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发改委网:溫家寶8年記者招待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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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8年記者招待會觀察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3-20 11:12:51  

在溫家寶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感性政治得到了展示。

  中評社北京3月20日訊/中國總理記者招待會,作為特定時空語境下的政治傳播活動,已成為中國對外傳播的高端平台,成為向世界說明中國的重要樣本。如今,參加總理記者招待會的中外記者有1000人之多,可見總理記者招待會的影響力。從2003年-2010年溫家寶總理記者招待會中,我們會發現一些值得關注的變化和特征。《新京報》今天登載文章“向世界說明中國 溫家寶總理8年記者招待會觀察”,內容如下:

  媒介是人體的延伸,也是政治觸角的延伸。

  安東尼.吉登斯曾有這樣的描述:“比起身邊發生的事來,我們或許更熟悉發生在遠方的事情,並將它融入到個人經驗的框架中”。現代政治對大眾媒體的依賴越來越厲害,這是有目共睹的現實。有西方學者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形象政治”。

  不論是在國內政治領域,還是國際政治領域,大眾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在如今的媒介化社會中,沒有傳播,政治就寸步難行。甚至有學者這樣說:政治即傳播。沒有媒介,政治傳播就無從談起。

  中國總理記者招待會,作為特定時空語境下的政治傳播活動,已成為中國對外傳播的高端平台,成為向世界說明中國的重要樣本。如今,參加總理記者招待會的中外記者有1000人之多,可見總理記者招待會的影響力。

  從2003年-2010年溫家寶總理記者招待會中,我們會發現一些值得關注的變化和特征。

中國媒體占據半壁江山

  從表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特點和趨向。 

中國總理記者招待會是中國搭建的面向世界的政治傳播平台,在這一重要的傳播領地上,中國媒體扮演主角。

  從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出,在2003年-2010年的記者招待會中,共有13個國家(地區)52家媒體的記者提問。其中,中國內地媒體有8家,比例達到15.3%,如果加上中國香港9家(17.3%)和中國台灣8家(15.3%)媒體,獲得提問的中國媒體比例達到近50%,也就是說,中國媒體在記者招待會上占據了半壁江山的比重。

  在內地媒體中,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4家,獲得了最多的提問機會。

  每次記者招待會有11-15位記者提問,平均是13位,不無巧合的是:每次都有4位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約占30%,這個比例與提問數量的比例基本持平。

  可見,中國媒體在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是絕對的主場角色,這些國家級媒體的表現關乎中國輿論的宏觀走向。

  不過,遺憾的是,招待會上還沒有見到地方媒體或其他都市類媒體記者的提問。

西方強勢媒體頗受關注

  美、英、德、法、日、俄六國的媒體,共獲得了46次提問,占總計104個提問中的44.2%。特別是美國媒體,是除中國大陸的媒體之外得到提問次數最多的媒體,達到16次之多,平均每次招待會有2次。

  美國媒體記者在每次記者招待會中都得到比其他國家的媒體更多的提問機會,不管他們的問題多麼敏感,也會受到關注。在美國媒體中,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華爾街日報、美聯社得到的提問次數最多,分別得到4次、4次、3次提問,可見,美國媒體在中國總理記者招待會上的分量和地位。

  英國的金融時報、路透社、日本的NHK、法國的法新社以及俄國的塔斯社等媒體,在記者招待會上也得到較多的提問機會。

  在中國總理記者招待會上,中國媒體發揮了主場作戰的優勢,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但從中國之外的媒體格局看,西方主流媒體的優勢地位是很顯著的,這基本反映了現今國際傳播格局的真實境況。

不同媒體立場存在差異

  從這8年總理記者招待會的內容上看,我們可以發現以下一些特點或趨向: 

在參加記者招待會的記者身上,都或深或淺地體現了特定國家或媒體的利益立場。這就造成媒體、記者所提問題框架的差異。

  在記者招待會上,記者們往往是帶著不同的問題框架來提問的,不可能在同一的框架中唱“同一首歌”。就中國內地記者的表現看,其問題框架也是有國家立場的,問題水準提升也很快。如今,中國記者的問題設計與那些國際特大媒體記者比較起來,也不遜色。

  再看境外媒體記者的問題框架,我們會發現,歐美發達國家與亞洲國家、中國台港地區的媒體記者提問角度、立場往往有很大差異,即便是歐美發達國家的記者提問,也會存在較大的不同。這對發言人的駕馭能力構成不小的挑戰。

  不過,如果處理得當,完全可以利用這個平台來增進國外媒體對中國的理解,改變一些媒體記者的意識形態偏見,促進不同問題框架之間的理解和對話。

傳播技巧逐漸嫻熟

  總理記者招待會多是以現場直播的形式進行的。記者招待會各角色直接進入狀態,以進行時的方式對外界直播。

  雖然在記者招待會之前,盡可能把準備活動做足做透。即便這樣,在記者招待會現場,還會有預料不到問題出現,出現猝不及防的“險情”問題。處理這些問題,要看發言人現場“急智”能力,同時考驗發言人的“控場”經驗。

  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面對這些棘手問題,特點是真誠、沉著。比如在2004年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如果群眾有了困難得不到解決,就可能選擇上訪和信訪,請問您怎麼看群眾上訪的問題?您在平時的工作中是否接觸過群眾上訪的事?您又是怎麼處理的?

  溫家寶的回應有原則,也有彈性,他說,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

展示感性的政治魅力

  梅裡亞姆認為,政治表現為兩種:感性政治與理性政治。 

所謂“感性政治”就是為維護權力而使用感性的、非理性的“使人激動的東西”,即利用某種象徵和儀式來調動人們的感情和情緒來維護權力;所謂“理性政治”就是訴諸合理且明智的“使人可以確信的東西”,即通過理論和實際符合的意識形態等來獲得人們對權力的理性支持。

  成功的政治,需要這兩種政治的互濟。借助感性政治策略進行政治營銷,對於塑造成功政治人形象有莫大助益,有助於政治溝通的成功。

  總理是一個國家、政府的人格化身。在溫家寶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感性政治得到了展示。

  在2003年記者招待會上,剛剛走馬上任的溫家寶以林則徐的詩句明其心志:“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時隔八年,2010年,他又吟誦《離騷》中的詩句“亦餘心之所向兮,雖九死其尤未悔”抒懷言志。這有利於豐富中國總理的媒體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