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企业的七律:菜贱伤农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肤浅！

山东菜农韩进以自杀身亡的终极代价，把“菜贱伤农”的悲情意义推向了极致。这一事件曝光后，众多在市场的另一端忍受着“高菜价”的城里人反响最为强烈。

　　一端是“菜贱伤农”，一端是“菜贵伤民”，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相信这也是政府、菜农、消费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菜贱伤农”和“菜贵伤民”的困境？有人把“板子”打在中间商身上，认为是中间环节赚钱太多，造成了菜农不赚钱、消费者多花钱的困局；也有人说是物流成本太高，推高了菜价；还有人认为是菜农市场把握能力不足所致……

　　笼统观之，似乎“婆说”有理，“公说”也有理，但若仔细分析，又都难以苟同。

　　试图削减包括物流在内的中间环节成本，或可起到让蔬菜终端市场价降低之效，但一方面达不到惠及菜农的目标，另一方面可操作性也不强。因为经过多年的市场化发展，从物流企业到中间商，都已经是充分竞争行业，其实际成本基本体现的都是全社会平均成本，个别企业很难有能力获取垄断地位从而获得不对称定价权。

　　当然，如果出现中间环节受到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人为价格操纵，比如大家熟悉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不正常现象，就变成了另外一回事情，需要政府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但这不可能是常态，也不应成为市场制度安排的主要依据。

　　至于想通过提高农民的市场把握能力来解决“菜贱伤农”，道理虽然无比正确，但事实上几乎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菜农多数还处在小农经济的状态，生产规模很小，埋头种植的几亩菜地寄托了全家人的幸福和希望，再加之蔬菜种植的周期又比较长，与市场价格信息的互动有严重的滞后效应，根本没有能力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做出及时反应。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菜贱伤农”的根本原因，在于眼下的蔬菜生产全产业链都在进行“短期投机”，从菜农到中间商再到市场终端零售商无不如此，种菜的、收菜的、卖菜的都希望自己能押中一个好品种、能挣上一个好价钱，甚至获得暴利。在这场博弈中，菜农又是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一方。一旦市场价格下跌，中间商大不了不收购或少收购而已。终端销售商则更无所谓，不论菜价高低，他的加成比例是不变的，不会影响其正常收益。但对实力最弱的菜农来说，可调整余地最小，今天种下的菜，赌的却是几个月上市后的价钱，一旦投机失败，时间与成本全部都将打水漂。

　　我们常常为此埋怨菜农种菜跟风严重，但有没有想过，菜农们不根据当季菜价赌未来菜价又能根据什么？他们能拿出多少时间和成本去广泛调研市场的趋势性行情？蔬菜严格的保鲜要求又迫使他们只能在田间地头接受中间商的报价，无法等待更好良机。

　　让种菜很专业的菜农与研究市场很专业的经销商和投资商去“掰手腕”，根本就不是一场公平游戏。因此，在把握市场的能力上，菜农的弱势地位可谓天生注定。这也让我们反思，过去我们鼓励农民与市场对接，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但眼下的众多事实表明，这是一种“试错”机制，而“试错”是有风险的，而这个风险又是菜农承受不起的。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最应该思考的问题就是，不能再把菜农“扔”进市场里自求生路，而要设法建设一种更科学有效的市场机制，把他们“保护”起来，让他们只管种好菜，还能有受保障的合理收益。

　　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答案是真有。

　　台湾的做法是通过农会组织把全岛的农民、农业生产单位、农村服务法人组织到一起，农会组建共同营销网络来有效避免单个农户竞争力不强、应对风险乏力、拓展市场无序等问题。

　　而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则孕育出抗风险能力很强的大型全产业链型公司，以合理的平均价格，与菜农签订长期购销合同，从而保证农民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比如，北京有一家啤酒厂曾到澳州去采购优质啤酒大麦，结果发现，根本无法从种植啤酒大麦的农场主手中直接采购，因为他们早将产品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按照10到15年不等的时间段，包销给某一固定经销商。对农场主来说，虽然失去了假如市场价格暴涨赚取暴利的机会，但也成功避免了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带来的巨大风险。而经济实力和对市场把握能力都很强的经销商，则以较低且稳定的采购成本，赢得了市场博弈的主动权。

　　目前，商务部已要求各地商务部门要主动与农业部门互通蔬菜产销信息，采取召开产销对接会、组织流通企业直接采购、网上对接撮合等多种方式。这些措施短期应该能够发挥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长远来看，借鉴国际成功经验，通过产业优惠政策，鼓励、培育、发展让蔬菜全产业链共同分担市场风险的新型市场机制，通过“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共同作用，从制度上防止短期投机行为，或许才是长期稳定蔬菜市场价格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