蛭石产生负离子:[请你给点耐心看下去] ——九九惨案追忆

“九九惨案”追忆
　　
　　 杨金平
　　
　　
　　上篇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农历九月初九，侵华日军坂垣师团，因为遭到中国军队阻击，伤亡颇巨，恼羞成怒，在华北商镇梅花村，对中国老百姓展开大肆屠杀。屠杀长达四天三夜，村民的尸体填满了水井和壕坑，布满了大街和小巷，被日本军刀砍下的一系列人头挂在树杈上。不计外来人员死亡人数，仅止梅花本地人被杀1547人，46户被杀绝，身居母腹之中、尚未来得及面世的胎儿，都没有幸免与三八大盖上的刺刀的深度接触。这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被称为“九九惨案”。
　　梅花镇在河北省藁城市的南部，距县城四十华里，位于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之处。镇子创建于明朝初年，到明代中期就有了名望。惨案之前，梅花镇有粮店、棉花店、作坊、银号等各类店铺270家，享有声誉、具有规模的有八十几家，14个棉店、15个粮店、2个煤店、3个轧花房、6个面坊、3个杂货店、1个当铺，在方圆百里，妇孺皆知。肉店、饭铺、大车店、澡堂子生意不错，戏园子和妓院也都热闹红火。
　　作为粮棉集散地的梅花镇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商贾客旅，店铺作坊也需要来此打工扛活的小二伙计。除了不易统计的这些人，梅花镇有常住居民550户，人数2500口。梅花镇的这些常住居民，有很大一部分的原籍分布在全国9省24县，他们的祖辈或者太爷爷，逃荒避难流落到此，干点营生，扎下根子。因为老根不同，若干年以后，梅花人的口音多操南腔北调。
　　梅花镇的土地没有亏待梅花人。8000多亩耕地，北方地区的农作物都能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长，一年熟两季，亩产三石四斗，也就是五百来斤。梅花镇里的贫困户，八米二谷掺在一起蒸的饼子吃饱还不成问题。
　　从民国十二年续修的藁城县志上我们可以知道：梅花镇不仅有警察驻在所和保卫社，还有国民小学校；梅花镇逢二逢七开集，集市繁华非常。该县志还说，梅花镇“周有堡墙，尚称坚固，约计三里有奇，为同治七年所修”。
　　1937年10月11日，阴历九月初八的夜间到第二天凌晨，中国军队对侵略军实施的有效打击，凭借的就是县志上所说的清朝同治年间修起的“堡墙”。
　　堡墙长三里多，高度约两丈，厚可在上面并排赶两挂大车；
　　堡墙有东、西、南、北四个门，供人们来往出进；
　　堡墙下面有水道，镇内的雨水经此排进堡墙外面的护寨沟里；
　　堡墙上面有垛口——非常便于防守。
　　堡墙俨然就是一座城墙，但是因为梅花人的谦逊，它就被称为“寨墙”。
　　在梅花镇的寨墙上居高临下，痛击日寇的中国军队是国民党53军691团。团长吕正操。
　　吕正操是东北人，17岁参加东北军，当过张学良的副官和秘书，参加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7年5月加入共产党。
　　芦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大举南进，守卫过任丘和石家庄的691团奉命南撤，路经梅花镇。梅花镇的寨墙肯定是引起了吕团长的注意。
　　初八后晌，691团的一营进驻梅花镇。
　　军队驻防以后，来往行人只许进不许出，四个寨门均被封堵起来。
　　晚上10点，日军从西北方向来到西门外。
　　交火。
　　691团的指挥部设在梅花镇东南四里地赵县四德村村西的一座庙里；寨墙上的指挥官是一营的副营长赵东寰。
　　地形有利，指挥也沉着果断。从九月初八晚上10点到九月初九早晨5点，日本人发起9次攻击，9次攻击全被打退。日军伤亡不小，中国军队连伤带亡不到50人。
　　日本援军赶到，吕正操命令三营在梅花镇东门外打接应，掩护一营撤退。
　　一营从东门撤出梅花镇。
　　一营撤出之前，曾经派兵骑马在街上高声呼喊：老乡们，快跑吧，日本人杀红眼啦！但是跟随一营跑出去的老百姓并不算多。
　　
　　
　　日军最先从西墙进来。
　　马二黑家在村子西边，离西寨墙不远，离西门很近，所以他们家最先倒霉。
　　马二黑当年四十出头，三十岁的媳妇马魏氏怀着身孕。一群鬼子一进院子就用刺刀挑死了马魏氏。日本人从马魏氏的肚子里掏出血肉模糊的胎儿，用刺刀尖挑着高举起来，作歌舞狂欢状，然后重重地甩在远处的墙根上。
　　马二黑跟他们打起来。鬼子数枪乱发，打死了马二黑。
　　马二黑家还有一个三岁的男孩，也被大枪上的长刺刀扎得透心而死。
　　日本人杀绝这一家，用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
　　一个棒槌和一块捶布石陈列在梅花惨案纪念馆里，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当年却看见过日本军人在这个院子里的暴行。它们是这个最早发生不幸的小家留给历史的一对信物。
　　
　　王淘气家比马二黑家人多。
　　王淘气有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
　　王淘气的妻子也怀着身孕，即将临盆。她本来住在娘家，娘家在耿家庄，离梅花镇不到十里地。王淘气的丈母娘说自己的闺女：“看你都这架势了，还住娘家。万一对到黑价难受起来，离得又远……你还是住婆家吧。”
　　闺女听娘的话，结果就倒了大血霉。
　　王淘气的母亲先被杀死。听见砸门声，她穿上衣裳就去给开门。一出屋门，日本人已经进了院子，二话不说就把她给扎了。几乎都没有喊出一声她就断了气。
　　刚才还活俏俏的一条命，眼睁睁地被自己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就叫给杀了，气坏了王淘气的父亲王保云。王保云抄起一把三齿，抡到一个鬼子的脑袋上，鬼子当场毙命。
　　三齿是用来刨山药、和泥、捣粪的农具，头部有三根带尖的铁齿，齿长近尺，与衔接它的木把垂直。三齿属锋利型农具，平时不用都挂在高处的墙上，以免与孩童接触。公元1937年10月12日早晨六七点钟，这种中国北方的农具带着愤怒，将锋利的铁齿凿进了它东邻国家的一个士兵的脑袋。
　　创造世界的至尊者肯定不愿意看见这个如此血腥的镜头；然而更加遗憾的是，这个血腥镜头的身前和事后，是血腥到令人发指的场面。
　　王保云当然活不成，他也被乱枪打死。
　　王淘气跑了出去。
　　日本鬼子死命地折腾起那个大肚子孕妇来。他们把两个孩子分别绑在她的两条胳膊上，叫母子三人最近距离地看他们的拿手好戏：军人用刺刀剖腹取胎。
　　胎儿虽然就是个足月临产的婴儿，但是除了被挑在刺刀上玩戏作耍哪儿还有别的权利被允许。就连他的两个哥哥，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几年，生命如今还要被剥夺呢，他还想活，这要求岂不奢侈。
　　至于那个年轻的母亲，不用专门再杀。除了开膛剖腹，她那因临盆在即而饱满的乳房，让日本军人和日本军刀收获了更大的快意。
　　她给活活疼死了。
　　
　　鲁全成的家在梅花镇的西南部，院子里住了6户人家，总共20口人。鬼子进来，把这20口人全都从屋子里赶出来，都叫在院子里的地上跪下。鲁全成因为年轻力壮，就被捆绑起来，鬼子推推搡搡地把他向外弄。鲁全成家人更多，他有母亲、妻子和4个孩子，还有一个姥姥也跟他们在一起。这群人生怕全成被带走没好事儿，就往回夺他。从北平一直顺利南进的东洋鬼子，心气高得扶摇直上，本以为自己已经是天兵天将了，竟然在梅花镇这么一个小地方吃了败仗，而且损失惨重，心里本来就窝气得了不得，要带走一个鲁全成，你一群中国妇孺居然要和他们争夺，大日本帝国的军威、大和民族的尊严尚在何处？所以，鲁全成的姥姥首先就被推倒在地，军刀挥起，她的一双小脚，纷纷然地离开了她的身体。日本人的军刀对青年妇女的丰满乳房感兴趣，虽然残忍，还有它的道理，令地球险些倒转的荒唐是，一个老太太的干瘪的胸部也成为他们撒野的地盘。他们生生地从鲁全成姥姥的胸部割走了两块褶皱纵横的皮！
　　在人类的语言中有许多骂辞。现在所有的骂辞都加起来汇聚成的力量，在这种行为面前都会自感无力和苍白。
　　鲁全成的两个儿子都还不到十岁，没有活成；鲁全成的妻子遭鬼子追赶，无路可逃，院子里有一口吃水井，就跳了进去，怀里还抱着一个八九个月的孩子。鬼子干脆就把她婆婆也扔到了井里。
　　吃水井里一下子装进了三条人命，鬼子还觉得井里不够满。他们把辘轳卸下来，砸到里面。因为担心井里的人死不了，他们又把支架辘轳的栏石也推了进去。
　　鲁全成家之所以没有被杀绝，除了鲁全成后来从辘轳把水坑侥幸逃脱，再就是他5岁的女儿鲁美珍也还活着。日本人用大头鞋只是把她给踢昏了，没有死。日本人以为她死了，也可能是过于忙乱，就没有辅之以刺刀，使她成为了一个幸存者。
　　就在这么一个院子里，日本的军人杀死了15口中国人，有3个中国家庭被杀绝，还有2个人被致残。
　　
　　辘轳把水坑在梅花镇的西北部，是九九惨案中最大的杀人场。日本军人在这个水坑里把中国的老百姓，准确地说是青壮年男性，杀死了600多人。
　　民国二十六年重阳节的那一天，不知道梅花镇的上空是阴天还是晴天。但即使是晴天，梅花镇的上空也被昨夜未散的硝烟和今日正在滚滚的狼烟遮阴了。5000多名日本军人进了梅花镇，除了杀人，就是放火。多少民宅、商铺都在着火冒烟。
　　被死亡笼罩的梅花镇，它的居民的心情不可能放晴。
　　这一天晌午歪过，日本鬼子围住水坑，周围架起机关枪，上面有飞机低空盘旋。从全村各处被拉来的青壮男性，被绑成一串一串的，在刺刀和枪托的顿促下，被迫向水坑里跳。
　　中国的老百姓向水坑里跳，日本军队的机关枪向水坑里打。大部分人中弹身亡，也有的人被水呛死。
　　辘轳把水坑里的水不算很多，只有半坑水。但是因为有600具尸体填入，水就不仅满了，而且向外溢，流了半街筒子。当然，无论是坑里的水还是流到街上的水，颜色都是红的。
　　从这个水坑一共跑出去12个人。上面说到的鲁全成，就是这12个幸存者的其中之一。
　　辘轳把水坑屠戮之后，日本军人把一部分尸体埋在地主尚五子家长工大院三个临时挖掘而成的大坑里。为了装得多，这三个大坑里的尸体均不是被胡乱扔进去的，而是整整齐齐地被码垛起来。盖上土，日本人就在上面插了一个牌子，上写：支那军战死者之墓。
　　日本军队这么做目的分明：掩盖，至少是减少他们在“九九惨案”中屠杀的中国老百姓的数量。
　　他们初进梅花镇，以为中国军队化装成了老百姓，所以见到男的立马杀掉。杀人者也有感觉，杀百姓和杀军人的感觉肯定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杀得不对，但是错就错吧。西门外寨墙下的伤亡和失败憋给他们的一肚子气，就得通过对老百姓的杀戮发泄出来。他们不光杀人，梅花镇的活物，凡出口气的他们都杀。零散着杀不过瘾，就集中起来杀，所以才有辘轳把水坑之举。
　　但毕竟还是有点怕，怕那种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东西或者力量，于是就做如是掩盖。
　　惨案过后，很多家庭人员不够数，找又找不到，就挖开了这三个大坑。结果是里面没有一个军人的尸体，全是梅花镇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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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乘客 UID14786 帖子252 金钱3180  魅力0  性别女 注册时间2006-9-23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离线  沙发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6-11-18 13:28  只看该作者
日军在集体屠杀之前，对梅花镇的老百姓做了分类。
　　如果说尚五子家长工大院的三个大坑和一个牌子是因为他们害怕人类的公义和准则，那么，从南门外的寨墙脚下、杨老凤的粉坊和染坊大院这三个地方，历史的目光则能洞见日本军人极其低劣和令人发指的兽欲。
　　已经按性别和年龄分好类的200多名妇女和儿童被押到南门外。鬼子问这些人：吕正操跑到哪儿了？没有人言声。日本人就砍了4个均不到十岁的小女孩。4个小女孩的尸体一共8截，被摆在活着的儿童和妇女面前。
　　日军当然希望找到中国军队，与之决出胜负雌雄，把憋在肚子里的窝囊气彻底地释放出去。眼下就有释放的机会，虽然也知道这么释放作为军人并不光彩，但他们并不准备放弃，而是要好好利用。这机会就包括押到这里的200名妇女。
　　死，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必须的。只是所有的年轻妇女，死之前无一例外地身子被糟蹋，无一例外地乳房被割掉。如果为了对历史的真实负责，不太照顾人类的羞耻心，在这里还应该坦言：有些妇女的阴部被刺刀剜下来了。
　　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被扔进护寨沟里。事过以后，赵二满、韩兰子用一个捞筲钩子打捞三天，护寨沟里的尸体才全部被打捞上来。有36具尸体最终无人认领，就把它们埋在一起，故此有“三十六口坟”之称谓。
　　杨老凤的粉坊是日军兽性大发、肆意折腾中国妇女的另一个场所。
　　杨老凤的粉坊在镇子里边，离南门不远。很多妇女事先藏在这里，被日军全部逮住。在这里，有11个孕妇的肚子被剖开，11个提前来到人间的胎儿被吊在树上，给灭绝人性的鬼子当靶子打。
　　在这个粉坊大院里，日本人的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据幸存者张同德等人回忆：孟小庆媳妇姓马，二十来岁，给扒得一丝不挂，头朝下挂在粉坊的门梁上。之所以吊挂，就是为了便于用皮带抽打她身体的某个部位，更便于开膛剖腹。刀子还没有拉透，胎儿的两只小脚丫率先露出，开膛的鬼子兴奋得哇哇大叫，围观的鬼子也手舞足蹈。
　　啪叽，孩子活着掉在了地上。
　　一院子鬼子都疯了起来，他们把这个孩子当成了篮球，你扔给我，我扔他，并争相抢夺，还做跨步上篮的动作。
　　挂在门梁上的马小庆媳妇这个时候早死了。
　　郑小娥，是在这个粉坊大院里被鬼子花样翻新、活活折腾死的另一个年轻妇女。她的丈夫叫杜喜子。她有两个孩子，当时都跟在她身边。
　　郑小娥没有怀孕，日本人就单割她的乳房。
　　日本人割郑小娥的乳房，一没用指挥刀，二没用刺刀，他们用的是中国民间卸肉用的砍刀。在中国北方，腊月里煮肉，一扇白条猪，连肉带骨，需切割成碗大的方块状。切割的过程谓之“卸肉”。卸肉的工具里必须有砍刀。因为快刀只能切皮割肉，而骨头的断裂，必须依靠刃厚、体沉、未必锋利的砍刀。
　　日本鬼子把郑小娥摁在做粉用的大案板上，用砍刀割她的乳房。砍刀剁骨头有效，切肉不见效，鬼子就急了，抡圆了砍刀往郑小娥的身上锛。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乳房到底还是锛了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郑小娥的两个孩子就在旁边看着哭，声音大得不象是人哭。鬼子听着心烦，又加上切割乳房不顺利，他们就把两个孩子摞在一起，用一把刺刀一并穿透。
　　作者心头早就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了，但是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那些无辜的生命，他只能忍悲叙述：
　　靠近东门的染坊大院，100多个妇女被扒光衣裳在院子里被迫跳舞。梅花镇在惨案之前虽然就有妓院，但这些女人可都是良家妇女呀，她们怎么能跳得起来呢。鬼子可不管她们的心态，只顾观赏取乐。接着实行奸污。在这些妇女中30岁的蒋王氏、34岁的张郑氏、25岁的魏武氏，因为长相好看，一人均被十几个鬼子轮奸。无论长相好看还是长相难看，100多名妇女没有一个活下来。
　　战争将最沉重的灾难降临在女人身上。“九九惨案”以它独具的特色再次证明了这个残酷的定理。这个残酷的定理让世界上所有肉长的心都因此沉重。
　　
　　我们的心很想放松一下，但触目惊心的杀人场面没有办法叫我们放松：
　　在李老月的场里，重阳节的下午，日本鬼子用铡刀铡了12个人。被铡的人里有白大头、马老庆、杨老德等。日本人把被铡掉的人头用火烧，使这12具尸首在事后无法辨认；
　　镇外东边，有一个打坯坑，62个人先被砍腿剁脚，继之全部推入坯坑活埋；
　　还是在东门外，一片空闲地里，200人用刺刀挑死的场面因为缺乏创意我们就不再叙述了，需要点明的是，在这里，不知马胜福和马喜福弟兄俩怎么得罪了日本人，他们就被铁丝穿住胳膊，绑在幸存者阎红发家的木轮大车上，身上浇油，点了天灯；
　　樊金保等63人，在村东臭碱水坑旁边全部被挖掉眼珠子，剁掉四肢，砍下脑袋，一并扔进碱水坑里。碱水具有化学腐蚀作用，人体刚被扔进去的时候，除了发出一种声音，还有烟在冒。从这个碱水坑里收殓的尸体和骨头，不管是在事后不久还是在很久以后，颜色都是蓝的；
　　45个青壮年，被捆到东门外一口井旁边，战刀一气砍掉了45颗脑袋。日军把45具身子扔进井里，把45颗脑袋挂在井周围的树上；
　　寨墙内外，院子街里，梅花镇的生灵到处在被以极端的方式剥夺生命的权利。
　　吃一次败仗，日本军人的仇恨就被激发得如此天高海深，人类的恶性到底在大和民族积淀了多少阴毒？
　　
　　平心而论，梅花人的反抗精神整体上并不强。但也有例外：除了王保云用三齿凿死了一个鬼子，张二白从押解他的鬼子手里夺了一根推碾棍。张二白就用这根推碾棍敲死了一个日本人。在辘轳把水坑边，阎老聪用一块砖头砸瞎了一个鬼子的眼。富有成效的反抗在“九九惨案”中大概就是这些。下面分述张二白和阎老聪的义勇之举。
　　押解张二白的一个鬼子兵，不是吃饱撑得，就是占着上风头发馊，别的鬼子用枪托砸，刺刀挑，他却拿着一根推碾棍，也不知从哪个碾子上摘下来的。他就用推碾棍打人，而且好象是就单单盯住了张二白，推碾棍就一下接一下地往他身上砸。就张二白的感觉来说，挨枪托砸也不是不疼，但是这推碾棍砸在身上引起的疼，仿佛比枪托砸重多了。这种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一年之中，碾米磨面，他的手和推碾棍要发生多少接触啊。以往的接触，就是不愉快，也不存在痛苦和难受，而现在，痛苦和难受竟然是这么剧烈。他的脾气并不多么暴躁，现在却非常暴躁了：
　　“你娘的狗B！”他愤然骂道。
　　“吆——唏？！”鬼子兵虽然听不懂，但也知道不是好话，但他却来了兴趣，兴头十足地把脑袋凑过来，还腾出一只手跟张二白比比划划。好象就是要得到这句话的真义。
　　张二白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从夺到砸，这两个动作在瞬间完成。只是张二白这一棒子下得忒狠，鬼子兵的脑袋裂开一道长缝，有一块地方显然也稣了。血液和脑浆把稣了的头骨都冲决了。
　　张二白的身体也被十来柄刺刀戳烂了。
　　阎老聪定居梅花镇的时间不是很长。讨饭讨到了梅花镇，就为梅花镇看守东门。他为人正直，脾气不算好。鬼子往辘轳把水坑赶他，他不愿意往水里跳，鬼子就打他。不知怎么这时候捆绑他的绳子也开了，地上又不缺少半截砖，他抄起一块就抡了过去，一位东洋军人立马就成了一个独眼龙。
　　鬼子把他绑在水坑南边真武庙前的一棵树上，因为他不住嘴地喊“小日本”，并扬言人家的母亲和大叫驴发生过性关系，日本人就撬开他的嘴，用刀子生生地割了他的舌头。
　　阎老聪叫日本人大为光火，割了舌头他们还不解气，又从阎老聪身上的好几处地方分别割下了一块肉。
　　阎老聪气性很大，生命力也旺盛。几块肉离身，他还不死，没有舌头骂不成，他就使劲跺脚，发泄他对东洋人的仇恨。鬼子就剁了他的两只脚。最后，鬼子把他捆在树上的胳膊也从他肩膀头那里卸了下来。
　　
　　
　　梅花镇的居民和暂住人员，大部分没有随691团一营逃离梅花镇，为日本军队的大肆屠戮和血洗提供了条件。枪炮响了一夜，恐惧使大人孩子都夜不成寐，本国的军队又在街上骑马奔跑呼喊，而大部分人却没有出去，理由纵有千条，但肯定有这么一条存在：打仗是军队与军队之间的事情。至于打仗的后果和影响，即使跟老百姓有瓜葛，瓜葛也不会太大。这种观念虽然朴素，道理却是肯定的。然而它不适用于日本军队。
　　日本军队的极端残暴，使中国人摈弃了原本朴素的观念。“九九惨案”以后，不光是梅花镇上的人，中国老百姓，只要一听到“日本来了”，每一张脸都会顿时焦黄。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你正吃饭还是在睡觉，哪怕正月初一的大年饺子正在往锅里下，所有的日常生活必须马上中断——向村外和旷野里跑。多少人因为惶恐，还没有起跑腿肚子就从腿后面转到了腿前面。在这种环境里动物们更通人性。人在只顾性命的时候哪儿还顾得上它们？但是它们不用牵引就非常懂事地随着人流跑。尤其那小牛犊子，跑的时候因为卖力，尾巴根子都硬撅撅的！
　　“九九惨案”梅花镇不光死人，所有的六畜也都死于非命。
　　笔者的老家离梅花镇十五里地，那一带有个风俗：大年初一的饺子尽量多包。出嫁的闺女在婆家过年，也不用担心娘家不给她留着；出门在外的男儿如果年前没有赶回去，就是到了初四初五，大年初一吃剩的饺子也在老家的箅子上等着他们。当然我们都知道其中的含义：团圆。但是这一带的老人对这个传统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都吃了这饺子，”老年人每个过年都会对聚在他们身边的孙男弟女絮叨，“万一到‘跑’的时候，咱就能跑到一堆儿。”
　　看来，日本的侵略和屠杀确乎是丰富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前者为后者注入了鲜活的内容。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日本鬼子出现，中国人就没有必要“跑”。
　　正是“日本来了”，又远比凶神恶煞残忍，他们才不间断地逃离生息起居之地。和加盐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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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案发生那一年，樊月香才7岁。7虚岁。遵照本地习惯，本文中出现的年龄全部为虚岁。
　　樊月香的父亲樊金贵，开棉店，识字。樊月香到今天还记得，惨案前不久，樊金贵坐在椅子上，大腿压着二腿看报，象牙疼一样撮着牙花子：
　　“哎呀，这个日本人可是要来啦。”
　　“日本人要来了？日本人要来了我就跑！” 樊金贵的妻子、樊月香的母亲说。
　　“跑？你往哪儿跑？” 樊金贵严肃地盯着妻子，“人家来的面可宽啦，不是三里二里，也不是十里八里，你能跑到哪儿？”
　　妻子不吱声了。
　　九月初八那一夜，樊金贵一家大人孩子没有一个入睡的。
　　“那子弹，日儿——！日儿——！”今年75岁的樊月香老人，坐在1999年新修建的梅花惨案纪念馆会议室离作者很近的沙发上，嫌自己的口头语言对68年前的子弹的响声形容得不够形象，就用她右手的食指比画子弹划过的轨迹。
　　因为怕子弹跑进屋里，这一家在窗户上挂了棉被，屋子门用案板加厚。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不敢在炕上躺，椅子上坐。因为炕对着窗户，椅子则冲门。窗户和门之间的那一段墙后面相对来说最安全，但地方不大，一家人就只能挤挤靠靠地躲在那里。
　　初九黎明，691团一营士兵在街上的呼喊这个家庭都没有听见，因为他们的耳朵被一夜的枪声和炮声震得不那么灵敏了。耳朵虽然不那么灵敏了，但是凭感觉也知道外面乱乱腾腾的。
　　天真明了，街上倒安静了，这安静叫樊金贵这个一家之主的心里不安生起来。
　　“咱们去街上看看，要是能走，咱就走！”他对所有的家庭成员发布了命令。
　　这个时候的樊月香家，除了她的父母和她自己，还有她奶奶和她奶奶的妹子；一个两岁的妹子正在她娘的怀里吃奶；樊月香还有两个哥哥，但是大哥樊成年跟叔叔樊秃子住在一起，现在这里就只有她的二哥；樊秃子的妻子何香凤这一整夜倒是在樊月香家度过，现在也不想离开这一群人。人多胆壮。
　　这一群人就往街上走。樊金贵走在最前面。
　　“一到街上，俺爹一把就叫人家给薅住了。”75岁的樊月香老人性格开朗，她喜说好道，表情丰富，手势语言更加生动——有她健在，1937年的梅花惨案起码就有一部分不死板——她用自己的手摹仿日本人抓她父亲的动作。这些动作偶尔涉及到本文作者，笔者就对来自她的力量少有领略。“揪耳朵，拧胳膊，就给绑走了。”
　　从她讲述的情景来看，那会儿进来的日本人还不多，抓她父亲的好象就一个鬼子。
　　就一个鬼子这一群人也不敢动弹，甚至连喊都不敢大声，唯有眼泪、抽泣伴随着她们，目睹亲人被押走。
　　她们正站在街上因为失去了主心骨发怔，西边白旗一闪，过来一大群穿黄衣裳的日本人。
　　临街的黄酒馆的大门这时开了。
　　“还不快进来，不要命啦，看不见人家都过来啦！”门里边的声音说。
　　樊家这一群人赶紧就钻了进去。门立刻关上，并且上了铁门锸。
　　“黄酒馆里院子长得很，前门在这条街上，后门通那条街。院子不很宽，两厢各摆一拉溜瓮，瓮里盛酒盛醋装酱油。名儿是叫黄酒馆，可是踩的麴也做酱油、醋。俺们这一堆人就藏在院子西南角的一个棚子里。”
　　工夫不大，就响起了刀子砍门的声音。
　　“那是榆木门子，有这么厚。”樊月香把她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拉开最大的距离，告诉我黄酒馆榆木大门的厚度，又把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他们的刀才这么宽，片不动。片了好长工夫也片不开。”
　　“片”，梅花一带方言，意指刀砍。字典上也找不到更加合适的字，且用此代。
　　自从刀子和门一发生关系，野蛮的吼叫也与之相生相伴，在怀里吃奶的小闺女就吓得哭起来。
　　“我那嫂子哎，” 黄酒馆的一个伙计压低声量却气急败坏地向樊月香的母亲求告，“行行好吧，快甭叫她啼呼了。人家一听见这里边有人，咱大伙一个也甭想活！”
　　其他三个伙计虽然没有疾言却也都是厉色。
　　樊月香的母亲也知道人家不是给她弄难堪，就只管用乳头堵那孩子的嘴。
　　这孩子平常贪奶，这会儿说什么也不叼奶头了，停不下来的哭声，不禁使黄酒馆里的四个伙计对她唉声叹气，连她的家人也对她眉梢挂恨了。
　　“听话！不听话我弄死你！”
　　这个来到世界上实际只有14个月的孩子，向来没有看见过她娘今天这样的脸色，也向来没有听见过她娘今天这样的话头，更没有感受过作为孩子剧烈地被母亲颠簸的动作。本能在瞬间告诉她：来自亲娘的并非只有爱。
　　于是，正在进行的半声啼哭被她憋回身体，声音消失以后的气流却不停地向嗓道发起冲击，形成连绵的哽咽，哽咽再带动她的小小的身子做连续的颤抖。之后，支配这一切的恐惧转化成一种程度不重的疾病：拉绿屎！
　　日本人没有进来。她们在黄酒馆里躲了三天。
　　期间，樊月香的母亲发过大愁，并因为发大愁一度产生过不明智的想法和不理智的行为。那是在一把米都没有、一群老的和小的都跟着她捱饿的时候。
　　作为一个妇道，她向来没有单独支撑过家庭。而家庭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完全得靠她支撑，所以她就非常想念樊金贵。“孩子他爹呀，孩子他爹，你是死了呀还是活着？死，死在哪儿？活，活在哪儿？”这种念叨虽然没有出过声，可是在她心里比六月的响雷声音还大。别说以后怎么过，眼底下就没有道走。街上不断地传来猪被刀子捅心的时候叫声，可是谁都知道，这不是猪叫，而是人喊，人在生生地活挨刀子的嘶喊。榆木门再厚，说不定人家串着房顶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就该轮到这一群老的和小的还有她自己喊了。老的这么喊和她自己这么喊她还没多做考虑，要是自己的孩子们，也象街上的喊声那么喊？她可……黄豆粒那么大的汗珠一层不了又一层地从她的脸上、额上、头发里冒出来。
　　不！死也不能那么死！
　　别人的生死她无权决定，但是为她自己和孩子，看来是设计了她认为比较理想的死法。
　　樊月香的母亲，一只胳膊揽着两岁的孩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柄铁锨。铁锨在黄酒馆猪圈的烂泥粪汤里探深浅。
　　“成年他娘，你这是干嘛？” 樊月香的奶奶问她儿媳妇。
　　“我看看哪儿深。”月香的娘说，“怎么也是活不了了，不叫人家用刀子割锯。”她开始回答婆婆的时候，语气不能说不平静，但是往下，她就泣不成声了。“我就先把……”她就用下巴颏点她怀中的孩子。这个时候泪可不光是在眼里，还挂在她的鼻子尖上……
　　2005年，抗日战争结束60周年的3月的一天，作者再次来到梅花镇。虽然惨案的幸存者已经仙逝得没有几位了，但是所幸头一个接受采访的就是樊月香老人。老人的讲述让作者毫不费力地进入了68年前的那个时间。因为有生动的细节和氛围，“九九惨案”在68年以后全然复活。个人在具体境遇的心态和感受，无疑是历史获得生命的根本之所在。而这些必须要靠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对此原汁原味的讲述。我在欣喜的同时，总感觉有所怅惘。后来，惨案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很想把幸存者的讲述用声像技术保存下来，但是限于经费和设备，至今还没有办成。我才知道自己怅惘的是什么了。幸存者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少；幸存者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作为活的文物，他们比其他文物富有生命。复活历史的可能，只会体现在越来越少的他们身上。保存他们，具体地说就是在讲述的时候给他们录音摄像，就等于保存鲜活的历史。
　　“吆哈哈，我那皇天呀，”当奶奶的劈手就把小孙女从儿媳妇手里夺过来，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看你糊涂哩，哪儿能这么干呀？人家还没来杀，自己先毁了自己！”
　　“十条道十条道都给堵住了。” 樊月香的母亲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都给堵住了咱也不能自己毁自己。人家不杀咱，咱就得想法务计地活！”
　　诚然，这不是豪言壮语，但不能说它就跟信念无关。没有这种带着土味的信念，身处“九九惨案”中的梅花人，即使免遭屠戮，未必躲过自杀。
　　在黄酒馆躲了两天两夜、饿了两天两夜、心惊肉跳了两天两夜的樊家老小、娘们孩子，于农历九月十二吃早饭的时辰来到街上。黄酒馆的两天两夜虽然使她们饱尝躲避动乱的艰辛，但为她们继续在人间活命争取了机会。此时日本人的杀性虽然依旧强烈，但大不如前两天了。所以黄酒馆的两天两夜对她们恩重如山。
　　现在出去固然有了一线生机，但作为当局者的樊月香她们，不可能对形势做出正确的估计。她们抱的是豁出来、是死是活出去碰一碰的心态。因为再在里面呆下去，不是饿死，就是自己把自己吓死。既然这样，那就出去，死活由命吧。
　　黄酒馆的伙计不让她们从门里出去，他们靠房子支了一架梯子，她们一上房，人家立刻就把梯子撤了。
　　循高爬低，她们串房顶，沿墙头，最后下地，来到街上。
　　近距离看日本人，前天樊金贵被抓的时候虽然有过一回，但现在她们还是个顶个地害怕。“俺们那大肠头都一跳一跳的。人家把枪一挡，刀一横，俺大家伙就赶紧给人家作揖。”
　　“饶命吧！饶命吧！”这一伙老人、妇女、孩子，保准没有一个是汉奸；虽然不是汉奸，为了活命，她们也得象拜佛爷、求菩萨一样，向不通人性的野兽鬼子磕头作揖。日军在中国北部制造的惨案的文字记载我浏览过一些，那些资料的可信度无可商榷，但叙述比较模式，面对日本屠刀，除了汉奸和卖国贼，人们好象都很大义凛然，老人、妇女、儿童莫不如此，我觉得这种千篇一律的境界和姿态实在是难为那些面对死亡的中国老百姓——樊月香她们向鬼子磕头作揖，并不辱没中国人的形象，也无损中华民族的尊严。因为这种磕头作揖，与其说是向侵略者奴颜婢膝，不如说是她们珍惜生命，敬畏生命。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看重的所谓民族尊严，未必经得住推敲。
　　还奏效，日本人放她们过去。
　　日本人放她们过去，她们却不能昂首阔步地往家里走，因为街里总是有以不同的姿势陈列的死尸。有一具尸首，脑袋离开身子有多半丈远，从齐刷刷的腔口里流出的血在脖子底下积了有两指厚；而且，因为时间较长，血又凝结成了红豆腐。
　　“红豆腐上面还浮着一层白沫。我说：‘娘呀——俺怕！’我娘说：‘你合住眼，拽住我袄角。’我就合住眼，拽着俺娘的衣裳角，心里呼嗵呼嗵地往家里走，生怕脚踩住死人脑袋。”
　　日本人放的火把樊月香家的门筒挑了顶。此外，凡是能砸的，诸如水瓮、瓦罐、腌咸菜的缸、做饭的大锅和炒菜的小锅，连靠在墙脚旮旯里的尿盆，日本人都给砸了。院子、屋里，到处狼藉。
　　樊月香的奶奶应该说是个心胸阔大的人，但是面对这么一种情景，这个老年人的心地还是没法阔大，她把身子拍在地上，鼻涕拖了有一尺多长。“老天爷呀，这可叫那日子怎么过呀？”这种一边念叨一边哭的情状本来就象哭灵，又想起樊金贵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一家人就都跟着哭起来。樊家院子里那阵势，真象是起丧。
　　大家伙哭得混天黑地，脑袋发晕，四肢乏力，院子里才安静下来。擤着鼻涕，樊月香的奶奶说：“不行，我得找他们说道说道。一个尿盆子，碍着他蛋根子疼了，也给砸得稀烂。我得找他们说道说道！”
　　樊月香的母亲赶紧拦住了婆婆。她哑着嗓子劝道：“他们是人哪？你找他们说道说道！咱甭再去找不自在了。”
　　“在黄酒馆没有吃的，起码还有凉水；家里可是连口凉水都没有。那个日子可是真叫难。” 樊月香老人一边回顾当时的情景，一边发出感慨。
　　这里既然无法度日，奶奶的妹子，樊月香的老姨姨，就提议她们去到她的娘家，看那里是否有法可想。樊月香的奶奶也结记自己那九十多岁的老娘，就说：“走，去看看你老姥娘还活着啵。”
　　那全班人马又都来到奶奶的娘家。和加盐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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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乘客 UID14786 帖子252 金钱3180  魅力0  性别女 注册时间2006-9-23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离线  地板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6-11-18 13:30  只看该作者 九十多岁的老寿星还活着。日本人身上总算是还留了一点人味，这一点人味使他们没有轻而易举地结果了她。她平时成天坐在炕上，因为糊涂，脑袋不停地摇摆。现在她还坐在炕上，神智依然不清，脑袋并不因为惨杀而停止摇摆。初八晚上的打仗和初九开始的惨案，影响了两个年老的女儿和其他晚辈对她的孝道，于是她的周身就发出了浓烈非常的气味。这几天日本人也“造访”过她，但是这浓烈的气味相当成功地阻挡了鬼子与她的接近。鬼子进来的时候，她满手是黄，满脸是黄；手不停地攥着捏着，嘴不停地嚼着咽着，还跟人家说：“泡馍馍哩。”一大群鬼子呼隆就跑出去了。
　　樊月香老人说，要是她奶奶和她娘她们不给她老姥娘收拾清理就好了。“早先有味儿，他们不来；一洗涮收拾，没有味儿了，他们又就出出进进开了。人家稍微一不顺心，不是抡起刀来片门框，就是冲屋子门架起机关枪。咱不管还是给人家作揖磕头，嘴里喊：‘饶活命！饶活命！’哎吆喂，哪一回都要把人吓煞。”
　　老是处在危难之中，女人又想出了绝招。
　　这回不是樊月香的母亲，是她那个老姨姨。
　　“俺老姨姨拿了一条裤腰带，跟俺奶奶商量说：‘咱就弄这个，把她抽死，咱再一齐儿……’俺奶奶问她：‘咱再一齐儿怎么个死？’她指着院子里柴火垛说：‘咱们钻到那里面，点火……’‘你甭管别人了，你自己先钻进去吧。’奶奶说，‘火，我给点！’我老姨姨的脸就一道子红一道子白的。”
　　梅花惨案中的又一个自杀计划因为樊月香的奶奶而流产。
　　在生命被肆意剥夺的环境里要生存下去，恐怕就不能要求做人的尊严；而放弃尊严则需要不一般的忍受。
　　一个鬼子拿着一张纸进了屋，把纸递给樊月香的母亲。樊月香的母亲娘家在栾城县城，家境可以，她就念过两年书，所以识字。她在纸上看见了“花姑娘”。
　　她冲日本人摆手，表示自己不识字。
　　“也不知道是心里窝气还是嫌她说瞎话，‘梆！梆！”人家就照她脸上给了两巴掌。俺娘的脸立时就肿得紫歪歪的。唉，那个时候，挨人家打还不就象是一天吃三顿饭一样经常？挨打算个什么？”
　　的确，与樊月香的婶子何香凤相比，樊月香的母亲丧失的尊严少多了。
　　1937年农历九月十二，在樊月香老姥娘的炕上，樊月香的婶子何香凤，被说不清多少个鬼子轮奸。
　　“俺婶子那长相，一般女的可是抵不了。俺那个时候小，在屋子地上靠墙跟立着，瞪眼看着，也不知道那是干嘛哩。鬼子进来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进来一个，一进来就上炕。多少年以后，等俺长大了，俺才省过味儿来。
　　“俺婶子整整叫人家‘摁’了多半一天。”
　　 多半一天，论时间长度，应该是比半天多，比一天少。
　　何香凤受辱如此之重，她也没有寻死。说不定她还觉得自己比染坊大院和杨老凤粉坊大院里的那些女人命好呢。
　　“人走到哪儿就得说哪儿。”这句话虽然不是樊月香老人的发明，但是在汉语语境里，它的哲学含量并不低。
　　后来，一个日本兵，押着这一群人往村南方向，据樊月香老人分析就是往南门外面200名妇女和儿童被残害的那个地方走。活该这一群人命大，她们还没走到那里，又跑来一个鬼子兵，把押解她们的那个鬼子叫走了。这一群人又回到樊月香的太姥姥家。
　　“万幸，万幸，你说这叫人后怕啵？”事到如今已经68年，樊月香从7岁已经长到了75岁，但是她仍然为此激动得连连拍掌，“咱到那会儿还不知道他们在那儿杀了那么多人，人家叫走咱就走，真要到了那儿，还不都给杀了啊？该不着死！该不着死！”
　　的确，这一群人命大。就说樊月香的母亲，她就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梅花镇的孕妇们肚子没有被挑的大概只有她一个。
　　“说到底，还是沾了黄酒馆的光。可是黄酒馆里面那四个人都死了。日本人到底还是进去了。”
　　九月十二，形势有所改观，人们被允许出村了。樊月香的母亲和婶子往离梅花镇三里地的栾城县的冯家庄去，那里有樊月香的母亲的姥娘家。
　　经过辘轳把水坑，两个女人看见人们正在从水坑里向外打捞尸体。尸体捞上来，摆在地上，就用原本捆绑它们的绳子，象捆猪一样把俩手绑在一起，把俩脚绑在一起，然后用杠子一穿，两个人就把一具尸体抬起来，埋到西门外面挖好的大坑里。
　　“死人当中，脑袋不在水里，肚子还不大；脑袋在水里，肚子在外头，你看吧，那肚子胀得这么高。” 樊月香老人又在打手势，她比的高度，跟惨案纪念馆会议室里的矮脚茶几低不了多少。
　　“谢三，你看见金贵的尸首来啵？”
　　“谢三，俺秃子的尸骨你看见了啵？”
　　叫谢三的人正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还是答复了这妯娌俩：“没有。没看见。”
　　“金贵——，你死到哪儿了？”
　　“给俺托个梦吧，秃子——！”
　　两个女人哭得再恸也得不到同情：死人现在是极其平常的事情；如果谁家没有死人，那倒堪称怪哉。
　　她们一路哭着往冯家庄走。她们去冯家庄，一个是因为分娩在即，一个是怕再遭蹂躏。
　　梅花镇还有日本人。
　　两天以后，谢三骑了一辆破车，大汗淋漓地冲到了冯家庄。“嫂子，嫂子，金贵哥的尸首找到了。”
　　樊金贵的尸首趴在北门附近一个粉坊大院的猪圈里。“脑袋这么歪着，”樊月香老人用自己的脑袋摹仿着68年以前去世的父亲的脑袋，“脸紫歪歪的，小肚子上有7个窟窿。看那劲儿，那是先叫棒子敲死；怕死不了，又弄刺刀扎了7下。”
　　樊月香的母亲在冯家庄已经坐月，不能给丈夫收尸。樊月香、她奶奶、她二哥，还有刚从外面跑回来的大哥樊成年，用樊月香母亲的陪送嫁妆——一个皮箱——实际上是一口外面糊纸的木板箱，装殓了父亲樊金贵，下葬到自家的坟茔地。
　　从此，无论白天黑夜，还是春夏秋冬，悲伤总是和樊月香的奶奶相守相伴。
　　“奶奶就俺爹这一个小子……” 樊月香老人泪眼婆娑。
　　“樊秃子不是你叔叔吗？”作者问。
　　“不是亲的。他是俺叔伯叔叔。”
　　叔伯叔叔就是堂叔叔。
　　“一到天黑，俺奶奶就去街上立着。立着那工夫啊……长得不行。她是在等俺……爹……回来。一直到死，俺觉摸着，奶奶那颗心都没在肚里安生地放下过。”
　　因为悲伤，奶水就没有光临樊月香母亲的乳房；奶水不光临樊月香母亲的乳房，那个新生的婴儿在世间就没呆几天。
　　樊成年是樊月香的大哥，当年14岁，这个少年死里逃生，成为“九九惨案”的幸存者。当他看见自己的奶奶、妹妹和弟弟时，他那张得和瓢一样大的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气流在胸腔和全身其他通道的促动使他向亲人举张的手臂如在晚秋里颤抖的树叶。他用这种姿态为“九九惨案”的劫后余生和亲人团聚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明的造型。此后数年，他一语不发，人们都认为这孩子傻了。谁知他没傻，八十年代还在村里当了两年支部书记。有一年搞演习，梅花镇的上空响起了防空警报，樊成年想要往山药窖里藏，结果他的腿软得动不了了。
　　“我也知道是搞演习，就是不能听见那声音，警报一响，我一下就觉得俩腿不是自己的了。”日本投降50周年的那个春天，作者采访樊成年，说起这件事，他做如是说。
　　如果知道了樊成年在惨案中的经历，你就会对他的如此胆怯大为理解。
　　为节省笔墨，樊成年和他的堂叔樊秃子怎样躲藏、如何被抓、怎么捆绑、押到何地、是跪是站，这里不再赘述，下面单表一处。
　　樊成年和另外11个人，被绳子绑成一串，从镇里面往东门外押解。在这被绑的一串人中，14岁的樊成年在最后面。倒数第二个是黄酒馆的老板史香林。
　　他们正走着，寒光一闪，喀嚓一声，一个人脑袋就骨碌到樊成年的脚跟前，而且是差一点砸住他的脚面。
　　这颗人头正是这一串人为首者的脑袋。因为瞬间落地，那五官和表情似乎还象刚才一样，正在为前途未卜和生死不定而忧虑。
　　这种场景对一个14岁的孩子的刺激有多大，你怎么说都不过分。放在正常环境，不光樊成年，是人都会把自己对刺激的反作用释放出来，方为正常。但是现在的他必须压制自己，不能把受到惊吓的反应用哭、叫、喊等诸种行为表达出来。而日本鬼子并不照顾他的心理和情绪，他们不是用刀，就是用枪，在这个孩子面前，又活活地杀了与他绑在一起的9个人。
　　死神是什么样子，您看清楚了吧，看官？人命就象镰刀下的玉米秸、高粱秸，割掉一行，削去一垄，根本就不怎么费事儿。瞧，它踏着温热的尸体，面目狰狞地向樊成年——前面的史香林走来——收拾了这一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其实到了这种地步，等待死亡的熬煎之痛苦未必就比死亡本身小。
　　一个鬼子走上前来，把枪口抵住史香林的正额头。
　　黄酒馆的老板是元氏人，因为他经见的事儿不少，眼光比较高远，就颇有几分自许，认为有处乱不惊的定力是自己最大的长处。谁知这定力还是不如他想象得大。因为他分明地感觉到：屎和尿，正在顺着他的腿往下流。
　　“娘啊，你等儿一下！”他的泪从鼻子里爬出来。
　　原来他娘前几天刚死，九月初九正好是头七。史香林是个大孝子，战争和动乱都不能动摇他的孝心。那天早晨，家人阻拦，他振振有辞，力排众议，端着供香，拿着纸钱，穿着白孝，一派正规地去坟上给他娘烧纸，结果一出街门人家就把他抓住而且捆绑了，除了自认倒霉，他也没脾气。现在的史香林身上还穿着白孝衣。
　　那个鬼子正要搂火，另一个鬼子拍了拍他，指了指史香林身上的白孝，这个鬼子就放下了枪。
　　如果说这就是人道主义在日本军人身上的体现，下面的行为又叫人困惑了：放了史香林以后，好几个鬼子一齐向樊成年射击，但又故意不打中他。樊成年的魂儿吓得向四处迸射。看着樊成年的恐惧和仓皇，日本军人其乐陶陶。
　　惨案毁灭了百分之六十梅花人的生命和肉体。活着的人精神被戕害，心灵遭创伤，除了靠时间，似乎并无其他良方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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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是虚构文学的生命，也为纪实所倚重。时隔10年的两次采访，樊成年和樊月香兄妹俩的讲述，为本文避免死板、脱离巢臼，提供了身临其境的氛围。这就是作为有生命的历史功劳之体现。没有个人的生命参与，历史充其量也就是一具木乃伊。根据木乃伊制作的纪实，最佳也就是文字化了的木乃伊副本。鉴于此，在为樊金贵一家1937年的历史遭遇做小结的时候，作者郑重向已经去世的樊成年和健在的樊月香表示感谢，尤其希望樊月香老人健康长寿，希望尚在的其他幸存者健康长寿。因为1937年“九九惨案”的一部分历史，到现在就靠他们活着。这种想法即使武断，也不是因为虚假或夸张。
　　说过这些题外话，我们的叙述要进入吴秋梅家。吴秋梅老人是作者此次在梅花镇采访到的第二个幸存者。
　　吴老罗和吴喜台弟兄俩家境贫寒，为度日糊口，吴老罗卖豆腐脑，吴喜台卖糖米粥。吴老罗是兄弟，有媳妇；吴喜台是哥哥，打光棍。吴老罗的媳妇只有一件布衫，大伯哥在家，因为住房窄仄，穿脏了也得再穿；只有趁大伯子不在家的时候，她赶紧脱下来，光着脊梁匆匆忙忙地揉搓洗涮，晒干再穿。
　　“那个时候的人们穷是穷，但是比现在要脸。脸面值千金。”对世道做如此评价、对道德抱如此信念的老人，非吴秋梅一个。采访梅花惨案幸存者的时候，这些老人的人品和气节常常打动作者，甚至纠正他对社会抱有的偏颇认识。
　　吴老罗有四个孩子：大的是个闺女，也就是吴秋梅，惨案发生那年她10岁；吴秋梅底下是三个小子，分别是8岁、5岁、2岁。
　　吴老罗不识字，耳朵背。他们家离打仗的西北角不很近，机关枪的响声在他听起来就象“换袼褙的鼓子声”。
　　字典上说，袼褙是用纸或布裱糊成的厚片，用来做纸盒、布鞋。这种袼褙应该说是现代袼褙。与吴老罗形容机枪的声音有关的袼褙，经作者调查取证，应该是棉花秸磨碎成面，加少量榆皮面，再掺碎麻、麦秸等粘连物，用水和成稀泥状，糊在墙上晒干，做鞋底的中间层。由于梅花人把这种东西叫转了音，作者行文在这里就卡了壳，费时长达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为寻求心理平衡，是故在此罗嗦几句，但现代人或许从中领略到什么况味也未可知。
　　吴老罗因为耳朵背，九月初八的一夜枪声给他家引起的恐惧似乎就不如樊月香家大。第二天一早，他就叫闺女去街上给他买烟。
　　吴秋梅到了店铺，叫开门，把钱给了卖主，烟还没拿到手，劈面就看见了一个日本人。
　　“人家就这么扛着枪，”吴秋梅老人性格虽然比樊月香沉静，但是该打手势的时候她也打手势，“哐，哐，哐——过来了！”
　　10岁的吴秋梅一溜烟就跑回了家。
　　父亲粗声大气地问她为什么没把烟买回来。
　　“还买烟哩？人家来了！”因为紧张，吴秋梅回答父亲的语气就不够谦恭。
　　这种情况搁到以往，吴老罗的脾气早上来了，吴秋梅即使不挨几脚几掌，也得饱吃一顿臭骂。但是今天，日头打西边出来了。既然日头打西边出来了，吴老罗就带着老婆孩子溜出了家门。
　　“你们走吧，我给看家。”吴喜台说。
　　“咱家里有嘛？都卖了也不值俩搿喋。”吴老罗说。
　　搿喋，食物在蒸煮的过程中因紧贴锅壁而成的硬层，味香好吃，孩子争抢——今天的儿童食品锅巴就依据此理而制——但因为所有家庭的铁锅都可能在不经意中做成，故价廉不计。
　　吴喜台也是个别扭主儿，他一旦这么决定，兄弟劝说、弟妹央求、孩子们喊大伯，全都不起作用。这样，就只有把他留在家里。
　　单就逃出梅花镇而言，吴老罗一家运气相当不错。他们所选择的路径也不是说就没有日本鬼子，但那却是一群昨天晚上打仗打得十分累了鬼子，用吴秋梅老人的话说就是：“他们使慌哩不行。”使慌得不行的鬼子把枪一堆一堆地架起来，就在街两边睡起来。吴老罗一家大人孩子就从他们中间过去，他们也没起来阻拦。东门和南门都插上了太阳旗，这一家6口就从东南寨墙底下的水道里钻了出去。
　　倒霉是在他们逃出梅花镇以后。
　　在一块地势低洼的庄稼地里，一家子总算有了安身之处。孩子们居然欢天喜地起来。他们如此乐观，原因倒也简单：眼前有一片亮闪闪的子弹壳。
　　他们的眼睛为之一亮，连2岁的小嘎杂也不在他娘的怀里呆了。
　　孩子们捡起了“炮皮”。
　　“炮皮”带给他们喜悦和笑声。他们哪里知道，这种叫他们高兴的东西与死亡相连，世界上有了这种东西，不幸就更加密集地来到人间。正是有了这种东西，一国的军队才能占领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的百姓，要无辜地被这种东西成群地屠杀。
　　他们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危害，就把它们当宝贝地捡起来，怕掉，用爹爹的白汗褂包裹起来。
　　子弹壳没有给吴老罗带来兴头。他觉得自己一家子躲在这么一块地里太孤单。度过危险需要胆量，而胆量似乎又跟人数成正比。在梅花镇，虽然穷，论个性，吴老罗却很鲜明。此时，个性鲜明的他，也陷入了国人性格最大的误区：聚群。
　　他爬出这块洼地，走向一个田间小屋，希望在那里能找到街坊、乡亲或熟人。
　　街坊、乡亲、熟人他都没找到。吴老罗找到了日本人。
　　吴秋梅姐弟几个正在为“炮皮”兴奋，吴老罗的嘶叫声传了过来：
　　“娘啊——！娘啊——！”
　　人的口头语言文字并不都能准确表现，譬如吴老罗的惨叫，作者就认为没有表达出来。人和动物没有区别时发出的声音，我们谓之本能；因为出于本能，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才叫爹喊娘。
　　“娘啊——！娘啊——！饶了我吧——！”
　　洼地里的吴秋梅他们，包括他们的母亲，此时的眼珠，瞪得跟刚刚逃回洞里的老鼠的眼睛毫无二致。受难的吴老罗发出的声音已经在昭示：猫嘴不仅叼住了一个老鼠，猫群就在洞口搜寻。
　　三个孩子吓得赶紧把白汗褂装的子弹皮倒在地上，用土埋住。他们认为这样做，就能使自己无罪，甚至还给爹爹减罪，不叫人家刑罚他。至于2岁的小嘎杂，不仅回到娘的怀里，还把脑袋钻进她衣裳里面。
　　说不清过了多长时间，这一堆女人孩子来到吴老罗发出惨叫的小屋，活人没有，尸体没有找到。小屋里没有中国人，也没有外国人。
　　活不见人，死也得有尸首啊。此时的吴秋梅她娘，觉得搂住丈夫的尸首对她都是极大的安慰，可是搂不住，没有！这种遗憾从这儿开始，一直到她自己的生命结束，时间长达二十九年。
　　在小屋外面的井口旁边，吴秋梅的母亲犯了樊月香她娘和樊月香的老姨姨曾经想犯的毛病。
　　“多亏我和俺那俩兄弟在她后头！”现年78岁的吴秋梅老人一改她的沉静，声量加大，音调高挑，“她指望先把俺们推到井里，她自己再抱着孩子跳进去。”
　　此时作者如果向老人追问“何以见得”，就只能证明他愚蠢到了家。吴秋梅带给他的氛围，已经使他真切地看见了站在井沿上那个母亲的特殊眼神和直立耸乍的头发。如果提问，他不是傻瓜就是残酷。
　　“俺们就使劲揪住她的袄角往别处拽她，‘娘啊，咱不在这儿了！娘啊，咱不在这儿了！’”
　　孩子们的喊声近乎吴老罗的嘶叫，同样为文字无法表达。
　　吴秋梅的母亲自杀的决心可能没到极端，在孩子们的呼求拖拽之下，她犹豫不决地离开了井口。
　　天黑下来了，有点冷。当娘的说她赤着上身的大小子：“这汗褂你爹是穿不着了。你穿上吧。好歹是你爹留下的，贴过他身子。”
　　大小子虽然不能很好地领会母亲的感受，却也说出了自己的道理。“黑价穿上这个，白乎乎的扎眼，叫人家看见还不搁枪打咱？”看来，他是准备抱着他爹的白汗褂，光着脊梁应付寒气有加的夜晚了。
　　他们在棉花和山药间作的地里走，因为天还没黑透，他们就不敢直腰。地浇的时间还不长，不光寒气大，软泥还粘鞋脚。听见大洋马在道上奔跑的声音，他们还得把身子趴在地上。
　　夜深了，他们摸到一个窝棚前。里面有不少人，但是不点灯。
　　“好心的人们，看这没处躲没处藏的，叫俺孩子在里面呆一黑价吧。”
　　没人表示反对，寡妇、孩子就挪了进来。黑暗中，一个声音发话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这一堆茄子、北瓜。叫我早都‘轮半狯子’了！”
　　轮半狯子，本地方言，即扔得远远的。
　　很明显，这是一句玩笑，搁到平时，吴秋梅的母亲定拿这个不当事儿，可是她现在就敏感非常。“光叫你们说的，俺‘大梁’没有了，还叫俺不要‘柱脚’啊！”
　　她说这个话的时候肯定是泪涟涟的。不光她，68年以后，78岁的吴秋梅老人说到这一节，也是眼圈发红，嘴唇颤抖。
　　“人们一听，就都不言声了。那天黑价，俺娘就嚼一块生山药，抹到俺那小兄弟的嘴里。那孩子……高低……没活成。”老人擤了一把鼻涕，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那个时候的事儿真是不想提，一提心口就疼。要不是你们公家人下来，国家需要，我真不想说……”
　　惨案过后，看着别人去给死了的亲人上坟烧纸，吴老罗的妻子馋得没抓没挠，急疯了似的。
　　“秋梅她爹！秋梅她爹！你就是上天入地，也该给我托个梦啊！”
　　“武小狗他娘叫给杀了，就给闺女托梦，说她在东南角水道下面的护寨沟里。武小狗他姐姐天不明就跑到那儿，一到那儿就找到了她娘。看人家运气好哩，俺爹就横竖找不着！”
　　事到如今，说到这一节，已经到人生暮年的吴秋梅老人还是感觉到世道不够公平。
　　他们娘儿几个，只是找到了吴喜台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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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乘客 UID14786 帖子252 金钱3180  魅力0  性别女 注册时间2006-9-23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离线  6号站位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6-11-18 13:31  只看该作者 侯小梅他爹跟人合伙开了一个煤店。
　　中央军南撤，财主们南逃，侯小梅的父亲就带着家眷来到梅花镇南边塔子头村，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因为担心煤店，九月初七，侯父回到了梅花镇；因为担心父亲，九月初八，侯小梅也回到了梅花镇。这一回来，爷儿俩就碰上了“九九惨案”。
　　日本人在煤店里抓住了侯家父子。开始还没有捆绑他们，因为要用他们抬水，“大概是他们做饭用。”2005年阴历二月初八，在侯家的北房里，1917年出生的侯小梅老人坐在老式的圈椅上，开始了他的讲述。“俺们往尚家棉店里抬水，从吃过早起饭一直抬到晌午日头歪过。”后来，日本人又把他们赶到宋喜福的棉店里，用扎包绳把人们都捆起来。侯家父子感到凶多吉少，就尽量往一堆挤，争取被一条绳捆绑。
　　“俺爷儿俩都想，要是这么着，就是死也能死在一起了。”
　　结果是天随人愿，爷儿俩果然就被一根绳子所绑，而且，因为绳子短，这根绳子只绑了他们两个。
　　宋喜福院子里被捆绑起来的百十号人，被驱赶着往辘轳把水坑那里走。
　　“那会儿时辰就跟这会儿差不多。”我们都抬头看墙上的挂钟，是下午三点一刻。
　　“走到魁生棉店门口，俺们的鞋脚就都湿了，那就是从辘轳把水坑里漫出来的水。水都是红哩。”
　　作者问：魁生棉店离辘轳把水坑有多远？
　　“有一程地吧。”老人回答。“越往跟前走，街上的水越厚，有这么高。”老人的手距屋子地有一尺半高。
　　“有这么厚？”
　　感觉到作者有所怀疑，89岁高龄的老者说话语气加重了：“你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街，当间低，两厢高，道和沟一样。”进而又做如是表白，“我这个人的脾气你不知道。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多说，也不少说。坑里本来只有半坑水，进去那么多人，水就憋出来了，流到街上。”这一通话送给我的感觉是，别看老爷子外表瘦弱，脾气还是有。
　　侯小梅看见了架在真武庙那儿正在往水坑里扫射的机枪。
　　一到坑沿上，他爹就被打住了。倒在水里，气还没断，嘴里“噗，噗”吐气。后来嘴也进了水里，水里就不断地起泡。日本人就赶过来，扎了他一刺刀。
　　“就扎在这儿。”侯小梅指着他自己腹部的右下角。
　　不知怎么弄的，连着他和父亲的绳子开了。是从他父亲那头开的。侯小梅就躺在死人之中，装死。
　　夜里九点以后，侯小梅爬出水坑，通过水坑北边的粉坊大院，上了北墙。从水坑里逃生的12个人，大部分通过这个途径逃出。但是，作者的兴奋点不在这里。
　　绳子是怎么开的？
　　侯小梅的父亲刚到坑沿就中了一枪。这一枪是机枪扫射还是步枪单打？要是步枪单打，为什么步枪单打做父亲的他？是不是因为他搞了某种小动作人家才给了他一枪？
　　这已经违反了纪实的规定，因为侯小梅自己都没有想这些问题。但是作者在听到这一节的时候，上述问题汇成的感觉以明显的力度撞击他的心扉。所以就把问题摆在这里。
　　至于当否就不再顾及。
　　侯小梅父亲的尸体就是从那个插着“支那军战死者之墓”牌子的大坑里找到的。
　　他的腰间有一个皮制的钱包，日本人的刺刀先透穿了这个皮包，再进入他的身体。
　　
　　本文作者，原籍河北藁城，老家在梅花镇以北15里地的南营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一有记忆，有关“九九惨案”的讲述就不断地撞击他的耳鼓。原因是，梅花惨案的幸存者里有一位是他的亲戚：母亲的姑姑王藕云。
　　王藕云和她的婆婆逃出了梅花镇。
　　她们家和辘轳把水坑隔道相对。她们是怎么逃出梅花镇的，历来为作者所忽略，有关情节就不被掌握。因此这里的叙述主要是这婆媳俩出了梅花镇以后的情况。
　　两个人都是小脚。
　　往梅花镇以北，木连城方向跑。木连城是王藕云的娘家，也是作者的姥姥家。
　　日本人的枪在她们后面“当——，当——”打。
　　王藕云的老蓝布衫子上已经有若干个窟窿了。多亏衣裳肥大，皮肉均为受伤。
　　她的婆婆没有躲过枪弹的追击。她象一个谷捆子被巨风猛刮似的，骨碌到地上。
　　王藕云停下脚步，往起扶她婆婆。
　　“我不沾了，你逃活命吧。”脑袋一卟啷，死了。
　　王藕云当时哭没哭，她以后也没对她的侄女们说过，她的侄女也没对自己的孩子叙述这一节。但是王藕云的侄外孙，也就是本文作者的脑海里一直有这样的形象：王藕云头发蓬乱，象个炸窝鸡，疯狂地在藁梅路上跑，边跑边直嗓地喊：
　　“逃——活——命！逃——活——命！”
　　本能支配着她的不太清醒的理智，她的小脚承载的身体终于停在了木连城她娘家的门口。
　　“锁忠家在哪儿住哇？”她向看见的人打听，被打听的人就是她娘家的邻居。而锁忠就是本作者的外公，王藕云的亲哥哥。
　　“看这闺女给吓癔怔了。”木连城的人们做如是评论。
　　癔怔，本地方言，晕、傻都与它同义。
　　“九九惨案”以后，木连城的王锁忠和王忠锁弟兄俩来梅花镇给他们的亲戚收尸。满街的尸体辨认起来挺不容易。王锁忠一手那个笤帚，一手提着桶，桶里装着水。王忠锁把趴在街上的死人翻得面朝天，王锁忠把笤帚往桶中的水里蘸蘸，抄扫尸体的面部……因为这个动作重复得久了，桶里的水就成了红粥。
　　幸存者阎红发的证词说：“家家都有人被杀，埋人埋不过来。村里在大街安上锅头，熬小米饭，只要碰见外村人，就不让人家走，给人家磕头，求人家帮着埋人。”
　　这段证词与作者外公当年在梅花镇收尸的情景比较吻合。
　　出殡的时候，王藕云的婆家一共是三口灵：除了婆婆，还有她的两个小叔子。
　　大小叔子惨案之前刚换了小帖，准备在当年腊月成婚。至于那个小小叔子，他不吃奶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五年。
　　
　　幸存者张满仓，以后和王藕云做了儿女亲家。惨案的时候他们的孩子都还没有出生。
　　张满仓应该属于有脑子并且胆大的那种人。日本人刚把他捆绑起来，24岁的他就和一个叫恒夫的人商量逃跑的计策，为这个日本人就用脚踹他俩的脑袋。日本人脚穿的鞋肯定不是布鞋，所以他俩的脑袋就被踹得血里哗啦的。
　　下午三点，从尚家财主大院忽啦跑出一大群鬼子，得有几百号。一边往枪膛里压子弹，一边命令跪在街上的人都起来。“这一大片人跪了好几个钟头了，一起来腿脚麻得都立不住。一直折腾了好大工夫，人们才被赶着往辘轳把水坑那儿走。”张满仓已经过世，这些文字现在只能从他留在纪念馆的证词里找到。
　　张满仓之所以能在惨案中活下来，也是因为他在辘轳把水坑里装死，更因为他自己单绑一根绳子。
　　在水坑的死人中间，因为不敢露出水面，他就喝了不少血水。
　　胳膊捆绑着，还得游泳，所以，当一个死人用两条大腿夹住他的脖子的时候，张满仓就动弹不了了。而这个时候，一个叫张秋福的人在水中逃命，距离张满仓很近。鬼子的子弹里大概还有炸子儿，张秋福的脑袋就开了大花。于是脑浆子和血不仅盖了张满仓的脸，还进到他嘴里。他胳膊动不了，脑袋被夹住，身子又没劲，就只能接受这种特殊的掩盖，必须品尝叫他想起来就恶心的“佳肴和美味”。——日本侵略中国，制造惨案，还整出多少千古传奇，弄出多少万代绝唱啊！
　　张满仓也是在夜深以后，两次爬出水坑，最后通过路北的粉坊大院，上了北寨墙。后面的坎坷是，护寨沟里的软泥把他嘬了一会儿，他从中挣出来，又费了点劲儿。据说，在粉坊大院里，他在墙角石上磨断了自己的绑绳。后来，有一个人求他帮助解开绳子，他也没看清那个人是谁，就给他解了。
　　“反正那个时候被捆绑的不是日本人。”事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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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这样的：
　　张小秋他娘，于混乱中上了北寨墙，怀里抱着张小秋。
　　两丈高的寨墙叫这个小脚女人很犯愁。因为被摔死和被打死，方式虽然不同，结果却是一样。对于她自己，五八还是四十，这两样都无所谓——活着真就那么好吗？可是事情一临到小秋，两种方式她就一概不接受。仗着小秋给她的动力，她冲出了屠杀；为了让小秋活着，现在她又做着避免摔死的努力。
　　她趴在寨墙上，尽量让自己的身子与寨墙关系紧密，尽量把自己的胳膊往下延伸。身子不能吃进寨墙里面，她恨自己的身子不够尖锐；胳膊的长度毕竟有限，她恨自己的爹娘功夫不够。在恨和急中，她又要求自己冷静，稳住了神儿，才将攥着小秋的手松开。
　　小秋在墙根下的哭声叫她忘记了天下所有的一切。为了赶紧把小秋再抱入怀中，她的行为与后来的狼牙山五壮士没有区别。结果是脚先着地的时候发出了一声脆响，著名的奇迹就发生了：脚后跟朝了前。脚后跟一朝前，脚尖必然冲后。本来一个挺瘦小的干巴女人，腿和脚突然就“胖”了起来。
　　北门外头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一座蚂蚱庙。这母子二人在蚂蚱庙里住了五六天，日本人走了他们也不知道。充饥的食品只有生山药。
　　崔家庄一个放羊的老头赶着一群羊经过蚂蚱庙，发现了这母子俩。由老人传信，赵金村的娘家来人来车，把他们母子接走了。
　　
　　张玉振的老家在邢台新河，他逃荒来到梅花镇并在此定居。民国二十六年阴历九月初八后晌，村公所派他公差：堵西门。堵西门的活有十来个人干。他们从粮店拿布袋，从盐店拿麻袋；把麻袋和布袋装满土，垛在门洞里，一直把西门堵死。691团在当天黑夜打了一个胜仗，这里面有张玉振的功劳。
　　张玉振听见了中国军队呼喊百姓逃命的声音，他就随着一营跑出了东门。昨天东门也堵了，不过用的不是土，而是大块煤。就地取材吧，东门附近有煤店。现在东门的地上还有不少煤块子，不能开展的门后边还是煤垛。一营和梅花镇的部分百姓，脚踩煤块，从半开的门里跑了出去。
　　跑的时候顾头不顾腚的，待跑到外面定下神来，才发现父亲和兄弟没有出来。张玉振的母亲催他回去找。
　　初九这天张玉振家漏了网，也就是说幸免遭难。幸免遭难的张玉振在自家房顶上还偷看过日本人在街上捆人绑人。初十情况就糟了，抓走了他大伯、他兄弟，还有他。
　　被捆绑并押解的张玉振看见了马老庆。马老庆刚死，身子还没硬。马老庆在死前还被剜掉了双眼珠子，没有流尽的血似乎还在冒热乎气。因为马老庆跟自己的父亲关系好，看见他死得这么惨，张玉振心里就说：“他们这么不是物件，你得罪他们干嘛！”在公平缺乏公理不存的境遇中，对已经吃亏的人在惋惜的同时再发出抱怨，在本地往往是因为亲近。不过亲近又能怎么样？别说他被绑，就是四肢自由，他现在敢去马老庆尸前吊慰？
　　跟张玉振捆在一起的是藁城巡警局局长张世杰。张世杰被抓以后吃的苦头张玉振再多长俩脑子他也想不到。因为张世杰身穿警察服，腰束武装带，是军人的模样，日本军队就把他们对中国军队的仇恨更充分地发泄在张世杰身上。怎么才能充分地发泄呢？他们叫张世杰赤身坐在椅子上，用农妇纳鞋底的绳子勒他的命根子。每当张世杰快要死过去的时候，精通阴招的鬼子就停下手来，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他一下就死；每当张世杰苏醒过来，他们又把细绳子的两端抽紧。我们在电影上没有见到过这种刑罚，即使有，按照既定的逻辑，也是行刑的一方为要从被罚者口中得到价值较高的情报。占领梅花镇的日本人并不想得到什么情报，因为在九月初九吃过早饭时间不长，他们就已经得到691团撤走的准确情报。他们舍不得一下把张世杰弄死，就纯粹是为了折腾他，而折腾他的目的，充其量也就是发泄、过瘾。在玩腻了这个游戏以后，他们又用刺刀尖在张世杰身上绣花，樱花绣了半朵，上面来了命令，鬼子就把张世杰并到张玉振他们的行列，往东门外面押。
　　根据张世杰的形态，张玉振觉得他吃了大苦，但不知道吃了什么大苦。因为离开其他被绑在一起的人们的拖架，张世杰的脚往前一步也挪不动，他的双脚根本就离不开地，双腿始终不能跟地面垂直。
　　出东门不远，他们就看见了挂在树上的人脑袋。不是一颗，丰年果树上的累累硕果是怎么个样子挂在树上的人脑袋也怎么样。
　　一道火苗立时在张玉振的脑子里着起来。
　　“真他妈B不是东西！他们怎么得罪你们了？杀人你们就杀吧，这么闹腾！你爹你娘怎么把你鼓捣出来的！”
　　张玉振一骂，被捆绑的人们也都骂起来。他们不光骂，胳膊、腿也都动作起来。
　　日本的刺刀们马上就上来了。
　　连绳套都没有挣开，他们就全被刺刀捅倒了。
　　张玉振身上一共被扎了11刀。因为都没有扎在致命部位，他成了幸存者。
　　半夜，这位幸存者醒过来，用牙解开了与张世杰连在一起的绳子。解绳子的时候，张世杰都梆硬了。
　　他爬到了卞家寨。
　　张玉振胳膊上还带了一段绳子，亲戚给他解绳子，发现他左手大拇指缺了半截。
　　
　　
　　“九九惨案”到现在已经过去68年。幸存者的逃难经历和心路历程，作为这场人造灾难的目击者和承受者，本该得到更多的展示；抗战结束60周年的中国文坛，本该收获一部以梅花惨案为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对幸存者的具体描述，到这里就停止了。杨小丑怎样利用为鬼子买烟逃离梅花镇、张东兴怎样看着17岁的哥哥张春兴被作为成年男性留在辘轳把水坑旁边以备屠杀、唱河北梆子的花旦演员张凤兰因不愿给鬼子唱戏借故找行头反而害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之后是什么心态、不会游泳的鲁全成在被押出家门的时候听到来自身后的枪声应该是个什么心境在水坑又如何被淹留……除了他们，其他我叫不上名字的幸存者们，他们的际遇肯定也为中国的文学准备了相当丰厚的素材。让灾难变成精神的财富，这是上帝给予不幸者的宝贵的待遇，也体现了人类的基本准则：公正。然而，灾难和财富之间的桥梁——我，在促进二者的转化上基本是不作为。九十年代初我就混迹文场，到现在已经十三四年。在这十三四年中，我以没有感觉的心态，任梅花惨案的幸存者们徒然离世。当年如此艰险，他们能够活下来可能就是出于上帝的恩待和安排。作为老家离梅花镇很近的一介文人，我常常以自小博闻日本人在梅花如何杀人而自许，但最应该负的责任恰恰放弃。世界上有些损失是没法弥补的，“九九惨案”的幸存者没有把他们对惨案的记忆鲜活地留给世人就徒然离世——这样的损失就没法弥补。这种遗憾也就足以证明：我在文场白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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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经把侵略中国的日军和灭除犹太民族的纳粹希特勒做过对比，得出如下结论：德意志法西斯杀人，除了枪弹射击、绞架吊死，再就是用毒气熏。有资料说希特勒用人皮做过钱包，用金发织过麻袋，但资料并未显示这金发和皮肤的具有者是活人。希特勒认为日尔曼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但若论剥夺生命的方式，德国鬼子并没有显出他们的天分有多高，过于单调的杀人方式便是他们愚蠢之极的明证。此外，不能把从生到死的那个特殊瞬间通过人为的努力拉长，更能说明日尔曼民族的智力远不及大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邻居在这个方面如此地独出心裁？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根本就没有浮出水面，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回答。中华民族作为深受其害的一方，理当率先张举研究人性、拷问灵魂的旗帜，承担起这个责无旁贷的任务。理由就是我们承受了过于深重的灾难和不幸。中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的创伤程度之深，地球上其他不幸民族未必能领略得到。灾难和不幸为我们研究人如何变成聪明与残暴同谋的野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条件我们利用得如何，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对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关注得怎样，自己应该心里有数。
　　二战结束以后，纳粹在西半球受到广泛的压制，加上人类的自省和忏悔在日尔曼民族身上的复活，德国总理向被杀害的六十万犹太亡魂长跪不起的场景才会出现。人类在为这个场面感动的同时，不应该对东半球的情况视而不见。大和民族那种不思悔改、作戏造假、尚武好战的心理习性，除了因为它所处的战略位置的特殊性，在战后基本上没有受到压制，跟我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肯定有关。
　　如果没有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和电影，二十世纪的欧美文学不仅要在整体上失重，欧洲法西斯的精神阵地未必就能被彻底攻破，自省和忏悔在日尔曼的复归需要的时间可能就更长。文学对肉体不具杀伤的效力，却可以敲在灵魂的“七寸”上，一本《奥斯威辛集中营》就可以叫体现国家意志的膝盖发软。苏联解体以后，法国、俄罗斯、叙利亚三国拍摄了以苏联抗击希特勒为主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世纪的悲歌》，电影的最后一集有个镜头：苏联红军攻进柏林，希特勒自杀之前和艾娃在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完毕，主持婚礼的牧师走出教堂，对天高喊：“人若君临天下，必被天下君临；日尔曼要君临天下，天下必要君临德国。”这句话所以有力量，乃是因为它对二战做出了终极的概括和总结。抗日题材的文学艺术我们虽然有，但因为不直逼人性，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和心理结构还没有被揭示出来。对它的好战尚武和侵略成性，我们更没有形而上的把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本叫《菊花与刀》的学术专著被翻译成汉语，说明中国有个别学者在做这个方面的努力，遗憾的是，后来更加开放、宽容、多元的社会环境，同样也没有成为对这项研究的有利条件。
　　一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就愤怒得无以伦比；看见日本青年面对比赛用军刀砍头的图片兴致勃勃，民族仇就使我们急得没抓没挠。假如我们在平时负起责任，做了为人类的和平必须该做的工作，这些容易使人情绪失控的场面即使不被完全杜绝，减少的可能性至少会有吧？
　　我们要解剖东条英机，同时也应该反省我们自己。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这个肢体上的病毒完全有可能潜伏在另一个肢体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府首脑，如果拨大算盘而不打小算盘，百万大军即使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被日寇铁蹄践踏的国土就不会如此之广。蒋介石组织三个会战，日本仨月占领全中国的神话就破产，如果组织三十个会战，侵略者起码得产生食之不得下咽的感觉吧？
　　在梅花镇的居民没有出逃的原因里，不排除有对经济的考虑，侯小梅的父亲逃而复归证明这一说法并不武断。的确，人生不易，维持生计的物质在哪个阶段都相当重要，上帝的信徒也不会认为“钱就是王八蛋”。但是人的眼睛如果一味地只在物质上聚光，人的视野势必萎缩成一个小算盘，个人的生命内容也就不可能丰盛，人的品位要高起来就不容易。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假洋鬼子举着哭丧棒过来，阿Q知道自己要挨打了，却只能抽紧肩骨等着挨揍的愚昧和迟钝就不仅是象征和寓言，还必定要成为现实。不错，一个民族象具体的个人一样要求尊严，维护尊严，可是在“九九惨案”的死人堆里，就混杂着梅花镇周围村子前来捡外快发野财的尸体。对这一事实的说法民间早有，只是我们的文字材料对此做了回避。吴秋梅在逃出梅花镇的时候，在日本兵还没有完全占领的“真空”地带，赶在日本人之前祸害同胞的刁民哄抢粮食的景观就被她亲眼目睹。作者老家南营村就有人因为前去捡洋捞死在北门。对“汉奸”这个指称，中国人抱有特殊的心理，它的出现和量大是中华民族在八年之中的奇耻大辱。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主义者往往先在自己的战壕里杀掉一批红军，紧接着就开始阻击德国鬼子，就是这样，在抗击希特勒的阵地上苏联都没出现一个“俄奸”。而我们，或许就为半布袋黄豆、三升谷子、两斗红高粱，个人和民族的双重尊严一并就给卖了。要不是希特勒投降，苏联红军入关，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仅靠我们越打越精的小算盘和数量可观的汉奸，日本决不会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我们要维护尊严，首先要找到自己的短处和缺陷。承认了自己的短处和缺陷并予以改正，我们才有资格为自己、替人类承担。所以再重复一遍：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在挖掘其他民族劣根性的时候，应该查看自己身上有没有病。发现自己身上的痼疾并医治，对本民族和整个人类都有益处。
　　
　　我们来看看辘轳把水坑的变迁吧。
　　1973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春天，去梅花镇的阶级教育展览馆，也就是惨案纪念馆参观。我是第一次到梅花镇。辘轳把水坑以它的大和深震动我的幼小心灵。我就把这原初感觉保留在记忆中。
　　1978年夏天，我因考上县里的高中，采买入学的生活用品兼走亲戚，第二次来梅花镇。我的老姑姑王藕云家门外不到十步，就是那以它的大和深震动我的辘轳把水坑。我站在她家门口，还是靠在她家墙跟，仍然觉得这“万人坑”——文革中的称呼——大。
　　1985年7月，我去赵县中学监考，路过梅花镇，看望老姑姑，发现“万人坑”变小了，小得跟我原初的记忆、二次观察根本就对不上号。我的老姑姑告诉我：吕正操刚来过，还跟他们这些老头子老婆子们在一起照了相。
　　“我对不起你们，给你们招了灾。”这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当年借助梅花镇的寨墙给侵华日军坂垣师团以重创的将军声音低沉、神色凝重地说，“现在好了，和平了，你们都好好活着吧。”
　　在小得已经失去原样的辘轳把水坑旁边，老将军神态更为严肃地向有关人员提出建议：能不能不在这里盖房子？！
　　九十年代初，记得是麦子将熟之时，我陪同外地朋友游览赵州桥，回程经过梅花镇，和我的老姑姑在辘轳把水坑旁边合影一张。快门按下之前和快门按下以后，当年这个最大的杀人场——辘轳把水坑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废弃的猪圈。多亏还有一块石碑戳在那里。
　　我的老姑姑也就在当年的冬天去世了。
　　1995年，抗战结束50周年的春天，不知道是骨子里已经对现实表示接受和承认，还是什么原因，我发现辘轳把水坑虽然再也无法恢复到原初的模样，但比上两次见到的都好，象个坑的样子。
　　2005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中旬，因为再不把这个惨案弄出来我不安得都要睡不着觉了，就再到梅花镇。幸存者中有口头表达能力的一共还有4位，我采访了3位。他们告诉我，要不是上头干预，辘轳把水坑这个地方连个小窟窿都不会存在。垫宅基地的土“填进去，起出来；起出来，填进去——闹腾了多少回”。
　　房子没有盖成，垃圾却堆满了坑。我在梅花镇采访的时候，华北地区正在刮它那所谓的春风，实质已经是垃圾场的辘轳把水坑的上空可谓是遮天蔽日，周围的树枝上“结”满了风从垃圾堆里掀起的脏污的塑料纸。但是，因为它上面没有永久性建筑，我似乎不必为这如此恶劣的历史遗迹忧心忡忡。别看它变成了垃圾场，我们还要用它和篡改的历史教科书做较量呢。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说的。我不知道列宁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总觉得这话说得太重。不过，遗忘确实对我们的民族精神构成了杀伤力。如果不是这样，鲁迅不会在阿Q身上平添健忘这一种惰性。
　　忘却使我们的精神远离我们曾经深受的苦难；忘却使我们无法把亲身经历的苦难转化成精神上的财富；忘却减少了我们在文化建设上的出息；忘却使我们的生命失去了应有的敏感；忘却使我们做现代人的资质打了折扣——忘却是我们无法逃离灾难和不幸的根源。
　　挑自己的毛病，心情是不愉快。我们吃了别人的亏，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确实显得不大公平。但要自强、自立能越过这一关吗？没有他法。要想货真价实地把自己汇入现代世界，哪一个民族不都得经历自己从自己身上剜疮挤脓的文化痛苦？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强盛只能使它的一条腿健壮，国民的人格健全地确立、文化不在扭曲中徘徊堕落，它的另一条腿才有可能得以正常。没有后面的这项努力，别说它要做巨人，做一般人对它来说都是奢望。它只能是一个畸形者。精神之腿的健壮需要的努力只会更大，它虽然不是登天，却照样离不开爬坡的艰辛。
　　本文即将结束，有朋友以电子邮件函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平日门可罗雀，唯到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抗战多少周年、屠杀纪念日，该馆才人头攒动，参观者摩肩接踵。这种过度冷热的现象恐怕不为南京独有。单凭这种运动式的热潮，对抗战和惨案的反思就不会深入到应有的层面，我们的文化艺术在这个方面的建设也难以摆脱苍白和单薄。
　　我愿对“九九惨案”的反思变成一块砖头，哪怕就是从辘轳把水坑的垃圾里挖出来的砖头。当精神的步履者走到泥泞之地，这块砖头就为他垫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