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交通学院收多少分:崇祯皇帝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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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遗恨

  崇祯,是明代的末朝皇帝。据史学家介绍,崇祯皇帝本人,倒并不是那种骄奢淫逸、昏庸无道的君主。相反的,他还比较务实,勤于朝政。在生活上,更是提倡朴素,节衣缩食。说起来,也可算是个很想搞好朝政、懂得节俭的皇帝。但问题在于,明代后面几朝的皇帝,基本上都是些荒淫无度的角色。他们贪图享乐,后宫淫乱。长年不理朝政,指派后宫太监去监督各部大臣,任用他们执掌生杀大权。横行不法,倒行逆施,已经将大明江山作践得差不多了。   到了崇祯末年,内库空虚,外强中干。宦官当道,奸党横行。老百姓流连失所,赤贫千里。各地的起义队伍,此起彼伏,纷纷举起造反旗帜。灾民们一呼百应,夺城掠地。势如破竹,直逼京城。而这时的崇祯,再想独挽狂澜,已是力不从心。再加上他用人不察,听信谗言,错杀于谦等爱国将领,导致众叛亲离,孤立无援。最后,在清军与闯王的双方相逼下,走投无路,只能在景山上吊,自尽而死。

  崇祯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造成了清军入关、异族占领的严重后果。血雨腥风,民众遭殃。从此,中原大地被满族统治了三百多年。所以说,崇祯他那末日来临之际的遗恨,同时也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国力衰弱,就会受到外族的欺凌与蹂躏。因而,在抗日战争前后,“南派京剧”的代表人物周信芳,特地编演了《明末遗恨》一剧,内容就是着重揭露那些身居要位的官僚,只图私利,不顾国亡。通过这出戏,呼吁民众奋发图强。同时,揭露与嘲讽当时国民政府官员们的贪得无厌,腐败无能。抗战不力,祸国殃民。该剧因为切中时弊,所以备受广大观众的欢迎。这在当时来说,等于是指斥当政者的昏庸无能,确实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周信芳演出这出戏,是需要具备高度的政治热情与胆识的。

  这出戏,由周信芳主演崇祯皇帝。一开场,就描写朝廷的内库空虚,需要筹措饷银。在金殿上,崇祯要求大臣们慷慨解囊,捐款付饷。谁想,那些大臣们谁也不愿响应。甚至连富可敌国的国丈、太师周奎,也只肯出几両银子。这时,清军已集结关外,闯王李自成的大军,也已逼近京城。而崇祯晚上出宫,只听得各处府衙的官员,竟还醉生梦死,传出管弦之声。国难当头,他们还在寻欢作乐。这些,也便是当时国民政府大官们的写照。眼看京城难保,崇祯想将太子托太师带走避难,结果竟连门也未能进去。

  崇祯万般无奈,深夜撞钟,想召集人马抵挡一阵,但是却无人应召前来,三次撞钟,只来了将领李国桢一人。最后,李国祯大战棋盘街,寡不敌众,直至阵亡。此时,崇祯已知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身处绝境,只得自缢于景山。周信芳在民族危亡之际,演出此剧,深刻地讽刺了当时国民政府官员们不顾国家安危、沉溺于金钱声色的丑态。同时,也大声疾呼:如果不奋勇抗战就只有灭亡的惨痛结局。唤起人们起来反抗,勇于战斗。保卫祖国,保卫家园。因此大家认为,周信芳在那时演出的《徽钦二帝》,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与积极意义。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邓小秋)  明朝崇祯皇帝对于科学进步的实质推进

        与康熙的行为对照,明朝的崇祯皇帝虽然没有如康熙那么摆出一副钻研西方科学历算,卖弄自己科学精神科学兴趣的作秀姿态,但他实行的一些政策,他对徐光启等人活动的大力支持,倒是切切实实地推动中西方科技的交流,科学水平地进步,培养了一批科学人才。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清朝统治下也散失。其实清朝统治下,不仅是这类明代翻译的科技书籍遭到如此命运,本土《天工开物》也都长期失传。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一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相关介绍,徐光启的《造强水法》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提到了制造无机酸(如硝酸或硫酸)的方法以及一些无机酸的性质。

        明代崇祯政府组织的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和他的大臣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1]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供给康熙一个人看的,应该就是前面席泽宗院士提到的被康熙阻止出版的《解剖学铨释》(AntonieMedchoue)。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崇祯年间的李天经时期,还有政府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回过头来关于《崇祯历书》,特别介绍一下。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席泽宗院士的弟子江晓原教授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2],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由此可见虽然崇祯皇帝没有象康熙那样自己摆出精通西方科学的姿态,或者搜罗那些天文仪器当成皇宫里的摆设玩物,但他对徐光启和李天经两人的支持,使得明朝末期中西方科技交流与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培养取得了远比康熙时期要大得多成就,而且民间得科学兴趣科学活动也康熙时期要活跃得多。 

明代崇祯皇帝自杀时为何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图)

 历代亡国之君中,明代的崇祯帝死得最凄凉。361年前的甲申年夏四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么,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帝用剑杀死了长公主,然后吊在紫禁城的煤山一棵槐树上。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们,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赵佶和崇祯帝相比,同样是自杀,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凄凉而是悲壮。大明和李自成军事力量的对比,远不如南宋和蒙元军事力量对比那样悬殊。蒙元是在扫平欧亚大陆,剪灭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后,包抄了疆土狭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时的蒙元来攻击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级大国美国进攻伊拉克一样,胜负早定。即使这样,南宋独自抗击了蒙元几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边的崖山。蒙元水师逼近,宋军在张世杰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惨烈无比的“崖山保卫战”,因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蹈海自杀。史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大战中和帝室失散的张世杰知道少帝已死,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遇飓风溺死海中。

  张世杰、陆秀夫和在北京就义的文天祥被后人称为“宋末三杰”。而为大宋殉葬的士人远不止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几百个儒生全部战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杀时,身边连半个陆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时,投降的大臣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江南一些缙绅起兵主要是为保卫家乡、保卫引以自豪的华夏文化,实在没有多少士人愿意为这个王室殉葬。连东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口口声声要殉国,待到国亡时,柳如是劝他投河成大节,钱说水太凉了,以后再说。他最终还是投降了满清,没当成陆秀夫。连后来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这些投降的大臣,说汉族文人太柔弱,让他们入了《贰臣传》。

  明代的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多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有时不遗余力的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不出文天祥和陆秀夫,倒是培养了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失败?关键是统治者并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

  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灭族实则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

  这样有计划既“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国家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没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还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则是相当尊重文人的。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设法来打击文人的气节,而赵匡胤则是想方设法来赢得文人的心,甚至给后世继位者立下具有宪法权威性的遗诏,规定不能以言论来杀文人。宋代养士三百多年,尽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撑危局。

  孟子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离到海上,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保卫。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时,大半河山还姓朱,可皇帝身边只剩下个太监了———明代的皇帝对太监往往比对文臣好得多,最后殉葬的是太监也在情理之中。     (燕赵都市报作者:十年砍柴) [编辑: 孙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