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负债表的填列方法:解放初收回外国兵营冻结美国资产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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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布告吓坏洋人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外交部决定自1950年1月开始,以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实施接收行动。
当时,一些外国兵营里马上采取措施,有的加固了门窗,有的干脆用沙袋、杂物之类把大门给顶了起来。其实,连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切毫无用处,不过是给自己一个精神上的安慰罢了。
就在布告贴出去不久,外交部得到消息,英国政府于
美国前“总领事”柯乐博看到布告后非常紧张。他一面立即派人将布告译成英文,急电美国国务院,一面打电话给英、法、荷、比、意五国的前领事,邀他们次日碰头,共谋对策。
这些人个个忧心忡忡的样子。大家落座之后,柯乐博先发言,他希望各位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抵制军管会的命令,拒不交出兵营。
但是,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各位前领事神情沮丧,态度消沉,信心不足,对他的建议反应消极。
就在柯乐博他们频繁接触却又一筹莫展的时候,北京市军管会又向他们发出了五○七号命令,令他们立即指派专人负责,按期腾交兵营,不得延误。
柯乐博并不死心。起草了一封致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信,试图以帝国主义与旧中国所签订的条约,从所谓“法理上”向人民政府“据理力争”。
信的抬头本来是给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但写好之后,柯乐博觉得作为“外交人员”,同军管会谈条约等外交问题似乎不太合适,于是又将台头改为致周恩来外长。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收到柯乐博的函之后,立即告诉他: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柯乐博他作为普通外国侨民,没有资格代表美国政府向中方表明态度。外事处随即把信函给他退了回去。
柯乐博赶紧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下一步的对策。美国国务院指示柯乐博继续对抗军管会的命令。柯乐博于是在
美国国务院接受了柯乐博的建议,马上照会英国政府,请求帮助。英国政府接到美国政府的请求后,随即电示高来含出面同人民政府接洽。随即,高来含给外交部打电话,以谈有关建交问题为由,请求拜会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司长宦乡。
在同宦乡会见时,高来含把柯乐博的信递了上来,表示:“我已接受英国政府之命,在一个问题上作一次美国政府的代言人,仅仅是代言人而已,并无其他任何用意。”
他一边把信递过去,一边接着说:“我接到英国政府来电,
宦乡当即回应道:“我必须
宦乡的一番话有理、有力、有节,直说得高来含面红耳赤。
面对美国政府的威胁,外交部及北京市军管会决定按照既定的方案行动,并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周恩来也在
接到毛泽东指示的当天,北京市军管会即通知柯乐博,接收兵营的行动将于次日上午9时开始。
征收行动开始
上午9点40分,军管会代表李幻山、谭志超带着一名联络员和一位摄影师来到前美国领事馆。
美方最先露面的是原领事馆副武官包瑞德。他在门口晃了一下,赶快把柯乐博叫了出来。柯乐博原来以为军管会会“大兵压境”,出来一看,没想到就来了这么几个人,惊讶之中,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军管会代表首先向柯乐博宣布,他们奉军管会之命令,前来接收原美国兵营。
柯乐博故作镇静地听完军管会代表的话,然后煞有介事地提出抗议,称:“此为美国政府财产,对此项征用我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由征用所引发之后果,应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
按照事先研究好的方案,前来接收的军管会代表不负责听取和回答任何问题和抗议,美国人如果有话要说,可以到军管会去说。所以,在柯乐博提出抗议时,李幻山等没有理睬他的话,只是命他带路来到与美国前领事馆一墙之隔的美国兵营大院。
进入大院后,李幻山允许柯乐博再重复一遍他刚才说过的话。柯乐博显然有点心虚,吭哧吭哧地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也许是太没自信了,说完之后,赶紧扯过身边的随从悄悄地问道:“我现在说的和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同没有?”
随从说你说的没错,还是刚才那些话。柯乐博这才踏实了些。
这时,李幻山回敬道:“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
柯乐博被噎了回去,心里窝火,表面上却强撑着,以免有失风度。
军管会代表在院子里巡视一圈后,发现已经通知这么多天了,可是美国兵营的院子里,却连一点要撤离的迹象也没有,显然是不想动弹。
于是,李幻山指着院子,非常严肃地对柯乐博警告道:“
此时的柯乐博已经没了刚才的气焰,他只好答应:一天之内将院内物品全部搬完,将院子交出。
军管会代表离去后,柯乐博真的没敢再拖延,赶忙组织人员搬运兵营内的物品。
在远处城墙上值勤的解放军战士隐约可以看到,严寒之中,柯乐博只穿一件衬衫,指挥一帮人忙得不可开交。
与此同时,对法、荷等国兵营的接收行动也按计划进行,并于当天下午4点全部结束。只有英国人的兵营稍稍推迟了一些。
继北京之后,天津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被人民政府收回,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驻兵权”被彻底地清除干净了。
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也是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外交战略的一个内容。所以,当外交部刚一成立,就由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外交部领事司牵头,会同各省市的外事部门,着手进行调查。
当时外国人的企业分几种情况,有的涉及国计民生,像美国人办的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如果马上让它关张,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和老百姓的生活不利;有的按我们当时的人力、技术力量,还不能把它取代,比如造船厂、航运船队等等;还有的如果把它赶跑,会造成大批工人的失业,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人开的“颐中烟草公司”。
根据这些情况,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经济势力。
本来,中央是计划利用几年的时间做完这项工作,然而国际形势的突变,使这个工作骤然加快。特别是对美国资产的清算。
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中共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马上提出几项应对方案。
当时各国在中国的资产,英国最多,美国人排在第二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一共有1700多家,其中英国人有299家,美国排在其后,有212家。这些公司主要是在上海,光是银行前前后后就开了12家。
首先,对美国的电力、公用事业、房地产等企业实行军事管制,把美国人在这些企业里面的股权、债权交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专门账户予以冻结。
对美国人所属的码头、仓库、船舶、石油公司等等,立即征用,撇开产权问题不谈,先把企业的管理权收归人民政府。对一些物资、房产,以及其他可以作价的财产,一律由人民银行按物作价,所收资金由人民银行予以冻结。当时有不少美国人的企业早就歇业,人民政府命令他们限期自行清理出售全部财产,所得款项同样由人民银行冻结。除此之外,对帝国主义过去凭借特权占有的地皮、农田、跑马场之类的地方,全部要收回。
上海是美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核心,其资产大部分集中在这里。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电厂抢了过来,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又重新回到美国人手里。
上海解放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对上海电力公司实行了军管,此时它的资产已经达到5700多万美元。
跟上海电力公司差不多,上海电话公司原来也是英国人的企业。1930年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用1000万两白银,从英国华洋德律风公司买下,并取得在上海英法租界内40年的经营权。
在成功实施对电力、电话、电气三大公司的管制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又分别对包括美国商业银行、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在内的115家美国企业施行了管制。
与此同时,北京、青岛、重庆等地也按照中央的方针,对美国企业、资产进行清查、冻结。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才基本结束,各地共接收管制美资企业304家,冻结的存款有上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