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赛季重生:要读书，不要“被读书”_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5 09:28:33
每年都宣传“世界读书日”，很多地方都举办“读书节”，号召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学习文化，增长知识，这当然是件大好事。然而，有些地方以组织系统或行政渠道发通知、发文件，像是要搞一场“运动”，就实在有些过分了。某地党委办公厅下发文件，要求处级以上干部集中读书每年不少于五天，其他干部不少于三天，如此量化读书时间，可谓用心良苦，但文件一出，却引来了多方议论，很多人都认为这种要求流于形式，实无必要。
为鼓励读书而推行“被读书”，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其过程和结果必然与读书的旨趣相去甚远。
真正的读书，如同晨兴夜寐、一日三餐，不需要别人劝令。真正的读书人，压根儿就没有把“读书”当成问题。爱书的人，见到好书，就像有的人见到美食、美女一样，垂涎三尺，流连忘返。而那些心里并不想读书的人，却往往喜欢装成读书人，做给别人看，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被读书人”。
值得重视的是，很多从其学历及所从事的职业看本来应是读书人的文化工作者，却也加入了“被读书人”的行列。由是，我想起近年与几位中青年作家的交流，话题都与读书有关。
一次，是在外地开会，而且开的就是读书会，有两位作家先后发言，观点竟如出一辙：“在座的都是读书人，但大家心知肚明：我们哪有时间读书啊？谁会老老实实地读书啊？买书、藏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摆个样子呗。”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当场予以反驳，并指着与会的苏州作家王稼句为例说：如果王稼句不花时间读书，不老老实实地读书，他那几十本有分量的著作是怎么写出来的？接着又借用孔庆东的话说：至于读书的时间，如同贪官的良心，挤一挤总还是有一点儿的。
还有一次，是与一位作家聊天儿，他很诚恳、很交心地对我说：“那些不读书的作家实在太傻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读一点儿书，就比他们强不少，就能说说道道了。”他这话，我是不同意的，但想到如果反驳他，弄得他连那“一点儿书”也不读了，岂不更糟，于是只好一笑了之。
另有一次，是在朋友餐叙时，我作自我批评，说自己写书的时候读书最少，意思是说写大部头著作，任务重，时间紧，用力专，就没有空暇看闲书杂书了。席上一位作家听了，马上就自告奋勇地介绍经验说：“我与你恰恰相反，我写长篇小说的时候，看书最多，桌子上除了词典，还有好几本参考书。”我知道这位作家虽然出版过几部长篇，但一点儿反响也没有，如今终于明白了：人家是现写现查，现趸现卖，这样写出来的长篇小说能有人看吗？我随即对这位作家说：“你的经验很宝贵，值得推广。当年曹雪芹如果学习了你这经验，照着《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写小说，那《红楼梦》肯定会写得更伟大。”
上述这几位中青年作家都是小有名气的，但他们或认为读书是“摆个样子”，或读一点儿书为了“说说道道”，或为写作临时读书“抱佛脚”，如此看待读书、对待读书，说明社会浮躁风气熏染出来的“被读书人”，已使“读书”在摆脱以往不受重视状态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
近读卞毓方先生新著《千手拂云，千眼观虹——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的人生比较》，发现书中写到的六位同在1911年出生的长寿大师虽然早已功成名就，晚年却依然读书不倦。数学大师陈省身年逾九十时每天仍然很早就起床读书，他说：“我已经老了，数学本是年轻人的事业，像我这个年龄还在前沿做数学的，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再为中国做一些事情。”他提出“21世纪，中国要建成数学大国”，被称为“陈省身猜想”。陈省身先生怀着他的“猜想”走了，后来者必须像陈先生那样，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读书、治学，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神圣的理想。靠那些附庸风雅、自欺欺人的“被读书人”，是不能繁荣中国文化、不能创造美好世界的。
“必读的书，我已饱读。”这口吻听起来像《圣经》，但它是阿根廷当代作家博尔赫斯说的。他说他和蒙田、爱默生不谋而合：我们只应该阅读我们爱读的东西，读书应该是种享受
为鼓励读书而推行“被读书”，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其过程和结果必然与读书的旨趣相去甚远。
真正的读书，如同晨兴夜寐、一日三餐，不需要别人劝令。真正的读书人，压根儿就没有把“读书”当成问题。爱书的人，见到好书，就像有的人见到美食、美女一样，垂涎三尺，流连忘返。而那些心里并不想读书的人，却往往喜欢装成读书人，做给别人看，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被读书人”。
值得重视的是，很多从其学历及所从事的职业看本来应是读书人的文化工作者，却也加入了“被读书人”的行列。由是，我想起近年与几位中青年作家的交流，话题都与读书有关。
一次，是在外地开会，而且开的就是读书会，有两位作家先后发言，观点竟如出一辙：“在座的都是读书人，但大家心知肚明：我们哪有时间读书啊？谁会老老实实地读书啊？买书、藏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摆个样子呗。”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当场予以反驳，并指着与会的苏州作家王稼句为例说：如果王稼句不花时间读书，不老老实实地读书，他那几十本有分量的著作是怎么写出来的？接着又借用孔庆东的话说：至于读书的时间，如同贪官的良心，挤一挤总还是有一点儿的。
还有一次，是与一位作家聊天儿，他很诚恳、很交心地对我说：“那些不读书的作家实在太傻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读一点儿书，就比他们强不少，就能说说道道了。”他这话，我是不同意的，但想到如果反驳他，弄得他连那“一点儿书”也不读了，岂不更糟，于是只好一笑了之。
另有一次，是在朋友餐叙时，我作自我批评，说自己写书的时候读书最少，意思是说写大部头著作，任务重，时间紧，用力专，就没有空暇看闲书杂书了。席上一位作家听了，马上就自告奋勇地介绍经验说：“我与你恰恰相反，我写长篇小说的时候，看书最多，桌子上除了词典，还有好几本参考书。”我知道这位作家虽然出版过几部长篇，但一点儿反响也没有，如今终于明白了：人家是现写现查，现趸现卖，这样写出来的长篇小说能有人看吗？我随即对这位作家说：“你的经验很宝贵，值得推广。当年曹雪芹如果学习了你这经验，照着《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写小说，那《红楼梦》肯定会写得更伟大。”
上述这几位中青年作家都是小有名气的，但他们或认为读书是“摆个样子”，或读一点儿书为了“说说道道”，或为写作临时读书“抱佛脚”，如此看待读书、对待读书，说明社会浮躁风气熏染出来的“被读书人”，已使“读书”在摆脱以往不受重视状态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
近读卞毓方先生新著《千手拂云，千眼观虹——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的人生比较》，发现书中写到的六位同在1911年出生的长寿大师虽然早已功成名就，晚年却依然读书不倦。数学大师陈省身年逾九十时每天仍然很早就起床读书，他说：“我已经老了，数学本是年轻人的事业，像我这个年龄还在前沿做数学的，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再为中国做一些事情。”他提出“21世纪，中国要建成数学大国”，被称为“陈省身猜想”。陈省身先生怀着他的“猜想”走了，后来者必须像陈先生那样，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读书、治学，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神圣的理想。靠那些附庸风雅、自欺欺人的“被读书人”，是不能繁荣中国文化、不能创造美好世界的。
“必读的书，我已饱读。”这口吻听起来像《圣经》，但它是阿根廷当代作家博尔赫斯说的。他说他和蒙田、爱默生不谋而合：我们只应该阅读我们爱读的东西，读书应该是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