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贵州海事局待遇怎么样:两汉的沙尘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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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夏四月，出现了异常的天象。皇帝为之惊心，慌忙召见各行政部门的高级长官，征询对于国家政策的批评，要求他们无所讳言。《汉书》卷10《成帝纪》有这样的记载：“夏四月，黄雾四塞。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有的朝臣果然大胆直言，发表了批评外戚当权的政见。太后的兄长，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惶恐不安，竟然上书谢罪辞职。虽然汉成帝予以挽留，王凤集团专权跋扈的地位已经动摇。《汉书》卷98《元后传》就这一史事写道，“其夏，黄雾四塞终日。天子以问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其答对，都以为是“阴盛侵阳之气”的表现。“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因此上天以异象警告。王凤恐惧，上书辞职。汉成帝的答复则说责任在于自身：“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令王凤维持原任，“专心固意”，“毋有所疑。”
对于所谓“黄雾四塞”，颜师古解释说：“塞，满也。言四方皆满。”现在看来，这其实是指强风夹带大量沙尘，使能见度极度恶化的灾难性的沙尘暴天气。
《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就汉成帝建始元年的这次沙尘暴有更为具体的记述：
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
四月辛丑夜，西北方向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有黄尘腾起。这里所说的“夜”，应当是指黄昏。黄尘可能借夕日之光汹汹如火势。有的学者指出，所谓“沙尘暴壁”往往“呈现上黄、中红、下黑的旋转式尘团”，从光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是因沙尘散射高空阳光的作用而生成的。[1]次日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一日一夜间，黄土尘不断由天而降。这显然是典型的沙尘暴。
通过对近年沙尘暴的过程纪实的分析，可以知道沙尘暴发生季节的特征是春季3～5月最为频繁，尤以5月为多，而发生时间，则多在下午。[2]汉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发生的这次沙尘暴，也体现了同样的特征。
对于其起因的分析，《五行志下之上》归结于外戚专权的政治因素，又说，汉哀帝时再次因外戚地位异常上升，曾经发生了同样的天象，“哀帝即位，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杨宣对曰：‘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此殆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也。’”又引京房《易传》的说法，指出大臣有责任推举贤人，否则将发生灾变，“厥异黄，厥咎聋，厥灾不嗣”。京房解释说，“黄者，日上黄光不散如火然，有黄浊气四塞天下。蔽贤绝道，故灾异至绝世也。”京房从政治神学的视角出发，以为“有黄浊气四塞天下”是严重的灾异，其原因在于政坛的“蔽贤绝道”。
汉成帝建始元年夏季的“黄雾四塞”，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据《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100年之后，汉章帝建初元年（76），有封爵外戚的动议，遭到太后的拒绝。次年夏季，大旱，有人以为是不封外戚的缘故。太后诏书中再次申明不允许封爵诸舅的原则立场，同时又说到汉成帝时“黄雾四塞”事，以为历史鉴诫：“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
汉桓帝时，大鸿胪赵典对贵戚无功受封事提出反对意见，指出：“无功而赏，劳者不劝，上忝下辱，乱象干度。”[3]李贤引述《汉书》进行解释：“《前书》曰，成帝时，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气赤，黄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则乱象干度。”这里所依据的，当是前引《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所谓“哀帝即位，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杨宣对曰：‘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此殆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也。’”[4]
然而对于这次“丁、傅复然”事，《五行志》没有明确的记录。谏大夫杨宣所言，似乎含糊其辞，或许只是说发生了类似的异常征象。据《汉书》卷27《五行志》记载，汉哀帝时似未见“黄雾四塞”事，而建平年间所发生的据说与“丁、傅”外戚集团专权有关的特殊的异象确实十分频繁，例如定襄牡马生驹三足，帝祖母傅太后所居桂宮鸿宁殿灾，民惊走传行诏筹，歌舞祠西王母，山阳湖陵雨血，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等。这些异象，都被解释为与“丁、傅”集团权力的异常上升有关，许多被看作丁氏、傅氏不久败亡，即王莽“诛贵戚丁、傅”事件的预兆。
汉成帝之后又一次“黄雾四塞”情形，见于王莽时代的记录。《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记载：天凤元年（14），“六月，黄雾四塞。”
史书记述沙尘暴天气，又写作“霾”，或称“雨土”。
《后汉书》卷30下《郎顗传》写道，汉顺帝时，忠炻偶艏味辏?33）正月，郎顗上书有“太阳不光，天地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语。李贤注：“《尔雅》：‘风而雨土为霾。’”今按：“风而雨土为霾”，见于《尔雅·释天》。
“霾雾蔽日”的情形，有时又写作“昼晦”。
“昼晦”，有的是因日食而引起，有的也指沙尘暴气象。
《史记》卷7《项羽本纪》记载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军与刘邦军的彭城会战，沙尘暴天气竟然对战局发生了影响：“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同一事件，《汉书》卷1上《高帝纪上》写道：“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砂石，昼晦，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刘邦军原本大败，又陷于重围之中，然而意外的沙尘暴使占据显著优势的楚军“大乱，坏散”，刘邦于是得以逃脱。如果没有这一突然的气象异常，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走向很可能会发生若干变化。
司马迁笔下对于“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的描写，可以说是极其真实生动地形容了沙尘暴骤起的场面。而“大风从西北而起”，与《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同样，从风向来说，与近世沙尘暴科学监测资料所见往往与强西北气流有关的情形也有共同之处。
汉代西北边地因特殊的植被条件，或称“流沙”[5]，或称“沙漠”[6]，或称“沙幕”[7]，或称“积沙之地”[8]。《盐铁论·轻重》说：“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也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胡地沙鹵，多乏水草。”《汉书》卷55《霍去病传》写道，汉军与匈奴作战，一如项羽刘邦经历，也曾经遇到“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的情形。当地局部地方的沙尘暴显然频繁发生。敦煌汉简于是可以看到“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2253）的简文。《后汉书》卷84《列女传·董祀妻》记述著名的蔡文姬故事，引录其诗，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句，其中所谓“尘冥冥”，也形容了西北边地的沙尘暴景象。传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中“烟尘蔽野”以及“疾风千里兮扬尘沙”，“风浩浩兮暗塞昏营”等辞句，也都可以使人联想到沙尘暴盛起的形势。
自然，前引“黄雾四塞”、“霾雾蔽日”诸例，是危害至于黄河中游京师地方的特别严重的沙尘暴。
《史记》卷128《龟策列传》褚先生补述，博士卫平回忆殷纣王专政时政治黑暗，灾异横生，指出其中表现之一，即“飘风日起，正昼晦冥”。所谓“飘风”的理解，一说旋风，一说暴风。《诗·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汉代学者毛亨有“飘风，迴风也”的解释。《诗·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为飘风。”毛亨又解释说：“飘风，暴起之风。”比较而言，似以“暴风”的解释更为妥当。《淮南子·时则》和《道应》都有“飄风暴雨”的说法，“飄”与“暴”是平等并列的关系。《淮南子·兵略》说到兵战的“气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这里所谓“飘风”，与“雷霆”相互对应，也应当理解为暴风。《龟策列传》褚先生补述所说的“飘风日起，正昼晦冥”，很可能也是说沙尘暴天气。
如果进行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从现有的资料看，两汉400年间，沙尘暴的记录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据正史的明确记载，两晋155年间，“黄雾四塞”一类异常天气的记载就有8次之多，平均19.37年一次。如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冬十月乙未“黄雾四塞”，晋元帝太兴四年（321）八月“黄雾四塞”，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春正月癸巳“黄雾四塞”，二月乙丑“黄雾四塞”，晋穆帝永和七年（351）三月“凉州大风拔木，黄雾下尘”，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春二月癸未“黄雾四塞”，太元二十年（395）十一月“黄雾四塞，日月晦冥”，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十月丙申“黄雾昏浊不雨”等[9]。再以唐代为例，在当时的记载中，沙尘暴通常写作“黄雾四塞”、“雨土”，或如《旧唐书》卷36《天文志下》所谓“黄雾昏”，《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所谓“黄雾昏浊”，《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所谓“昏雾四塞”，《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所谓“风霾，日色无影”，《旧唐书》卷32《天文志二》所谓“风霾，日无光，近昼昏也”，以及《旧唐书》卷19上《僖宗本纪》所谓“天雨黄土遍地”，《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所谓“雨黄土”、“黑风雨土”、“雨土，天地昏霾”、“大风雨土，跬步不辨物色”、“大风，飞沙为堆”等。两《唐书》记载唐代289年间，沙尘暴凡25次，平均11.56年一次。
汉代沙尘暴发生较少，自然有各地方气象记录尚不十分完备的因素，也就是说，可能存在沙尘暴虽然发生然而却未曾在史书上留下记载的情形。但是在神秘主义观念弥漫社会上下的文化背景下，严重的灾异是受到特别的重视的，执政集团因此承受沉重的压力，甚至往往因此引起政治争斗，因而这种异象在记载中遗漏的可能性非常小。应当说，沙尘暴在当时确实是较为罕见的天气现象，这也是这一天象一旦发生则往往受到当政者重视的原因之一。
对于作为灾异的沙尘暴，当时人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基点出发，联系政治文化进行神学的解释。每当这样的灾异发生，多有政要发表行政检讨，或进行政策修补。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则借此进行政治批判。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些情形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就这一现象进行历史分析，当然应当以科学的眼光，从自然生态条件和人文活动影响等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
两汉时期沙尘暴发生的密度较小，有多种因素，当时生态条件与今不同，植被状况比较完好，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人口的数量和农耕的规模，都可能影响自然环境。而当时人们的自然观和生态观的某些积极内容，也可以对生态保护产生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中都有关于限制砍伐山林的规定，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也记录了有关伐木的时日禁忌。这些适应生态条件，爱护生态条件的礼俗，在汉代民间依然发生着显著的影响。《四民月令》中有正月“可剶树枝”，“自是月以终季夏，不可以伐竹木”等内容，也是体现生态保护意识的文化迹象。就对自然植被的保护而言，新近发现的敦煌悬泉置遗址墙壁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禁止伐木 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毋擿剿 谓剿空实皆不得摘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毋侵水泽□陂池□□……
毋焚山林 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也虫草木□□四月尽
毋烧灰 谓□……
毋用火南方 尽八[10]
这一资料，可以说明对于植被的保护，当时已经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些自觉或并不十分自觉的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礼俗和制度，都是我们在讨论两汉时期的生态条件，认识当时相应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形态时应当予以注意的。
对于历史时期的沙尘暴灾害，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综合研究。然而现有成果就文献资料的搜辑来说，尚远远未能完备[11]，更深层的研究自然难以推进。本文以两汉时期为限，试作必要的分析，而更进一步的研究，尚有待于今后的工作。
历代吟咏王昭君事迹的诗作中，杜甫、李白各有“一去紫台连朔漠”（《王昭君二首》），“蛾眉憔悴没胡沙”（《咏怀古迹五首》）的名句。明代画家仇英在《明妃出塞图》中描绘了汉代西北边地“朔漠”千里，“胡沙”连天的景象。
历代吟咏王昭君事迹的诗作中，杜甫、李白各有“一去紫台连朔漠”，“蛾眉憔悴没胡沙”的名句。明代画家仇英在《明妃出塞图》中描绘了汉代西北边地“朔漠”千里，“胡沙”连天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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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式功等：《甘肃河西“5.5”黑风天气系统结构特征及其成因分析》，方宗义等编：《中国沙尘暴研究》，气象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4页。
[2]陕西省气象台：《陕西北部春季沙尘暴的气候特征及预报初探》，许宝玉等：《西北地区五次特强沙尘暴前期形势和要素场的综合分析与预报》，方宗义等编：《中国沙尘暴研究》，气象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页至第23页，第44页至第45页。
[3]《后汉书》卷27《赵典传》。
[4]对于“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颜师古注：“《外戚传》：傅太后弟子喜封高武侯，晏封孔乡侯，商封汝昌侯，同母弟子郑业为阳信侯，丁太后兄明封阳安侯，子滿封平周侯。傅氏、郑氏侯者四人，丁氏侯者二人。今此言六人为列侯，其数是也。傅氏、丁氏、郑氏则有之，而不见周氏所出。《志》《传》不同，未详其意。”
[5]《史记》卷1《五帝本纪》：“西至于流沙。”卷2《夏本纪》：“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卷6《秦始皇本纪》：“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卷24《乐书》：“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司马相如《大人赋》：“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
[6]《盐铁论·备胡》，《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
[7]《汉书》卷54《李陵传》，卷70《陈汤传》，卷94下《匈奴列传下》，《汉书》卷6《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8]《盐铁论·通有》。
[9]分别见于《晋书》卷4《惠帝纪》，卷6《明帝纪》，卷9《孝武帝纪》，卷12《天文志中》，卷29《五行志下》，卷123《慕容垂载记》。
[1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5期。
[11]如宋正海总主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209页至第225页，第232页至第243页；黄兆华：《我国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的风沙尘暴》，方宗义等编：《中国沙尘暴研究》，气象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1页至第33页。这些成果，都存在对于历史资料辑录未能十分完备，理解未能十分准确的问题。
编辑：陈爽
对于所谓“黄雾四塞”，颜师古解释说：“塞，满也。言四方皆满。”现在看来，这其实是指强风夹带大量沙尘，使能见度极度恶化的灾难性的沙尘暴天气。
《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就汉成帝建始元年的这次沙尘暴有更为具体的记述：
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
四月辛丑夜，西北方向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有黄尘腾起。这里所说的“夜”，应当是指黄昏。黄尘可能借夕日之光汹汹如火势。有的学者指出，所谓“沙尘暴壁”往往“呈现上黄、中红、下黑的旋转式尘团”，从光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是因沙尘散射高空阳光的作用而生成的。[1]次日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一日一夜间，黄土尘不断由天而降。这显然是典型的沙尘暴。
通过对近年沙尘暴的过程纪实的分析，可以知道沙尘暴发生季节的特征是春季3～5月最为频繁，尤以5月为多，而发生时间，则多在下午。[2]汉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发生的这次沙尘暴，也体现了同样的特征。
对于其起因的分析，《五行志下之上》归结于外戚专权的政治因素，又说，汉哀帝时再次因外戚地位异常上升，曾经发生了同样的天象，“哀帝即位，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杨宣对曰：‘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此殆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也。’”又引京房《易传》的说法，指出大臣有责任推举贤人，否则将发生灾变，“厥异黄，厥咎聋，厥灾不嗣”。京房解释说，“黄者，日上黄光不散如火然，有黄浊气四塞天下。蔽贤绝道，故灾异至绝世也。”京房从政治神学的视角出发，以为“有黄浊气四塞天下”是严重的灾异，其原因在于政坛的“蔽贤绝道”。
汉成帝建始元年夏季的“黄雾四塞”，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据《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100年之后，汉章帝建初元年（76），有封爵外戚的动议，遭到太后的拒绝。次年夏季，大旱，有人以为是不封外戚的缘故。太后诏书中再次申明不允许封爵诸舅的原则立场，同时又说到汉成帝时“黄雾四塞”事，以为历史鉴诫：“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
汉桓帝时，大鸿胪赵典对贵戚无功受封事提出反对意见，指出：“无功而赏，劳者不劝，上忝下辱，乱象干度。”[3]李贤引述《汉书》进行解释：“《前书》曰，成帝时，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气赤，黄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则乱象干度。”这里所依据的，当是前引《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所谓“哀帝即位，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杨宣对曰：‘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此殆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也。’”[4]
然而对于这次“丁、傅复然”事，《五行志》没有明确的记录。谏大夫杨宣所言，似乎含糊其辞，或许只是说发生了类似的异常征象。据《汉书》卷27《五行志》记载，汉哀帝时似未见“黄雾四塞”事，而建平年间所发生的据说与“丁、傅”外戚集团专权有关的特殊的异象确实十分频繁，例如定襄牡马生驹三足，帝祖母傅太后所居桂宮鸿宁殿灾，民惊走传行诏筹，歌舞祠西王母，山阳湖陵雨血，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等。这些异象，都被解释为与“丁、傅”集团权力的异常上升有关，许多被看作丁氏、傅氏不久败亡，即王莽“诛贵戚丁、傅”事件的预兆。
汉成帝之后又一次“黄雾四塞”情形，见于王莽时代的记录。《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记载：天凤元年（14），“六月，黄雾四塞。”
史书记述沙尘暴天气，又写作“霾”，或称“雨土”。
《后汉书》卷30下《郎顗传》写道，汉顺帝时，忠炻偶艏味辏?33）正月，郎顗上书有“太阳不光，天地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语。李贤注：“《尔雅》：‘风而雨土为霾。’”今按：“风而雨土为霾”，见于《尔雅·释天》。
“霾雾蔽日”的情形，有时又写作“昼晦”。
“昼晦”，有的是因日食而引起，有的也指沙尘暴气象。
《史记》卷7《项羽本纪》记载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军与刘邦军的彭城会战，沙尘暴天气竟然对战局发生了影响：“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同一事件，《汉书》卷1上《高帝纪上》写道：“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砂石，昼晦，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刘邦军原本大败，又陷于重围之中，然而意外的沙尘暴使占据显著优势的楚军“大乱，坏散”，刘邦于是得以逃脱。如果没有这一突然的气象异常，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走向很可能会发生若干变化。
司马迁笔下对于“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的描写，可以说是极其真实生动地形容了沙尘暴骤起的场面。而“大风从西北而起”，与《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同样，从风向来说，与近世沙尘暴科学监测资料所见往往与强西北气流有关的情形也有共同之处。
汉代西北边地因特殊的植被条件，或称“流沙”[5]，或称“沙漠”[6]，或称“沙幕”[7]，或称“积沙之地”[8]。《盐铁论·轻重》说：“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也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胡地沙鹵，多乏水草。”《汉书》卷55《霍去病传》写道，汉军与匈奴作战，一如项羽刘邦经历，也曾经遇到“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的情形。当地局部地方的沙尘暴显然频繁发生。敦煌汉简于是可以看到“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2253）的简文。《后汉书》卷84《列女传·董祀妻》记述著名的蔡文姬故事，引录其诗，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句，其中所谓“尘冥冥”，也形容了西北边地的沙尘暴景象。传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中“烟尘蔽野”以及“疾风千里兮扬尘沙”，“风浩浩兮暗塞昏营”等辞句，也都可以使人联想到沙尘暴盛起的形势。
自然，前引“黄雾四塞”、“霾雾蔽日”诸例，是危害至于黄河中游京师地方的特别严重的沙尘暴。
《史记》卷128《龟策列传》褚先生补述，博士卫平回忆殷纣王专政时政治黑暗，灾异横生，指出其中表现之一，即“飘风日起，正昼晦冥”。所谓“飘风”的理解，一说旋风，一说暴风。《诗·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汉代学者毛亨有“飘风，迴风也”的解释。《诗·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为飘风。”毛亨又解释说：“飘风，暴起之风。”比较而言，似以“暴风”的解释更为妥当。《淮南子·时则》和《道应》都有“飄风暴雨”的说法，“飄”与“暴”是平等并列的关系。《淮南子·兵略》说到兵战的“气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这里所谓“飘风”，与“雷霆”相互对应，也应当理解为暴风。《龟策列传》褚先生补述所说的“飘风日起，正昼晦冥”，很可能也是说沙尘暴天气。
如果进行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从现有的资料看，两汉400年间，沙尘暴的记录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据正史的明确记载，两晋155年间，“黄雾四塞”一类异常天气的记载就有8次之多，平均19.37年一次。如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冬十月乙未“黄雾四塞”，晋元帝太兴四年（321）八月“黄雾四塞”，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春正月癸巳“黄雾四塞”，二月乙丑“黄雾四塞”，晋穆帝永和七年（351）三月“凉州大风拔木，黄雾下尘”，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春二月癸未“黄雾四塞”，太元二十年（395）十一月“黄雾四塞，日月晦冥”，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十月丙申“黄雾昏浊不雨”等[9]。再以唐代为例，在当时的记载中，沙尘暴通常写作“黄雾四塞”、“雨土”，或如《旧唐书》卷36《天文志下》所谓“黄雾昏”，《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所谓“黄雾昏浊”，《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所谓“昏雾四塞”，《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所谓“风霾，日色无影”，《旧唐书》卷32《天文志二》所谓“风霾，日无光，近昼昏也”，以及《旧唐书》卷19上《僖宗本纪》所谓“天雨黄土遍地”，《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所谓“雨黄土”、“黑风雨土”、“雨土，天地昏霾”、“大风雨土，跬步不辨物色”、“大风，飞沙为堆”等。两《唐书》记载唐代289年间，沙尘暴凡25次，平均11.56年一次。
汉代沙尘暴发生较少，自然有各地方气象记录尚不十分完备的因素，也就是说，可能存在沙尘暴虽然发生然而却未曾在史书上留下记载的情形。但是在神秘主义观念弥漫社会上下的文化背景下，严重的灾异是受到特别的重视的，执政集团因此承受沉重的压力，甚至往往因此引起政治争斗，因而这种异象在记载中遗漏的可能性非常小。应当说，沙尘暴在当时确实是较为罕见的天气现象，这也是这一天象一旦发生则往往受到当政者重视的原因之一。
对于作为灾异的沙尘暴，当时人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基点出发，联系政治文化进行神学的解释。每当这样的灾异发生，多有政要发表行政检讨，或进行政策修补。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则借此进行政治批判。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些情形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就这一现象进行历史分析，当然应当以科学的眼光，从自然生态条件和人文活动影响等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
两汉时期沙尘暴发生的密度较小，有多种因素，当时生态条件与今不同，植被状况比较完好，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人口的数量和农耕的规模，都可能影响自然环境。而当时人们的自然观和生态观的某些积极内容，也可以对生态保护产生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中都有关于限制砍伐山林的规定，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也记录了有关伐木的时日禁忌。这些适应生态条件，爱护生态条件的礼俗，在汉代民间依然发生着显著的影响。《四民月令》中有正月“可剶树枝”，“自是月以终季夏，不可以伐竹木”等内容，也是体现生态保护意识的文化迹象。就对自然植被的保护而言，新近发现的敦煌悬泉置遗址墙壁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禁止伐木 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毋擿剿 谓剿空实皆不得摘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毋侵水泽□陂池□□……
毋焚山林 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也虫草木□□四月尽
毋烧灰 谓□……
毋用火南方 尽八[10]
这一资料，可以说明对于植被的保护，当时已经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些自觉或并不十分自觉的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礼俗和制度，都是我们在讨论两汉时期的生态条件，认识当时相应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形态时应当予以注意的。
对于历史时期的沙尘暴灾害，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综合研究。然而现有成果就文献资料的搜辑来说，尚远远未能完备[11]，更深层的研究自然难以推进。本文以两汉时期为限，试作必要的分析，而更进一步的研究，尚有待于今后的工作。
历代吟咏王昭君事迹的诗作中，杜甫、李白各有“一去紫台连朔漠”（《王昭君二首》），“蛾眉憔悴没胡沙”（《咏怀古迹五首》）的名句。明代画家仇英在《明妃出塞图》中描绘了汉代西北边地“朔漠”千里，“胡沙”连天的景象。
历代吟咏王昭君事迹的诗作中，杜甫、李白各有“一去紫台连朔漠”，“蛾眉憔悴没胡沙”的名句。明代画家仇英在《明妃出塞图》中描绘了汉代西北边地“朔漠”千里，“胡沙”连天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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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式功等：《甘肃河西“5.5”黑风天气系统结构特征及其成因分析》，方宗义等编：《中国沙尘暴研究》，气象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4页。
[2]陕西省气象台：《陕西北部春季沙尘暴的气候特征及预报初探》，许宝玉等：《西北地区五次特强沙尘暴前期形势和要素场的综合分析与预报》，方宗义等编：《中国沙尘暴研究》，气象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页至第23页，第44页至第45页。
[3]《后汉书》卷27《赵典传》。
[4]对于“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颜师古注：“《外戚传》：傅太后弟子喜封高武侯，晏封孔乡侯，商封汝昌侯，同母弟子郑业为阳信侯，丁太后兄明封阳安侯，子滿封平周侯。傅氏、郑氏侯者四人，丁氏侯者二人。今此言六人为列侯，其数是也。傅氏、丁氏、郑氏则有之，而不见周氏所出。《志》《传》不同，未详其意。”
[5]《史记》卷1《五帝本纪》：“西至于流沙。”卷2《夏本纪》：“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卷6《秦始皇本纪》：“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卷24《乐书》：“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司马相如《大人赋》：“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
[6]《盐铁论·备胡》，《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
[7]《汉书》卷54《李陵传》，卷70《陈汤传》，卷94下《匈奴列传下》，《汉书》卷6《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8]《盐铁论·通有》。
[9]分别见于《晋书》卷4《惠帝纪》，卷6《明帝纪》，卷9《孝武帝纪》，卷12《天文志中》，卷29《五行志下》，卷123《慕容垂载记》。
[1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5期。
[11]如宋正海总主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209页至第225页，第232页至第243页；黄兆华：《我国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的风沙尘暴》，方宗义等编：《中国沙尘暴研究》，气象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1页至第33页。这些成果，都存在对于历史资料辑录未能十分完备，理解未能十分准确的问题。
编辑：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