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学科学思维的差异

日期：2011-04-20 作者：王文健 来源：文汇报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随着东西方科学的交流，天文学、数学、地学等学科逐步形成了统一的科学体系，唯一的例外就是医学。西医传入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至今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与中医学仍然各成一体，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西医传入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然而迄今为止，在中西医交流频繁且西医整体水平占有优势的状况下，中医仍然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显著的临床疗效在世界医学领域独树一帜，西医并没有也不可能将中医取而代之或同而化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医同西医相比，在科学体系、思维模式和诊疗方法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差异。
    
    中医和西医好比是为识别和处置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病理变化而采用两种不同的编程语言编制的软件系统，在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接口以前，两者并不兼容或者说兼容性很差。因此比较中西医在科学思维方面的差异，对于从本质上了解两种医学体系各自的长处和不足，帮助确立中西医结合的切入点和结合途径，发挥两种医学各自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西医对世界本原认识不同，因而对事物生成机制和运行模式的理解不同
    
    中西医科学思维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和对事物发生机制的理解不同，前者偏于系统论，认为是由分而生，后者偏于还原论，认为是由合而成；在具体的认识途径和方法方面，一个注重综合研究，一个注重分析研究。在事物运行机制的保障方面，一个是借助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加以调整，一个是针对出现问题的局部进行“修补”或“更换零件”。
    
    以对舌的观察为例，西医除非舌的局部有溃疡或炎症，一般不重视舌诊；而中医对舌质、舌色、舌体、舌苔的观察就非常仔细，不是了解其微观结构和局部病变，而是作为观察人体整体病情深浅、轻重、进退和气血阴阳的窗口。
    
    中医从系统论出发可以撇开对事物细枝末节的把握而对整体属性作判断，并据此进行有效的治疗，但往往认识偏于肤浅，因此中医也在吸收现代医学的技术，提升辨证论治的水平。例如借鉴内窥镜对胃黏膜的观察，黏膜色淡者，多为气血虚证，黏膜充血水肿，多为热证，黏膜红白相间，黏膜下血管清晰可见，多为气虚血瘀证，这样的辨证论治其科学性更强，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一种方式。
    
    西医也并非只注重局部而全然不顾整体，从早年的“应激学说”、“稳态理论”到近年“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理论”的提出，西医对整体调控机制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不过其最终着眼点还是调控系统中细胞与分子水平的具体物质在信号传导中的变化和作用，还是分析研究为主；而在整个网络调控的物质基础完全阐明之前，西医理论体系的固有特点决定其仍然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生命活动的规律。
    
中医重“道”，即属性观；西医重“器”，即物质观
    
    诊断和治疗是临床医学的两个基本步骤。中医有其特有的信息收集和整理归纳这些信息的方法，依靠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在综合的基础上作判断；西医则依靠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及各种特殊检查，分析病变的各种细节。
    
    西医强调以物质为基础，以分析的方法为手段，从基础医学到病因学、病理学，都以阐明物质的结构、物质的变化为目的。而中医学以整体观和综合的方法来认识疾病，这种整体特征的思维方式表现为意象思维和类比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医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关注的是事物的属性而不是其物质性。
    
    中医的病因，外感有六淫，内伤有七情。六淫和七情都是对致病因素的属性判断，而不是指具体的致病物质。拿最常见的感冒来说，西医简称“上感”，病变部位明确，是上呼吸道；病因清楚，是感染引起；根据临床表现和病原微生物的种类还要进一步判断是细菌性，还是病毒性，对致病因素要了解得非常具体。同样是感冒，中医称之为“伤风”，一个“伤”字表明，中医首先认为在人体和病邪的抗争中，正气受了伤害，即使对这样一个局部的小毛病也要从整体来认知。
    
中医提倡中和之道，西医重视指标达标
    
    西医一般以局部病变是否治愈，各项化验指标是否恢复到正常范围来判断治疗的效果或作为健康的标准；而中医则提倡中和之道。“和”，就是阴阳平衡或协调，这是最高境界的健康。
    
    阴阳平衡是一种属性的平衡，没有绝对的量化标准，只有相对的和谐。人与人不同，健康人，病人，青年人，老年人，他们的阴阳平衡就不可能处在同一水平。得了病能完全恢复健康当然最好，但这只是阴阳平衡的理想状态，对更多的人或在更多的情况下，则要结合个体的情况来维护阴阳平衡。例如对老年人，你不可能要求他们的各项生理指标达到青年人的水平，他们的阴阳平衡主要体现在老年机体功能衰退的前提下做到气血调和。
    
    再如对肿瘤患者，西医视病灶为大敌，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若是早期患者，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中医也认为对邪实的患者，应以祛邪为主，而手术切除是祛邪的最好方法；但对一些非早期病变就未必适用，手术切除之后不论患者体质如何还要大剂量的放化疗，结果造成一部分患者肿瘤尚未抑制，人体的正气反遭到摧残，这样治疗实际上是破坏阴阳平衡，病人生活质量下降，存活时间反而缩短。
    
    西医对于不同人群以一个化验指标一刀切来衡量的做法近年来也有改进。例如在血脂异常的治疗指南中，对不同人群的控制目标提出了不同要求。血压的控制同样如此，一般人要求低于140/90mmHg，糖尿病患者要低于130/85mmHg，肾功能损害者要低于125/75mmHg。治疗指南这样分类达标的要求，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不同人群、不同个体的健康标准应该以和谐为目的，而不是以一把尺度来衡量。
    
中西结合，优势互补
    
    西医的物质观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随着科学的发展，西医不断地吸收人类积累的知识和创造的成果来推动自身的进步。X光机、CT、磁共振、PET等影像学诊断设备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对病变定位和定性诊断的水平；生物化学和免疫学检测技术的进步，成为阐明病变功能基础的重要手段；各种高精度的分析技术的出现，使我们能够了解体内微量，甚至痕量物质的变化；各种介入治疗手段的问世，对病变的治疗更加精准，对病变以外组织的损伤大大减少；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问世，使我们在分子水平对疾病发生的机制和遗传及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有了深刻的认识，为采取相应的措施防病治病奠定了基础。近百年来是现代科学不断有所突破的一个世纪，也是现代医学迅猛发展的一个世纪。
    
    反观中医，其特殊的科学思维方式，重“道”轻“器”的属性观，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其结果是，中医长期游离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外，难以吸纳现代科学技术的各种最新成果，先进的仪器、设备、方法、技术不能代替中医的整体思维，对中医病变属性的判断少有帮助。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年代，中医的这一弱点显现尚不充分；但人类一旦进入高科技时代，与快速进步的西医相比，中医的发展就显得十分迟缓了。
    
    有识之士在西方医学传入之初，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觉察到中医和西医在科学思维方面的差异，意识到中医学必须和现代科学，特别是和现代医学融合。新中国诞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中西医结合事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如陈可冀院士领衔的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的研究，吴咸中院士牵头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研究，和以沈自尹院士为首的中医理论肾本质的研究等。
    
    这些成果虽然分属于不同专科，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较好地处理了中医和西医在科学思维方面的差异，尽量吸收两者的长处。以活血化瘀防治冠心病为例，西医对冠心病的认识是心肌供血不足，中医因其心前区疼痛，舌质紫暗或有瘀点、瘀斑等宏观表现而辨证为胸痹，即心脉闭塞不畅的血瘀证，认为其病因主要有气虚、阳虚、痰浊等。血瘀证只是一个属性的结论，到底涵盖了哪些具体的病变，传统中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气虚、阳虚和痰浊为其病因的看法又表明中医意识到胸痹这一局部病变根源是在整体的功能失调。
    
    通过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发现冠心病血瘀证不仅有血液的高凝、高聚、高黏这些狭义的导致血脉闭塞的病理基础，还有血流动力学、血液流变学的改变，血脂的异常、内皮细胞功能损伤、心肌细胞外基质增殖、炎症反应等的参与，深化了对中医血瘀证的认识。西药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很多，但一种或一类药物往往只针对单一或少数靶标，中医的活血化瘀结合病因标本兼治，不同于西药如阿斯匹林那样只是降低血小板的聚集，而是通过整体的调节改善血流动力学，血液流变学，以及对构成冠心病的上述多个病理环节发挥作用。临床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疗效明显、稳定而巩固，大大丰富了冠心病综合治疗的手段和内容。
    
    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并存是我国医学事业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医和西医都是科学。西医发展很快，可以说日新月异，但也并不是所有的疾病它都有办法；中医学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不但在日常医疗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某些疑难病症还有独特的疗效，但中医也不能“包治百病”。中医要与时俱进，既要在自身理论框架之内有所发展，更要注意吸收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先进理论、技术和方法来丰富和充实自己。否定中医是片面和错误的，但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同样是阻碍中医发展的重要障碍。讨论中西医学科学思维的差异，是试图从认识的源头来分析两者的优势和不足，理性地对待这一问题，为更好地开展中西医结合服务。
    
    王文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