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扬京派的词语:讲出有价值的真话（独家对话）

本报记者 刘维涛
《 人民日报 》（ 2011年04月28日   11 版）
人物简介
李烈，中学高级教师，小学数学特级教师。1997年，担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提出了“双主体育人”的办学思路，即“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主体，两个主体在不同的层面，通过自育、互育，协调互动，共同发展。”她是第一位成为国务院参事的小学教育工作者。
4月１４日，８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被聘为国务院参事，踏上了向国务院建言献策、反映问题的“直通车”。其中，有一位小学教育工作者，她就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李烈。小学校长首当国务院参事，李烈坦言既感欣慰又深知责任之重：欣慰于基础教育受重视，责任在“为教育和孩子说真话、建诤言”。
25日下午，在实验二小古色古香的会客室里，李烈以教师特有的、富有感染力的语调，把对国务院参事这一新身份的体认和作为“中国小学教育的一位名家”对基础教育的长期实践与思考，娓娓道来。
讲真话要讲出水平，首先要能听到真话
记者：参事的新身份，给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李烈：目前为止，虽介入不深，却已明显感到责任重大。受聘第二天，就有一位河北青年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看新闻知道我当了参事，希望通过我把他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反映上去”，还给我寄了一封信；就在刚才，又收到一份包裹，一位老教师反映退休待遇未落实的情况。短短这几天，我已经收到近10封类似的信件和材料。
对这样的信件，不能直接转，没有经过实地调研、不掌握真实情况就不能随便发表意见；但显然也不可能置之不理，这与参事的职责和身份不符。因此我先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然后通过参事室的既有渠道进行处理。我想，做参事，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固然可以为解决个案鼓呼；但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发挥自身优势，对基础教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记者：讲真话，是做参事的基本要求，可直言无忌有时并不那么容易。
李烈：“真话”二字重千钧。参事室历来有敢于直言的传统，前辈们也因为直言而留下许多感人的事迹。比如参事的楷模郭崇毅，冒死建言“包产到户”等等，正是他们的努力，让参事工作充满生命力。
我要做的就是认同并继承这种传统。讲真话要讲出水平，首先要能听到真话，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来调研；然后要综合各方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保证真话不走样、不片面。作为国务院参事，建议可以直达国务院领导案头，这种“直通车”机制既是权利，也意味着责任。要求我们说话必须要慎之又慎，绝不能随便说说，而是要大量占有一手资料，进行充分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分量、有水平并具可操作性的建议。一句话，要讲有价值的真话。
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宽的视野思考总结
记者：您所在的学校在探索教改方面作出了许多尝试，通过参事工作，可以推广这些经验和做法。
李烈：我不会去刻意宣传我们学校的一些做法，这对于一位国务院参事来讲，格局就太小了。况且，各个地方、每个学校的师资力量、政策环境等不尽相同，也未必会适用。
我历来不主张对学校进行过度包装、宣传，因为做教育来不得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快文化”，所谓“今年有提法，明年成经验”，各种速成的“经验”、“模式”，多半是短命的。真正想有所成，还得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研究、实践，不断触摸教育的内在规律，在实践中不断创造闪光点，然后积淀成金。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从事教学20年，又当了十几年的小学校长，应该说具有比较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同时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培训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等职务，能够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宽的视野，对自己的教育实践进行思考和总结，乃至形成一些经验和理念。
而这些教育实践和理念，恰恰是我能更好地履行参事职能的重要支撑，它能让我对一些宏观的教育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
记者：为基础教育改革建言，应该是您履职的一个重点吧？
李烈：是的。这么些年，多少人在呼吁、在建言、在批评，为什么基础教育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乃至毕业后的用人导向都是密切相关的，多种因素叠加，使得改革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很多人认为，体制环境不改善，学校自身的教改很难有所突破。但从我们的实践来看，与其坐等改变，倒不如先行探索。
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给孩子们减负，释放他们的天性。我们也给孩子安排了很多与考试无关的科目和活动，充分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潜能。尽管在现行体制环境内，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两头兼顾，但我们发现，一些改变还是很明显的，孩子的素质提高了，学校的口碑更好了。而且事实也证明，孩子的主体意识被唤醒，应试能力也低不了，成绩也一样很好。
我会通过参事的渠道，呼吁政策环境能更宽松一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再提升一步，让更多的学校能够探索出属于自己的路子。
基础教育理应担负起为创新人才奠基的责任
记者：除了减负，您还会从哪些方面为孩子“说真话”？
李烈：孩子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是我近些年持续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论逻辑推理能力和知识的系统性，中国的孩子很强，但与外国孩子比，却普遍缺少研究精神和能力。这恐怕与我们的基础教育，过度强调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孩子创新意识培养有关。
中国的传统师道讲究“授业解惑”，教育多，研究少，应该把一部分教育功能转变为对孩子研究能力的培养。毕竟，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都需要创新人才辈出才能真正落实，而基础教育理应担负起为创新人才奠基的责任。
记者：在这些方面有了哪些突破？
李烈：这些年，我们在唤醒孩子的主体意识，培养孩子的问题意识，训练他们独立获取信息并开展研究的能力方面作了一些尝试。比如我们给孩子开设了综合学习课，并排入课表。这课怎么上呢？老师们预定一个主题，让孩子们自己从不同角度研究，然后集中展示。最近一堂综合学习课主题是“时间”，每个孩子都会领到一个任务单。
孩子们的成果令人惊喜：从文学角度，收集了许多优美的词句和精妙的比喻；从历史角度，找出了一串串有趣的时间节点；从科学角度，列出了各种花的开放时间、条件……
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大量的信息？收集资料的能力？恐怕不止这些，久而久之，孩子们学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面对问题时的多角度的、发散式的思维方式，而这恰恰是创新的开始，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
可能还不止于此，这样习得的一些思维方式，对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提升自身生活质量也同样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