证据拆穿了他,指出他是蒋氏父子的忠狗、是害同学被枪毙的卖友求荣者,是比蒋介石还蒋介石的坏人,你上当了。”比如《论定蒋经国》,他说:“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蒋经国只是盖棺,没有论定,有的只是众口一声的马屁与牛皮。李敖看不过去,乃以历史学家的法眼、思想家的透视,为蒋经国的生前死后,做了无情的论定。读了它的人,必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傻子!”
李敖在复旦大学讲演,有人提问他,“为什么说,你是白话文写作以来的中国写作第一人?”李敖的回答是:“为什么我说我是五百年来写白话文的前三名?因为我在陈述一个荒谬。拉丁文有一句谚语,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件事情很荒谬,所以我深信不疑。”在一个相信存在唯一的“正调”的世界,不同声音很容易被判为“荒谬”,但李敖陈述着,并且坚持“荒谬”。所以李敖的幽默不仅是事实和谎言、真相和假面并置的谑画的喜剧性,更深层的是对世界理解的错位。
陈述一个荒谬,也许最接近真实。
李敖的方法:揭、批、查李敖的幽默艺术也体现了他本人的特质,即“李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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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李敖的方法”是“揭、批、查”
“李敖的方法”是“揭、批、查”,首先是用第一流历史家的训练,博览群书,比对史料,所谓“揭”人老底,然后试图“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以得出真相”,是谓“批”。为什么要这样怪招呢?李敖自己说:“因为国民党是浑东西,我们不可能按照正常情况来知人论事,它不是人脑的问题,而是猪脑的问题。因此,揭发黑暗国民党必须靠细腻的分析、准确的处理和深入猪脑的植入方式才行。像我颠覆国民党比雷震他们深入多了,我根本从思想上、历史上下手。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雷震他们总是辛苦挖烂屁股,而我则根本上推翻水肥车,证明臭大便来源必是烂屁股,于是形式上没直接挖,事实上却臭气尽出。例如我知道,要颠覆国民党必须先从它的图腾开始。”这最后的追根溯源,落实到“查”之上。
李敖批蒋介石,先后有《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又跟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资深教授、好友汪荣祖合写了《蒋介石评传》,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
至于李敖为什么老是要挖国民党的根?他曾经说: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回到家乡很神气。元曲里头有一段描写他:“道是刘三,说什么汉高祖!”意思是说:根本就是小流氓刘三嘛,以前老是欠酒钱、菜钱、花生米钱的人,怎么一变而成什么汉高祖了。
国民党就像是这样子。国民党根本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党、一个胡作非为的党。到了台湾,忽然摇身一变,变成“大有为政府”了,要“跟民众站在一起”了,好像过去那种乌烟瘴气的事情都烟消云散了,并且把它的历史延伸到九十年之久了。变成国民党的革命史后,还把故去那些与它不相干的别人的革命史,都变成他们的。我觉得这太荒谬了,所以我要查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刘三就刘三,即使今天成了汉高祖,也不能说以前就不是刘三。
其次,因为过去他是刘三出身,他汉高祖的行为就有刘三的基础。所以我们要了解汉高祖,就必要了解刘三。这是一个历史的工作,绝不能只看现在这一面,一定要追溯过去。
还有,国民党的很多习性,并不是国民党本身的,而是他们传承中国传统很多坏的习性,所以要从根上来追究,才知道他们有多么黑暗,才能真正了解他们。否则,根本不可能了解他们。换句话说,不但了解国民党要挖他们的根,了解任何政党,都要挖他们的根,就是要寻根。(《党外·党内·性》)因此,李敖的“揭、批、查”的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因为这中间不仅贯穿着李敖式的“为国民争人格”的激情,而且有着更为修远的文化理想。表面上看虽然李敖后来从出道的文化批判转入更现实的社会批判,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他心中永恒的情结。
至于批判的效果,有人曾经问李敖党外在手段上表现得如何呢?
这一点李敖很是自豪,他回答:“现在党外跟国民党都斗得太粗糙了,批的不够细腻,挖他们的根也挖的不深。为什么我李敖厉害?因为我细腻。我每一次出拳都是重拳,这你们都看到的。以前我打胡秋原打得他不能动弹,他就吵说:‘这哪里是一个人干得了的事情?一定是一个集团搞出来的。’后来人家看到了我的书房,才相信是我一个人干的事。”“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蛮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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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上也行  元老会员   发表于:2006-10-31 08:1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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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对死者鞭尸,对生者追击,这才是复仇者的公理啊!”
“对死者鞭尸,对生者追击,这才是复仇者的公理啊!”
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李敖的方法”其根底是实证精神和考据功夫,这样的精神和功夫倒与胡适的治学方法有着渊源。
虽然李敖在有的问题上也有欠周详的地方,比如对鲁迅的议论,但台岛内外,李敖的实证和考据还是令对手穷于应付的,比如他针对李筱峰的倒戈相向:我还是我,可是李筱峰却如此多变。李筱峰这次文章中说:
一些自命“激进”的青年,却逃不过李敖的思想陷阱和文字障,常被李敖牵着鼻子团团转,“吃不了两天的斋,就想登西天”,……唯先知之命是从、唯“先知”之马首是瞻、唯先知之马屁是拍?其实,先知,先知,先个屁知!
我想,“一些自命‘激进’的青年”,看了这些谴责,就可能有点不服气,因为,对照起李筱峰的另一段话,他们会哑然失笑。一九八二年四月,李筱峰在《关怀》杂志第四期《灿烂的星辰》中,就有过这样的白纸黑字:
“文化太保”李敖出生于一九三五年的今天(四月二十五日)。这位特立独行的当代大文豪,提起笔来六亲不认,亦狂亦侠,但颇不温文。他喜欢挖中国传统文化的烂根,喜欢扒社会上、政治上的大便,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最后从一个“大作家”变成一个“大坐牢家”。据他说,他的才华不是天生的,而是“妈妈生”的。其实,他的才华不是最可贵;真正可贵的是,在他那带有“毒钩”的笔锋之下,蕴藏着无限丰沛的感情——对社会人间一种大慈大悲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一般抱持道德教条的人所能感受得到的。
试问,“一些自命‘激进’的青年”,看了李筱峰这种白纸黑字,他们会接受他的谴责吗?他们会大怒,说真正唯“先知”如何如何者,应该别有其人吧?李敖在他们笔下,还没被这么“想登西天”过吧?(《弟子多变,吾不欲观之矣!》)实证和考据中的立此存照,鲁迅也常常使用。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无须借助语言的装饰即能油然而生的幽默。
“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是李敖攻击敌人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他所欣赏的施性忠也用得很熟练。施性忠在上世纪80年代以无党籍身份竞选为新竹市市长。他曾有诗赠李敖:大 哉李敖,党外之宝,五十逍遥,巨笔横扫。后施性忠因案停职并被判刑,李敖和施性忠真正是心灵上的默契,在施性忠生前坐牢之际,李敖给予他许多道义和精神上的支援。在施性忠自焚殒身之后谣言声中,逆流而上,称“施性忠才是真和尚”。因此,李敖谈施性忠,其实是在论自己。施性忠上面所说的重点,已经清楚显示了:用“刁蛮”,用“顽童”字眼来看施性忠,真未免把他给看拧了、看小了。正相反的,施性忠非但不“刁”不“顽”,反倒是最严肃的、“最循规蹈矩的”。施性忠最自豪的一点是他说“我每一条都依法”!??不论在国民党检查官查案的时候、或是国民党法官问案的时候,他都很义正词严的坚持了。即使在国民党订下的“规则”里,他“依法”也有这些权利:
一、他有市长权责里的行政权利。
二、他有被告拒绝证明清白的权利(就是你说我有罪,得由你来证明;我不负我无罪的证明责任)。
三、他有缄默的权利。
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容国民党剥夺的,更不容掌握司法的国民党剥夺的。中国人口口声声争人权,但是,争的却是口号上的粗枝大叶,很少原则上细部功夫。施性忠在他的案子上,却能从根本上发挥不给国民党“当作动物”耍的决心,并且以他的渊博、聪明、机智、地位和不屈,把这一发挥,做到了淋漓尽致。这一成果,是“施案”的第一意义,也是施性忠的真精神,我们要以“识其大者”的眼光来看“施案”,至于施性忠刁不刁、顽不顽,乃至案情本身真不真、假不假,其实都不重要,都是余事和小事情。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整个“施案”的演变中,大家的毛病在过于“看热闹”了,而疏于“看门道”,因而把施性忠看作“卓别林式”的人物,其实“施案”的第一意义,施性忠的真精神,却有着最严肃的一面,而被一般人忽略,这是应该矫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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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上也行  元老会员   发表于:2006-10-31 08:18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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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李敖炼成幽默大师了吗?
“智慧者” 施性忠以他一个人的力量,鸢飞鱼跃,最后成功的著作成了他的“试验”。他终于向国民党展示了他“有‘不被当作动物’来玩耍的决心”,他为党外树立了最伟大的尊严,并且,在尊严以外,他戏剧性的“玩耍”了那些想要玩耍他的人。“他真是优秀的、高杆的战士”——在施性忠告辞离开我家后,我一直这样想。(《用他们规则,出他们洋相》)了解李敖“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的精髓,我们就可以来看李敖如何将这一招施之于李登辉。针对“当局在重审旧案中,发现李登辉曾是台共分子。由于李登辉确曾脱党,再加上有力人士为保,李登辉,总算幸免于难”的报道。李敖分析道:国民党情治机关抓“匪谍”,抓到的大多是两种“匪谍”,一种是“假匪谍”,一种是“阿公阿婆匪谍”。“假匪谍”根本与共产党八竿子打不到,只是十足的假案,不去说他;“阿公阿婆匪谍”却非常麻烦,这种匪谍”只是他们年轻时代“偶一失足”,加入过共产党或共产党外围组织,不久即行脱离(也许是正式一刀两断,也许是开小差,反正绝非共产党就是了)。因为当年加入,是秘密的;事后退出,也是秘密的,一切来去,都是私订终身或私下解约,自然也就没什么了。可是这种情形传到国民党耳朵里,却绝对不是没什么而是有什么,国民党是绝对不承认这种私相授受式的退出共产党的,国民党要抓人。于是,一波又一波的“阿公阿婆匪谍”,便入笼了。??匪谍李登辉案”一检查,就知道当年李登辉之退出共产党,是私相授受式的退出的,绝对不合乎国民党御用大法官的解释、更不合乎国民党情治单位认定“匪谍”的习惯。(《李敖答问之三》)说到底,幽默还是智慧的艺术,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可以生长成为幽默,但如果仅仅是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即使能称为幽默也是无根的,自然也经不起反复咀嚼和回味。李敖的幽默无论是热烈,还是冷峻;无论是辛辣,还是俏皮,都会让你有憬悟之感。结尾 多余的话:李敖炼成幽默大师了吗?
李敖炼成幽默大师了吗?我们一开始就在追问这个问题,它决定了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的意义。也许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李敖。《新周刊》陈艳涛的《李敖十副面孔》说李敖是:“追梦人、北京人、秀哥、情人、搅史棍、骂匠、文人、商人、大师、讼棍”:李敖是名词、形容词,还是动词。他是台湾岛上的,是北京的,是中国的,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是魏晋狂士、国故篓子、文化商人、政治明星兼娱乐明星,还是一个怪物作家。
李敖先是以反传统、反权威的激烈姿态登上台湾文坛和思想舞台,接着又以反国民党专横独裁的“斗士”形象出现;他还能以参与者的姿态把政坛搅得颇不安宁,坚持特立独行与狂妄。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大师级人物纷纷沉寂与谢世,和低调淡薄的他们相比,活着的李敖更接近填补历史空缺的大师。该有的面孔似乎都有了,说得也很有道理,但是没有“幽默大师”的李敖的面孔好像让我们很陌生。如果你说,大师还在修炼的途中,那就先称他为“幽默工作者”吧。我要说的是,炼成了大师与否,姑且不论。李敖之于幽默,之于鲁迅、林语堂、周作人这几位以“流氓”、“土匪”出道的幽默大师,李敖,你还记得你曾经的豪言“李敖,李敖,李敖”!可是现在你似乎已经志不在此。就在最近,你才给自己定了位,你太想成为“历史家”了。
但我们今天只想给现代幽默家行列的“坏小孩”定位。
我们应该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1936年鲁迅的逝世曾经意味着一个文学传统的终结。这个传统是伴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成长形成的,以独立精神为核心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传统。它起于《新青年》的“随感录”,在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和《独立评论》达到鼎盛,以后逐渐式微。当鲁迅孤独、决绝地反抗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文化围剿的时候,曾经和他一起倡导“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的《语丝》同仁,或者退回艺术的象牙塔,或者将幽默退化为“搔痒痒”。而李敖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光大,而且李敖以他的实践证明:幽默不是战士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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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上也行  元老会员   发表于:2006-10-31 08:18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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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李敖继承了一个伟大的传统,那是由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陈独秀等所开创的文学启蒙传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李敖拓展了汉语写作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指幽默生成的语言技术,虽然这样的技术是李敖幽默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敖大词小用的“降用”,他说:“女人要买新衣服,包括两个要件:一、驱逐旧衣服;二、迎进新衣服。”比如他歪曲语意,同时也赋予新意,他说:“女人对‘美化环境’永不灰心。民国五十三年春天,我在一家旗袍店看到考试委员张默君女士,那时她已经八十开外了,还在旗袍店左量右量量三围。我当时实在感到上帝对她太残忍,他实在不该把张女士的身体外缘‘罚’成平行线,因为女人究竟该是女人,不是水桶啊!”他说:“种因的时候,要认清成功不必在我,但努力必不唐捐,你可能等不及了,但你无心插的柳、有意栽的花,却迟早一一兑现,给后人‘寻花问柳’。”比如以谬对谬的“谬对”,针对因《求是报》广告有“男人喊爽女人叫”竟遭封杀,他讽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新闻局长”邵玉铭,他说:“‘邵玉铭’三字,也就无字不淫。其中‘玉’字,不见于字典,别有他义,他义不是别的,就是女性生殖器。所谓‘品玉’一词,就是舔女性生殖器,来自拉丁文所谓之cunnilingus者也。??试问这样子歪解以答,邵公其爽也乎?”比如变换语序的“换序”。他说:“有人插柳成荫,有人插阴成柳——同治皇帝得了花柳病,就是人证。”还有别人有听他“谈吐”,他却说,他没有“谈吐”,只有“吐痰”。比如敏捷的对句更是他的长项。他说:“男人因心老而结婚,女人因脸老而结婚”;他说:“恋爱是喜剧;结婚是悲剧;离婚是闹剧。恋爱是追求;结婚是追打;离婚是追杀。”当然还不只这些,举凡幽默技术,像断取、双关、飞白、仿拟、移用、装佯、归谬、夸张、戏推等等,李敖几乎无一不涉,但我所说李敖拓展了汉语写作的可能性,则不仅仅是这些,这些有待语言家去研究,而且如果仅仅是这些的话,李敖的幽默可能真的要流于“贫嘴”了。
我说,李敖对汉语写作的贡献在于他拆除了语言俗与雅之间的壁垒和樊篱。像这样,“原来真正灵肉一致旧艺综合体,乃是古代的窑姐儿和日本的艺妓。这些女士们,不但会饮酒赋诗、小红低唱,同时还会举手投足,‘教君恣意怜’。不料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身亦不古,并且身心不再合一。女人‘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女作家皇冠上;‘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江山楼的‘卡经卡经’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弄得前者启灵过分、后者泄欲太多,活像祭孔的‘牺牲’——既不灵也不肉。”(《寻乐哲学》)在这里,中国文学惯性的雅驯和俚俗、精英和大众的语言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这是李敖式的幽默——让知识分子雅驯的、精英、书面的语言契入俚俗的、民间的、口头的语言,语言的并置产生一种对照中戏谑和喜剧的效果。还不仅是如此,李敖的幽默语言在于他打开了一个“非文人”传统的语言世界。由于这个世界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边缘和压抑的状态,所以这个世界的语言是俚俗的,但却有一种来源民间的新鲜、活泼和力量。这在李敖的语言里表现为对“猥亵语言”的偏好,可以这样说,李敖是汉语写作中,将“猥亵语言”运用到如此程度的第一人。因为李敖,被赋予了政治和文化内容的“猥亵语言”不再停留在口耳相传的民间状态,通过报刊和电视等等现代传媒迅速传播和扩散。李敖呈现了汉语幽暗,但富有生命活力的一面。不仅如此,李敖还开创了汉语的“声音”潜力,李敖说:“我的文章能很快的抓住重点,然后用最简单的话表达出来。至于表达的方式,我很重视声韵,所以我的文章是可以‘读’的,包括里面粗野的话,读起来气势很壮,像篇演说稿一样。”
李敖为政治而文学,为快乐而文学,李敖更是为大众而文学。知识、文学在李敖手中,不再意味着炫技、愚民、惑众,李敖说:“我并不敢否定知识的价值,但我反对把知识作严肃、高贵、麻烦的使用。”“群众”成为李敖检验他的作品的真理,“第一,我书的销售量应该是个很好的考察度。其次,报纸还用我,表示我还没有被群众遗弃。第三,群众反对我,我并不悲观,我觉得群众都是可以改造的。”所以书斋是李敖的武库,但李敖不是仅仅属于书斋的。李敖不是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回答龚鹏程的提问时,李敖说:“有人说我写文章是诈疯装魔,不错,我就是要打倒目前这种严肃的、虚伪的文风,所以我用了那么偏激的观念和手法。当然你们会说我这种文章有流弊,但是主要的打击面我打到了。我就是要证明你们这些文章是狗屁,而我的文章是虎虎生风的。我认为台湾就是没有这种偏激之风,这种偏激之气用什么来表现?用文章!??我可以坦白地讲,要影响社会,首先必须要有发言权。这是一般知识分子所最不能了解的,他们以为只要自己有才,就可以推销出去,推销不出去怎么办呢?就‘怀才不遇’了?为什么要遇呢?遇有许多条件,包括一切运气与媒介,光有才是不够的。因此一个人要取得发言权,就必须制造一个为群众所注意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你所说的商业气息。你讲话他不看,我讲话他看了?注意我的动态,他要注意我说些什么。”
因此,现在我要说:李敖继承了一个伟大的传统,那是由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陈独秀等所开创的文学启蒙传统。同时李敖又在开创着一个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李敖正在改写着现代作家的生存和写作方式;在这个传统中,文学是行动的,他批判现实,同时参与现实的建设;在这个传统中,文学家是行动的,他必须面对广阔的世界去写作。至于这个传统伟大与否,我们需要假以时日,我们需要给李敖时间。但如果有一天这个传统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写作惯例,许多对文学怀有梦想的人一定会重新树立对文学的信心。
也许我同样在陈述一个荒谬,因为我面对的就是一个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