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业中客户一词在古代是啥意思

 2010-12-09 08:34:14 现代商业中客户一词在古代是啥意思

文/赵炎

    现在做生意的人，嘴边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客户。客户是上帝，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把客户侍候好了，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然而，在古代，客户的真正含义与现在的意思却大相径庭，它是政府户籍管理中的一个专用名词，指的是外来户，即社会流动人口迁徙到一个地方生活，生活到一定时间后再落户的一个群体。如宋元方志《澉水志》卷上《户口》中说：海盐县的澉水镇，“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这里的“主户”，指的就是原住民，而“客户”指的就是外来户。

    古代“客户”形成的原因与土地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唐代以前的历代朝廷大多采取的是均田制，居民被官方禁锢在国有土地之上，不可能自由迁徙，老百姓只能死守一地，被牢牢地固定在一个身份（农民）上，发生了矛盾、受到欺压只能忍受或者拼死反抗，也就产生不了“客户”。除非朝廷有计划地实施移民，比如汉武帝曾把长安一带豪富之家强行迁徙到西北开发边陲以利戍边，秦、汉、唐、元、明、清都有大规模的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宋代一次也没有，偶尔有动议，也都不了了之，不能不说是宋代政府对“客户”群体的尊重。

    宋代的土地私有化渐渐加剧，官府对居民的禁锢政策有所放松，据程民生的《论宋代的流动人口》一文的介绍，熙宁三年(1070年)，曾布在奏疏里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这是所谓的“近世”，显然是指宋代。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观念的转变，居民不再“安土重迁”，他们可以比较轻易地走向远方，谋求新的生活。在一个地方生活一年就可以落户的户籍制度，既适应了这种形势，又希望流动人口能够稳定下来，成为“客户”。对流动人口来讲，得以四处探索，不断寻找更适宜的地方安身就业。一旦发生矛盾，即刻出走躲避，另谋生路；一旦需要落户时，也能很快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宋人即使在战乱、灾害之外的正常情况下，也在经常流动，所以，宋代是产生“客户”群体最多的一个朝代。比如，在《水浒传》里，阎婆惜母女就是典型的外来户，武大郎一家也是从清河县迁徙到阳谷县的“客户”，许多好汉惹上官司后，也能轻易潜逃各地，只要想办法取得落户资格，很容易变成“客户”。

    正如宋仁宗时的记载所说，“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民罕土著”是人口流动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北宋后期的李昭圮，根据当时“民未安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指出：义不足以相守，则时有桴鼓之警；恩不足以相保，则或起父子之讼。壮力分于出赘，世业人于兼并，户口隐于图版，夫家脱于联伍。轻乡危家，远出千里。故秦多晋寇，而鲁杂齐语……虽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断之法，未易制也……今天下壮有力之民，侨寓杂处，散于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亩之乐，为淫巧奇技、屠贩游博，其无理之甚者，啸聚不逞，杀人于货。邑里不告讦，门关不诃问，县官乡吏察治无术。计户而不得其家，计家而不得其人，居无与守，出无与战，此为国计者未尝不深惜之也。（《乐静集》卷二六《属民》）揭示了宋人轻易迁徙、长途迁徙的新形势，而且多是脱离了农业。从“邑里不告讦，门关不诃问，县官乡吏察治无术”可以看出，这种“客户”得到了群众和基层政权的广泛认同，推动了有宋一代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集结，“客户”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他们“转徙无常，惟其所乐，则聚以成市，侧肩蹑踵，以争寻常”（《文忠集》卷二○《金溪乡丁说》）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发展很快，城乡差距加大，“城郭之人优逸而乡村之民劳苦”，从而加速了农村流动人口进城的步伐。京师开封是最大的城市，人口最多，容量最大，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所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因而生存空间最大，机会也最多，成为流动人口改变人生的首选之地。如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大批南下的河北流民就停留在开封：“河北流民日多，皆留京师。”宣和末，由于战事频繁，赋敛日增，致使陕西的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宋史》卷二九九《薛颜传》）显然是因为开封的赋税比较轻。赵炎认为，宋代“客户”的形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宋代城市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宋代“客户”的形成，也推动了租佃制发展，并且得到朝廷法令的支持。《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考八》记载，天圣年间专门有诏云：“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栏占，许经县论详。”按照民间惯例，“客户”不得随时迁徙，须经地主开具同意的证明(主要是怕客户随意弃地不种，影响地主一季的收成)。朝廷下令规定：“客户”迁徙今后不需地主的证明；耕种期间不得私自迁徙，每年收割完毕“客户”与地主协商后即可迁徙；如果地主无理阻拦，“客户”可以提请县衙主持公道。政府为最下层农民的迁徙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由于官府的支持和扶持，宋代“客户”发展迅猛，高峰时达到了总人口三分之一左右。

    宋史学界常强调四川夔州路实行的是庄园农奴制，认为“客户”没有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其实，据赵炎仔细分析史料发现，并非如此。客观背景是，四川夔州路等地地旷人稀，劳动力缺乏，大地主们往往互相引诱争取客户：“本路施、黔等州界分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争地客，诱说客户或带领徒众举室般徙。”引诱的手段，无非是较好的待遇，很像当下老板们吸引员工的办法。皇祜年间朝廷对此作出规定：“夔州路诸州官庄客户逃移者，并勒归旧处”；“施、黔州诸县主户壮丁、寨将子弟、旁下客户逃移入外界，委县司画时会所属州县追回，令着旧业，同助把托边界”。淳熙年间又两次下令：“应客户移徙，立与遣还。或违戾，强般之家比附略人法。”（《自警编》卷七《善处事下》）从中看出，受限制的是官庄的“客户”，不是私人地主的“客户”，法令的板子打的并不是迁徙的“客户”，而是争夺“客户”的地主，违反者按掠卖人口罪处置。显而易见，朝廷本意并非限制“客户”的迁徙自由，而是制止地主的不正当竞争。施、黔州诸县无论主户“客户”，禁止的是逃往边界以外，并没有限制其在界内的迁徙。但到了南宋，出现了农奴化趋势，“客户”的人身和迁徙自由发生了逆转。
    据《淳熙三山志》卷一四《海船户》介绍，“客户”不光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还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职业选择的自由，为社会增添了活力，并促进了资源合理的配置。人们可以主动摆脱、躲避贫困处境，寻找比较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向富贵进发的机会。宋代社会虽小乱不断，但由于“客户”群体巨大，环境、职业改变了，身份转换了，矛盾或分散、分解，或惹不起躲得起，不至于郁积祸患。不但社会下层经常流动，即使富户也是如此：“今天下民，虽曰上户，皆侨居寄处，至或假赁舍宇。”在赵炎看来，富户的流动，意味着资金的流动，也意味着“客户”的整体社会经济竞争力得到了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