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侠120分钟删减版下载:中国人何以成为“东亚病夫”

背景限定价值

朱蒙：作为“青年性学三杰”之一，您的性学研究好像有一个相对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这里面的切入点是什么？

李扁：青年性学三杰，哈，这个是一个调侃的说法，是网友们封的光荣称号。

一开始我研究性，因为我对性感兴趣，食色性也。我是男人，当然好色。但是我有欠缺，我没有学到世俗当中的泡妞技巧，我走的是学院派的路子。不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而是通过理论来推演。我企图通过这条路子，来搞明白，这个“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我是学生物的，所以，从生物到社会，从历史到佛学，通过性，把相关不相关的东西都串进来了。这样就形成了我的一点特色。

比如说，前段时间，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批判》。作者是岳飞的后代，他提出一个命题：中国一千年来为什么老挨打？他说，我们原来认为是儒家思想不行，但是日本、韩国都保存着儒家思想，但都发展起来了；我们认为是专制主义不行，但是苏联也是专制，它发展特别快，短短几十年成了超级大国；我们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搞得也行……归根结底，他提出，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行。具体来讲，西方人下在锤炼思维工具上的功夫很足，比如，时间上，有分有秒，有毫秒、微秒、纳秒……搞得很精准。而中国人，都是讲个“大概”、“差不多”，像一袋烟的功夫，转眼之间、迅雷不及掩耳，都是这个。所以，火药在我们手里只能放礼花，指南针我们只能做罗盘，这个东西传到人家那里，就变成坚船利炮，回过头来打我们了。

那么，中国人一千年来总是挨打，我是从性的视角来反思的。从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这位作者的反思，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朱蒙：您在这方面的见解是什么？

李扁：我认为，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其实跟思维工具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当年元兵能够灭掉南宋，他们的思维方式比中原汉族优越在哪里？他们锤炼什么思维工具了？满清入关，12万人统治几千万人，他们又锤炼了什么思维工具？

我认为，中国人近一千年来总挨打的原因，是“人格分裂”。北宋的立国思想，是重文抑武，这固然导致了中国文明的一度繁荣，但也埋下了长期挨打的祸根。在北宋以前，中国人是文武双全的，但北宋以后，中国人只有文没有武，自动放弃了身体，放弃了原始的、基础的生命原动力，放弃了根本。身体“糠”了，精神终究会“萎”掉。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必然会“有病”。

为什么出现了这种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个也是反思的结果。赵匡胤陈桥兵变当了皇帝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只是解决了几个兄弟的问题；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赵家做皇帝的问题，就必须让天下人都变得“文质彬彬”，而不是动不动就拉起一支队伍上山造反。一个人就算有这个胆，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长期训练，他也成不了气候，不堪一击。

赵匡胤的这个办法，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他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变成头脑发达、四肢单薄的人，而不是相反。

中国人何以成为“东亚病夫”

朱蒙：赵匡胤发过誓，有宋一代永远不杀文官。这一点还被传为历史的美谈。

李扁：中华民族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放弃了自己的身体，因为这对赵匡胤来说是最有利于统治的，虽然他本人文武双全。宋代作为一个分水岭，中国人的性格从此就分裂了。当然，不论如何，宋代的经济、文化很快就繁荣起来了。结果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引得金兀术打过来了。刚刚到了宋徽宗，他老是在皇宫里画画，抵抗不了外族入侵，于是赶紧把皇位给儿子，然后整个京城的人全被掠走了。这就是“靖康之耻”，它对汉地文化心理造成的影响其实是极为严重的。

在这种人格分裂初期，民间的勇武精神还是比较旺盛的，于是接着出现了以岳飞为代表的武装抗金力量，很快，岳家军就要“直捣黄龙”。这时的赵构皇帝认为，看来打败敌人并不难，不光岳飞能干，别人也能行。这时他又想起了祖训，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外敌，而在于自己身边、有能力搞“陈桥兵变”的人，于是授意秦桧杀害了岳飞。“莫须有”的罪名，其实是恰如其分的。赵构所赐的这个罪名，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基于祖训。

朱蒙：嗯，日本人将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叫“支那人”。那么，中国人为什么成为“东亚病夫”，这个问题从“性”的视角该怎么看？

李扁：只要是把性欲压抑了，男人的精神就相当于被阉割了，女人也就被阉割了。这时每个人的人格就会分裂，就会陷入精神分裂、自顾不暇、焦虑不安之中，就会自我谴责，完全失去章法，失去自信心，灰头土脸，精神萎靡，自我评价很低。可以说，宋代以后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放弃了身体，放弃了生命活力，中国人从整体上丢失了中国人的勇武精神，中国人的基本模型变了。

最近有一位满族朋友介绍，他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晚上被他爷爷拎出来站桩，一站站到十二点，严厉得近乎残酷，这正是满族精神的遗留。当时，六岁的男孩子，要求能拉开一个劲儿的弓。一个劲儿，相当于12公斤。拉不开，吃饭要跟女孩子一起，那是很耻辱的。到15岁，要能拉开12个劲儿的弓。所以，满清入关，虽然只有12万人，但是这个族群的整体素质，尤其是身体素质，是远远超过汉族人的。

“存天理，灭人欲”之正解

朱蒙：据我了解，“靖康耻”以后，以大儒朱熹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作了深刻而沉痛的反思。比如，第一，皇帝要死社稷，不能投降。不能临时把皇位往儿子身上推。这个反思还是管用的，像南宋末，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殉国了；明朝末年，崇祯自缢煤山。第二，大臣要死城破，与城池共存亡。第三，老百姓要死节。

李扁：这个反思是对的。首先是提出，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责任。从帝王到妇孺，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反思不彻底，实际上还是饮鸠止渴。像朱熹自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历代以来，都把他的本意都搞拧了，认为“灭人欲”就是禁性欲，这离朱熹的本意相差十万八千里。

朱蒙：“存天理，灭人欲”该怎么理解？

李扁：从禅的角度来理解“存天理，灭人欲”，“欲”是什么？欲是心理活动，不是行动；欲是妄想。用现代话讲，欲是妄念纷飞、一刻也不停歇的心理活动。但在佛家看来，这种杂念纷飞的心理活动，属于五欲六尘，是一切烦恼之根源。因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要把这些念头停息下来，心就清静了，人就觉悟了，智慧就开了。所谓：狂心顿歇，即是菩提。

天理是什么？天理就是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丢掉幻想，明心见性。也正如后来毛泽东当年所说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因为错解了“存天理、灭人欲”，乃至于发展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中国人本具的那种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人格，不复存在。这个时候，中国人也就不堪一击了。

根除“东亚病夫”后遗症

朱蒙：您这里讲性欲的性和佛家所讲的性有什么关系？

李扁：这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平时讲的性爱、性教育，和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讲的其实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平时大家把这个“性”说得狭隘了。所以我曾经公开讲，中国的性学家，如果只知前一个性，不知后一个性，学问没做通。总要把这两个性打通才行。

朱蒙：作为一个对佛学很有造诣的性教育工作者，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李扁：性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对心的训练。经过训练的心，一方面，会破除对性的神秘、敏感、执著，或者说愚痴、痴迷、沉湎，获得对于性的解放。这个解缚的过程，就会像禅宗四祖道信向三祖僧璨请求接引时开悟的那一瞬。道信问：“唯愿和尚教某甲解脱法门。”师云：“谁人缚汝？”对曰：“无人缚”。师云：“既无人缚汝，既是解脱，何须更求解脱？”

另一方面，这个训练，是让规则引导和处理冲动，让人在性的方面，更有教养，更有素养，更有素质。将来要做这个事的时候，能做得更好。更有能力来处理自己的情欲冲动，更懂得建立和维系男女之间健康的关系。

朱蒙：那么，性教育活动需要注重哪些方面？你们是怎样开展性教育活动的？

李扁：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对。我曾经查到一个数据，中国人均信息占有量是世界人均的1/14，人均占有的性信息，由正规渠道供给的远远不到1/14。在西方发达国家，像荷兰是“性都”，但是他们的艾滋病传播率比我们低多了。

中国人必须找到信心。以人为本，人是什么？青艾工程——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作为一个切入点，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白岩松作为形象代言人，又把青艾工程叫做青爱工程，我们可以将它看做是对希望工程的提升，是其“第二版”。青爱工程的目的不单是要教给学生性知识，更是重建、丰满中国人的人格，拓展中国人的心量，让中国人充满生命活力，根除“东亚病夫”后遗症，矫正历史歧途。少年强则国强嘛。

朱蒙：青爱工程是怎么组织实施的？

李扁：青爱工程是民间组织主办的公益教育项目。中华慈善总会是主办方之一，它的职责是募集善款。捐助五万元就可以“搭建”并命名一间青爱小屋。中国教育学会是另一家主办单位。它在教育系统，尤其是中小学有权威性。它可以搞学术研究、课题研究。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挑选那些有基础的大中小学幼儿园，挂牌青爱小屋，一起总结符合中国国情的性教育模式，逐渐来推广。现在，青爱小屋的模式已经基本成熟了，关键是钱。有五万块钱，就可以多挂一间小屋，就可以多支持一所学校。

朱蒙：现实挑战应该是巨大的，这个工作开展得怎么样了？

李扁：最难的是做第一家，我们现在全国做了180家，涵盖17个省市了，工作已经进展得非常漂亮。比如我在大庆已经颁发了20个牌子，他们准备在两年它就能做成400所，全面覆盖。20到400，这是20倍啊。

不光是大庆在启动，还有人准备将黑龙江省全省覆盖。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必着急，要慢慢来。现在来与我们谈这个项目的地方不少，都是当地的主管市长或者慈善总会负责人，他们都是“大手笔”，都想在全市做覆盖。这个叫几何级数。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