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克罗斯mega:[请你给点耐心看下去] 梅花镇的迷说——九九惨案追忆 - [02号车厢] 文字转帖 - 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15:43:09

[请你给点耐心看下去] 梅花镇的迷说——九九惨案追忆

“九九惨案”追忆
  
   杨金平
  
  
  上篇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农历九月初九,侵华日军坂垣师团,因为遭到中国军队阻击,伤亡颇巨,恼羞成怒,在华北商镇梅花村,对中国老百姓展开大肆屠杀。屠杀长达四天三夜,村民的尸体填满了水井和壕坑,布满了大街和小巷,被日本军刀砍下的一系列人头挂在树杈上。不计外来人员死亡人数,仅止梅花本地人被杀1547人,46户被杀绝,身居母腹之中、尚未来得及面世的胎儿,都没有幸免与三八大盖上的刺刀的深度接触。这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被称为“九九惨案”。
  梅花镇在河北省藁城市的南部,距县城四十华里,位于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之处。镇子创建于明朝初年,到明代中期就有了名望。惨案之前,梅花镇有粮店、棉花店、作坊、银号等各类店铺270家,享有声誉、具有规模的有八十几家,14个棉店、15个粮店、2个煤店、3个轧花房、6个面坊、3个杂货店、1个当铺,在方圆百里,妇孺皆知。肉店、饭铺、大车店、澡堂子生意不错,戏园子和妓院也都热闹红火。
  作为粮棉集散地的梅花镇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商贾客旅,店铺作坊也需要来此打工扛活的小二伙计。除了不易统计的这些人,梅花镇有常住居民550户,人数2500口。梅花镇的这些常住居民,有很大一部分的原籍分布在全国9省24县,他们的祖辈或者太爷爷,逃荒避难流落到此,干点营生,扎下根子。因为老根不同,若干年以后,梅花人的口音多操南腔北调。
  梅花镇的土地没有亏待梅花人。8000多亩耕地,北方地区的农作物都能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长,一年熟两季,亩产三石四斗,也就是五百来斤。梅花镇里的贫困户,八米二谷掺在一起蒸的饼子吃饱还不成问题。
  从民国十二年续修的藁城县志上我们可以知道:梅花镇不仅有警察驻在所和保卫社,还有国民小学校;梅花镇逢二逢七开集,集市繁华非常。该县志还说,梅花镇“周有堡墙,尚称坚固,约计三里有奇,为同治七年所修”。
  1937年10月11日,阴历九月初八的夜间到第二天凌晨,中国军队对侵略军实施的有效打击,凭借的就是县志上所说的清朝同治年间修起的“堡墙”。
  堡墙长三里多,高度约两丈,厚可在上面并排赶两挂大车;
  堡墙有东、西、南、北四个门,供人们来往出进;
  堡墙下面有水道,镇内的雨水经此排进堡墙外面的护寨沟里;
  堡墙上面有垛口——非常便于防守。
  堡墙俨然就是一座城墙,但是因为梅花人的谦逊,它就被称为“寨墙”。
  在梅花镇的寨墙上居高临下,痛击日寇的中国军队是国民党53军691团。团长吕正操。
  吕正操是东北人,17岁参加东北军,当过张学良的副官和秘书,参加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7年5月加入共产党。
  芦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大举南进,守卫过任丘和石家庄的691团奉命南撤,路经梅花镇。梅花镇的寨墙肯定是引起了吕团长的注意。
  初八后晌,691团的一营进驻梅花镇。
  军队驻防以后,来往行人只许进不许出,四个寨门均被封堵起来。
  晚上10点,日军从西北方向来到西门外。
  交火。
  691团的指挥部设在梅花镇东南四里地赵县四德村村西的一座庙里;寨墙上的指挥官是一营的副营长赵东寰。
  地形有利,指挥也沉着果断。从九月初八晚上10点到九月初九早晨5点,日本人发起9次攻击,9次攻击全被打退。日军伤亡不小,中国军队连伤带亡不到50人。
  日本援军赶到,吕正操命令三营在梅花镇东门外打接应,掩护一营撤退。
  一营从东门撤出梅花镇。
  一营撤出之前,曾经派兵骑马在街上高声呼喊:老乡们,快跑吧,日本人杀红眼啦!但是跟随一营跑出去的老百姓并不算多。
  
  
  日军最先从西墙进来。
  马二黑家在村子西边,离西寨墙不远,离西门很近,所以他们家最先倒霉。
  马二黑当年四十出头,三十岁的媳妇马魏氏怀着身孕。一群鬼子一进院子就用刺刀挑死了马魏氏。日本人从马魏氏的肚子里掏出血肉模糊的胎儿,用刺刀尖挑着高举起来,作歌舞狂欢状,然后重重地甩在远处的墙根上。
  马二黑跟他们打起来。鬼子数枪乱发,打死了马二黑。
  马二黑家还有一个三岁的男孩,也被大枪上的长刺刀扎得透心而死。
  日本人杀绝这一家,用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
  一个棒槌和一块捶布石陈列在梅花惨案纪念馆里,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当年却看见过日本军人在这个院子里的暴行。它们是这个最早发生不幸的小家留给历史的一对信物。
  
  王淘气家比马二黑家人多。
  王淘气有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
  王淘气的妻子也怀着身孕,即将临盆。她本来住在娘家,娘家在耿家庄,离梅花镇不到十里地。王淘气的丈母娘说自己的闺女:“看你都这架势了,还住娘家。万一对到黑价难受起来,离得又远……你还是住婆家吧。”
  闺女听娘的话,结果就倒了大血霉。
  王淘气的母亲先被杀死。听见砸门声,她穿上衣裳就去给开门。一出屋门,日本人已经进了院子,二话不说就把她给扎了。几乎都没有喊出一声她就断了气。
  刚才还活俏俏的一条命,眼睁睁地被自己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就叫给杀了,气坏了王淘气的父亲王保云。王保云抄起一把三齿,抡到一个鬼子的脑袋上,鬼子当场毙命。
  三齿是用来刨山药、和泥、捣粪的农具,头部有三根带尖的铁齿,齿长近尺,与衔接它的木把垂直。三齿属锋利型农具,平时不用都挂在高处的墙上,以免与孩童接触。公元1937年10月12日早晨六七点钟,这种中国北方的农具带着愤怒,将锋利的铁齿凿进了它东邻国家的一个士兵的脑袋。
  创造世界的至尊者肯定不愿意看见这个如此血腥的镜头;然而更加遗憾的是,这个血腥镜头的身前和事后,是血腥到令人发指的场面。
  王保云当然活不成,他也被乱枪打死。
  王淘气跑了出去。
  日本鬼子死命地折腾起那个大肚子孕妇来。他们把两个孩子分别绑在她的两条胳膊上,叫母子三人最近距离地看他们的拿手好戏:军人用刺刀剖腹取胎。
  胎儿虽然就是个足月临产的婴儿,但是除了被挑在刺刀上玩戏作耍哪儿还有别的权利被允许。就连他的两个哥哥,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几年,生命如今还要被剥夺呢,他还想活,这要求岂不奢侈。
  至于那个年轻的母亲,不用专门再杀。除了开膛剖腹,她那因临盆在即而饱满的乳房,让日本军人和日本军刀收获了更大的快意。
  她给活活疼死了。
  
  鲁全成的家在梅花镇的西南部,院子里住了6户人家,总共20口人。鬼子进来,把这20口人全都从屋子里赶出来,都叫在院子里的地上跪下。鲁全成因为年轻力壮,就被捆绑起来,鬼子推推搡搡地把他向外弄。鲁全成家人更多,他有母亲、妻子和4个孩子,还有一个姥姥也跟他们在一起。这群人生怕全成被带走没好事儿,就往回夺他。从北平一直顺利南进的东洋鬼子,心气高得扶摇直上,本以为自己已经是天兵天将了,竟然在梅花镇这么一个小地方吃了败仗,而且损失惨重,心里本来就窝气得了不得,要带走一个鲁全成,你一群中国妇孺居然要和他们争夺,大日本帝国的军威、大和民族的尊严尚在何处?所以,鲁全成的姥姥首先就被推倒在地,军刀挥起,她的一双小脚,纷纷然地离开了她的身体。日本人的军刀对青年妇女的丰满乳房感兴趣,虽然残忍,还有它的道理,令地球险些倒转的荒唐是,一个老太太的干瘪的胸部也成为他们撒野的地盘。他们生生地从鲁全成姥姥的胸部割走了两块褶皱纵横的皮!
  在人类的语言中有许多骂辞。现在所有的骂辞都加起来汇聚成的力量,在这种行为面前都会自感无力和苍白。
  鲁全成的两个儿子都还不到十岁,没有活成;鲁全成的妻子遭鬼子追赶,无路可逃,院子里有一口吃水井,就跳了进去,怀里还抱着一个八九个月的孩子。鬼子干脆就把她婆婆也扔到了井里。
  吃水井里一下子装进了三条人命,鬼子还觉得井里不够满。他们把辘轳卸下来,砸到里面。因为担心井里的人死不了,他们又把支架辘轳的栏石也推了进去。
  鲁全成家之所以没有被杀绝,除了鲁全成后来从辘轳把水坑侥幸逃脱,再就是他5岁的女儿鲁美珍也还活着。日本人用大头鞋只是把她给踢昏了,没有死。日本人以为她死了,也可能是过于忙乱,就没有辅之以刺刀,使她成为了一个幸存者。
  就在这么一个院子里,日本的军人杀死了15口中国人,有3个中国家庭被杀绝,还有2个人被致残。
  
  辘轳把水坑在梅花镇的西北部,是九九惨案中最大的杀人场。日本军人在这个水坑里把中国的老百姓,准确地说是青壮年男性,杀死了600多人。
  民国二十六年重阳节的那一天,不知道梅花镇的上空是阴天还是晴天。但即使是晴天,梅花镇的上空也被昨夜未散的硝烟和今日正在滚滚的狼烟遮阴了。5000多名日本军人进了梅花镇,除了杀人,就是放火。多少民宅、商铺都在着火冒烟。
  被死亡笼罩的梅花镇,它的居民的心情不可能放晴。
  这一天晌午歪过,日本鬼子围住水坑,周围架起机关枪,上面有飞机低空盘旋。从全村各处被拉来的青壮男性,被绑成一串一串的,在刺刀和枪托的顿促下,被迫向水坑里跳。
  中国的老百姓向水坑里跳,日本军队的机关枪向水坑里打。大部分人中弹身亡,也有的人被水呛死。
  辘轳把水坑里的水不算很多,只有半坑水。但是因为有600具尸体填入,水就不仅满了,而且向外溢,流了半街筒子。当然,无论是坑里的水还是流到街上的水,颜色都是红的。
  从这个水坑一共跑出去12个人。上面说到的鲁全成,就是这12个幸存者的其中之一。
  辘轳把水坑屠戮之后,日本军人把一部分尸体埋在地主尚五子家长工大院三个临时挖掘而成的大坑里。为了装得多,这三个大坑里的尸体均不是被胡乱扔进去的,而是整整齐齐地被码垛起来。盖上土,日本人就在上面插了一个牌子,上写:支那军战死者之墓。
  日本军队这么做目的分明:掩盖,至少是减少他们在“九九惨案”中屠杀的中国老百姓的数量。
  他们初进梅花镇,以为中国军队化装成了老百姓,所以见到男的立马杀掉。杀人者也有感觉,杀百姓和杀军人的感觉肯定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杀得不对,但是错就错吧。西门外寨墙下的伤亡和失败憋给他们的一肚子气,就得通过对老百姓的杀戮发泄出来。他们不光杀人,梅花镇的活物,凡出口气的他们都杀。零散着杀不过瘾,就集中起来杀,所以才有辘轳把水坑之举。
  但毕竟还是有点怕,怕那种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东西或者力量,于是就做如是掩盖。
  惨案过后,很多家庭人员不够数,找又找不到,就挖开了这三个大坑。结果是里面没有一个军人的尸体,全是梅花镇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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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6-11-18 13:28  只看该作者 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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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站位 发表于 2006-11-18 13:32  只看该作者   下篇
  有人曾经把侵略中国的日军和灭除犹太民族的纳粹希特勒做过对比,得出如下结论:德意志法西斯杀人,除了枪弹射击、绞架吊死,再就是用毒气熏。有资料说希特勒用人皮做过钱包,用金发织过麻袋,但资料并未显示这金发和皮肤的具有者是活人。希特勒认为日尔曼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但若论剥夺生命的方式,德国鬼子并没有显出他们的天分有多高,过于单调的杀人方式便是他们愚蠢之极的明证。此外,不能把从生到死的那个特殊瞬间通过人为的努力拉长,更能说明日尔曼民族的智力远不及大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邻居在这个方面如此地独出心裁?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根本就没有浮出水面,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回答。中华民族作为深受其害的一方,理当率先张举研究人性、拷问灵魂的旗帜,承担起这个责无旁贷的任务。理由就是我们承受了过于深重的灾难和不幸。中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的创伤程度之深,地球上其他不幸民族未必能领略得到。灾难和不幸为我们研究人如何变成聪明与残暴同谋的野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条件我们利用得如何,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对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关注得怎样,自己应该心里有数。
  二战结束以后,纳粹在西半球受到广泛的压制,加上人类的自省和忏悔在日尔曼民族身上的复活,德国总理向被杀害的六十万犹太亡魂长跪不起的场景才会出现。人类在为这个场面感动的同时,不应该对东半球的情况视而不见。大和民族那种不思悔改、作戏造假、尚武好战的心理习性,除了因为它所处的战略位置的特殊性,在战后基本上没有受到压制,跟我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肯定有关。
  如果没有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和电影,二十世纪的欧美文学不仅要在整体上失重,欧洲法西斯的精神阵地未必就能被彻底攻破,自省和忏悔在日尔曼的复归需要的时间可能就更长。文学对肉体不具杀伤的效力,却可以敲在灵魂的“七寸”上,一本《奥斯威辛集中营》就可以叫体现国家意志的膝盖发软。苏联解体以后,法国、俄罗斯、叙利亚三国拍摄了以苏联抗击希特勒为主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世纪的悲歌》,电影的最后一集有个镜头:苏联红军攻进柏林,希特勒自杀之前和艾娃在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完毕,主持婚礼的牧师走出教堂,对天高喊:“人若君临天下,必被天下君临;日尔曼要君临天下,天下必要君临德国。”这句话所以有力量,乃是因为它对二战做出了终极的概括和总结。抗日题材的文学艺术我们虽然有,但因为不直逼人性,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和心理结构还没有被揭示出来。对它的好战尚武和侵略成性,我们更没有形而上的把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本叫《菊花与刀》的学术专著被翻译成汉语,说明中国有个别学者在做这个方面的努力,遗憾的是,后来更加开放、宽容、多元的社会环境,同样也没有成为对这项研究的有利条件。
  一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就愤怒得无以伦比;看见日本青年面对比赛用军刀砍头的图片兴致勃勃,民族仇就使我们急得没抓没挠。假如我们在平时负起责任,做了为人类的和平必须该做的工作,这些容易使人情绪失控的场面即使不被完全杜绝,减少的可能性至少会有吧?
  我们要解剖东条英机,同时也应该反省我们自己。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这个肢体上的病毒完全有可能潜伏在另一个肢体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府首脑,如果拨大算盘而不打小算盘,百万大军即使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被日寇铁蹄践踏的国土就不会如此之广。蒋介石组织三个会战,日本仨月占领全中国的神话就破产,如果组织三十个会战,侵略者起码得产生食之不得下咽的感觉吧?
  在梅花镇的居民没有出逃的原因里,不排除有对经济的考虑,侯小梅的父亲逃而复归证明这一说法并不武断。的确,人生不易,维持生计的物质在哪个阶段都相当重要,上帝的信徒也不会认为“钱就是王八蛋”。但是人的眼睛如果一味地只在物质上聚光,人的视野势必萎缩成一个小算盘,个人的生命内容也就不可能丰盛,人的品位要高起来就不容易。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假洋鬼子举着哭丧棒过来,阿Q知道自己要挨打了,却只能抽紧肩骨等着挨揍的愚昧和迟钝就不仅是象征和寓言,还必定要成为现实。不错,一个民族象具体的个人一样要求尊严,维护尊严,可是在“九九惨案”的死人堆里,就混杂着梅花镇周围村子前来捡外快发野财的尸体。对这一事实的说法民间早有,只是我们的文字材料对此做了回避。吴秋梅在逃出梅花镇的时候,在日本兵还没有完全占领的“真空”地带,赶在日本人之前祸害同胞的刁民哄抢粮食的景观就被她亲眼目睹。作者老家南营村就有人因为前去捡洋捞死在北门。对“汉奸”这个指称,中国人抱有特殊的心理,它的出现和量大是中华民族在八年之中的奇耻大辱。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主义者往往先在自己的战壕里杀掉一批红军,紧接着就开始阻击德国鬼子,就是这样,在抗击希特勒的阵地上苏联都没出现一个“俄奸”。而我们,或许就为半布袋黄豆、三升谷子、两斗红高粱,个人和民族的双重尊严一并就给卖了。要不是希特勒投降,苏联红军入关,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仅靠我们越打越精的小算盘和数量可观的汉奸,日本决不会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我们要维护尊严,首先要找到自己的短处和缺陷。承认了自己的短处和缺陷并予以改正,我们才有资格为自己、替人类承担。所以再重复一遍: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在挖掘其他民族劣根性的时候,应该查看自己身上有没有病。发现自己身上的痼疾并医治,对本民族和整个人类都有益处。
  
  我们来看看辘轳把水坑的变迁吧。
  1973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春天,去梅花镇的阶级教育展览馆,也就是惨案纪念馆参观。我是第一次到梅花镇。辘轳把水坑以它的大和深震动我的幼小心灵。我就把这原初感觉保留在记忆中。
  1978年夏天,我因考上县里的高中,采买入学的生活用品兼走亲戚,第二次来梅花镇。我的老姑姑王藕云家门外不到十步,就是那以它的大和深震动我的辘轳把水坑。我站在她家门口,还是靠在她家墙跟,仍然觉得这“万人坑”——文革中的称呼——大。
  1985年7月,我去赵县中学监考,路过梅花镇,看望老姑姑,发现“万人坑”变小了,小得跟我原初的记忆、二次观察根本就对不上号。我的老姑姑告诉我:吕正操刚来过,还跟他们这些老头子老婆子们在一起照了相。
  “我对不起你们,给你们招了灾。”这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当年借助梅花镇的寨墙给侵华日军坂垣师团以重创的将军声音低沉、神色凝重地说,“现在好了,和平了,你们都好好活着吧。”
  在小得已经失去原样的辘轳把水坑旁边,老将军神态更为严肃地向有关人员提出建议:能不能不在这里盖房子?!
  九十年代初,记得是麦子将熟之时,我陪同外地朋友游览赵州桥,回程经过梅花镇,和我的老姑姑在辘轳把水坑旁边合影一张。快门按下之前和快门按下以后,当年这个最大的杀人场——辘轳把水坑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废弃的猪圈。多亏还有一块石碑戳在那里。
  我的老姑姑也就在当年的冬天去世了。
  1995年,抗战结束50周年的春天,不知道是骨子里已经对现实表示接受和承认,还是什么原因,我发现辘轳把水坑虽然再也无法恢复到原初的模样,但比上两次见到的都好,象个坑的样子。
  2005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中旬,因为再不把这个惨案弄出来我不安得都要睡不着觉了,就再到梅花镇。幸存者中有口头表达能力的一共还有4位,我采访了3位。他们告诉我,要不是上头干预,辘轳把水坑这个地方连个小窟窿都不会存在。垫宅基地的土“填进去,起出来;起出来,填进去——闹腾了多少回”。
  房子没有盖成,垃圾却堆满了坑。我在梅花镇采访的时候,华北地区正在刮它那所谓的春风,实质已经是垃圾场的辘轳把水坑的上空可谓是遮天蔽日,周围的树枝上“结”满了风从垃圾堆里掀起的脏污的塑料纸。但是,因为它上面没有永久性建筑,我似乎不必为这如此恶劣的历史遗迹忧心忡忡。别看它变成了垃圾场,我们还要用它和篡改的历史教科书做较量呢。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说的。我不知道列宁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总觉得这话说得太重。不过,遗忘确实对我们的民族精神构成了杀伤力。如果不是这样,鲁迅不会在阿Q身上平添健忘这一种惰性。
  忘却使我们的精神远离我们曾经深受的苦难;忘却使我们无法把亲身经历的苦难转化成精神上的财富;忘却减少了我们在文化建设上的出息;忘却使我们的生命失去了应有的敏感;忘却使我们做现代人的资质打了折扣——忘却是我们无法逃离灾难和不幸的根源。
  挑自己的毛病,心情是不愉快。我们吃了别人的亏,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确实显得不大公平。但要自强、自立能越过这一关吗?没有他法。要想货真价实地把自己汇入现代世界,哪一个民族不都得经历自己从自己身上剜疮挤脓的文化痛苦?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强盛只能使它的一条腿健壮,国民的人格健全地确立、文化不在扭曲中徘徊堕落,它的另一条腿才有可能得以正常。没有后面的这项努力,别说它要做巨人,做一般人对它来说都是奢望。它只能是一个畸形者。精神之腿的健壮需要的努力只会更大,它虽然不是登天,却照样离不开爬坡的艰辛。
  本文即将结束,有朋友以电子邮件函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平日门可罗雀,唯到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抗战多少周年、屠杀纪念日,该馆才人头攒动,参观者摩肩接踵。这种过度冷热的现象恐怕不为南京独有。单凭这种运动式的热潮,对抗战和惨案的反思就不会深入到应有的层面,我们的文化艺术在这个方面的建设也难以摆脱苍白和单薄。
  我愿对“九九惨案”的反思变成一块砖头,哪怕就是从辘轳把水坑的垃圾里挖出来的砖头。当精神的步履者走到泥泞之地,这块砖头就为他垫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