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尼迩滴耳油:我们的宿命: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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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宿命:记录

(2006-10-14 11:57:2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b0bcc3010005nf.html  十年砍柴  国庆长假过后的第二天,我来到北京,看到大同老师惠赠的书《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拿回家一口气读完,直至东方即白。这部书的历史价值,我认为远远超过大同前一部书《冰点故事》。前一部书固然精彩,但主要是述说这个新闻名栏目成长的过程,所具有的更多的是新闻学的价值,而这部只能在香港出版的书,记录了《冰点》这两年来在波诡云谲、风雨如晦的大气候下所遭遇的命运,这些记录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真实的截面,其价值远远超过新闻学。若干年后,通过这本书,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一代人,能窥见历史上,曾有一类知识分子,不仅仅为了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也为自己所在的这个人群的自由和尊严,做出过多么艰难的抗争。也许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已经像空气和水分一样习以为常,但在业已成为历史的当下,争取一点一滴的水和空气,却要费那么大的力气,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就像我们肉身上的膝盖,今天挺起来不给别人下跪似乎天经地义,而在过去的两千年,没有几个人免于给皇帝下跪的命运。总有一天,我们精神上的膝盖也会挺立起来,没人敢于和能够强迫其跪下,时代总会在进步。这些进步是无数人点滴的努力汇成的,在这行进的路途中,参与者的各种言行会被记录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

  看完这本书,我想起长假后第一天参加某部委的一个媒体记者茶话会,到会者都是长期从事教育报道或编辑的新闻人,有来自中央媒体,也有来自首都都市报,还有来自几家门户网站。主持这个会议的新闻官,希望大家能出点主意,如何使这个部门的重大工作能使民众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因为这个部门的工作关系每家每户,因此常常处在聚光灯下。这个姿态已经表明,行政部门越来越意识到,民意还是有些力量的。 但茶话会发言的顺序还是严格地按照官方规格安排的,从人民日报开始,再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以及教育报道占相当比例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教育电视台,临近结束时,主持人“格外开恩”,让我这个来自一家对教育报道并不重视的媒体记者侃侃,大约因为圈内我爱侃是有点名气的。 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都市报和网站的同行们,让他们谈谈。因为那些牌子很亮的媒体报道,官员们更加关注,民众则愿意从都市报和网站上获取信息。 我发言开始就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困惑,因为我不知道我写出来的东西给谁看,又有谁看。我把自己发表的东西分成四类,一类是职务行为,一类是给都市报写的时评和专栏,一类是发表在网上的文字,还有一类是就某个感兴趣的领域有系统地写书。后三类的写作,我自己非常明确地知道给谁看,谁会看。只有第一类写作,也是我更应该认真对待的职务写作,却很难说有什么影响。 但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是尽量地记录一些真实的东西,譬如前不久随团去西部两省区采访农村义务教育改革,这当然是一次主题先行的讴歌式报道,作为这个圈内的人,我的写作不能逾矩,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就只能消极地应付差事。在本报发表几篇有关此次采访的报道后,我写了一个采访札记,把自己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思考写了进去。在这篇札记里我写道: “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中国人等了三千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等了五十余年。” “当我看到大巴山中间那些老人们,大声地说自己的孙子真是赶上好时光,读书竟然不用交钱了。作为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我一方面能真切地感觉到那种发自内心的欣喜,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一丝苦涩。已经实施了二十年的义务教育法中的承诺,在西部农村今日得到了兑现,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政府已经有能力先西部后全国,先农村后城市,逐步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是政府责任之所在,亦是执政党加强执政地位的正当性来源之一。” 

“采访中有农民说要是看病也像娃儿上学这样就好了,这当然可视为得陇望蜀,人之常情,但决不能说这种期望是非分之想,而应是现代社会一个公民合乎情理的要求。因此,我认为免除农业税和免费义务教育可能会带来一种意义重大的‘副产品’ :公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越来越认识到有些权利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在遵守法律的同时,自己可以堂堂正正要求政府、监督政府。这种公民意识的培育将极大地促进一个法治社会的建立。”

“新农村决不仅仅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提高,房子漂亮了,家里的摆设现代化了,而是传统农民成为现代公民,几千年依托宗法的农村社会结构朝着法治的、文明的现代社会转化。——而这一切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完成。采访中我看到许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照顾的‘留守儿童’,表面上这是一幅‘野老念牧童,倚仗候柴扉’、能体现中国传统农村人伦之美的图景,但表象相同而内质却有霄壤之别。大批青壮劳力进城务工,大量‘空巢村庄’的出现,老人和孩子不得不留在乡村相互扶持,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村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变为工商社会必定会出现的场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不想展开讨论。我以为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在传统的城乡割裂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下寻求方法,而是在城乡一体的思路下方可得到解决。” 

这类采访札记,我当记者七八年来,写了近二十万字,这类东西在本报不能发表,那么有人会问,写这些有什么用呢?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仅为在某张报纸上发表而写作,更不能仅为能在某报某版面发表而思考。我们应当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记录下来这些,总会有一天凸现其价值的。

因为,我们的宿命就是记录。

  大同老师的这本书更给我的启发和激励,记录者要看得更远一些,不能只争一时一地之得失,就如新华社的前辈杨继绳所说的那样,记者要有史家的情怀。 本人即将付梓的一本明史读书笔记,后记的题目便是《感知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和历史有时候距离很短,今天发生的一切新闻,必将被记录下来成为历史,哪个大人物也阻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