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超级会员怎么升级:生活杂谈（柯云路）续

　　成功要靠奋斗，也要靠机遇。而机遇通常只会落入那些有准备的人之手。这个道理大多数人都知道，但如何准备，每个人的理解却大不相同。人的一生就像爬一座山，使用什么样的工具，选择哪一条路径，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世上没有人愿走弯路，但成功者身后留下的却往往是一条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路。这说明捷径是不存在的，靠一时的投机取巧似乎能取得某种“成功”，但如果手段不光明，迟早会受惩罚。这样的例子在当今太多，用不着一一列举。

　　这就是命运的“公平”和所谓“上帝之眼”。

　　如果这位年轻人一时用“银子”为自己铺出一条路，下一回呢，还得继续用“银子”铺路。没有真才实学，也许靠投机一时挣到了“银子”，但迟早会“断顿”，那时又怎样?

　　我在回信中告诉他，能够考入大学，并在学习期间担任那么多社团工作，说明他具备相当的能力，对这一点要有自信。此外，人生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要短视。靠一时取巧通常不会持久。不怕吃亏，未必不是勇者。不羡慕别人的“小聪明”，坚定地遵从自己的信念，脚踏实地的努力，最终会获得人生的成功。

　　我在几年前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成功，健康，快乐”。快乐永远是重要的。但快乐的前提是心地的光明，没有阴影。有道德阴影的人通常不会快乐。

　　祝愿这位年轻人成功而且快乐。

　　(7)历史将记住那些高尚的身影(1)

　　致一位医生的信——我为什么写《底线》?

　　sun_X：你好!

　　当晚就看到了你在“2005-11-29 18:34:53”的留言。

　　你看了我的中篇小说《底线》及部分朋友的留言后写了下面这段话：

　　“老柯，你是名人了，你写这样的文字有没有考虑到后果???

　　医者父母心，我自认我是一个有医德的好医生!!!

　　你这样的文章将所有医院所有医生贬得一文不值，如评论所言，是社会的毒瘤?!

　　你有没有调查研究??你对医疗行业有多少发言权呢?你了解我们的医疗体制吗?

　　我看不到原文了，麻烦你给我再留一份吧，也好探讨一下!”

　　sun_X，首先，谢谢你关注我的博客并且留言，很愿意与你探讨。

　　你说自己是个好医生，我信。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医生确是好医生。这并不是套话。一个人对人生专业的选择是有其人格特点的，除了那些为生计所迫的选择外，如喜欢搞财务的人有搞财务的特点，喜欢弄电脑的人有从事电脑的特点，喜欢艺术的人特点就更明显，而一个人选择学医，“救死扶伤”自然应当是其人格的一部分。

　　我关注医学比较早，家族中有人从事西医，而我的爱好是中医。当然，爱好可能引发我对这一领域生活的兴趣，但写小说却是另一回事。《底线》是一部中篇，篇幅不大，不可能对中国的医疗现状做出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即使作者有此愿望，这也不是小说的功能。

　　你说我的文章“将所有医院所有医生贬得一文不值，如评论所言，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你看过小说，相信不会得出这种印象。

　　之所以将小说定名为“底线”，是因为在我的观念中，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仅一般民众有所谓道德“底线”，社会的价值与良知更应为一些阶层所支撑。如教师，如记者，如法官，……当然还有医生。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的阶层都在道德操守的“底线”陷落，应当引起忧虑。

　　然而，在我的生活环境中，我看到了大量的“底线”崩溃。周围的人初始还会义愤，时间久了，纷纷变得麻木，以为生活就是这样，虽不理想，但无力改变。

　　我在《底线》中写到的鲁小兵并非通常意义的坏人，他大学毕业后，先作为援助项目在国外工作了两年，回国后的现实与想象有极大落差。鲁小兵工作很辛苦，医术也并不差，但总比旁人挣得少而且少很多。郁闷之中肯定要探其究竟，这才得知另有挣钱方法。他也有过内心冲突，但其心理“底线”终于随着对金钱追逐的情势一点点陷落。作品只是客观展示了这个过程。

　　不久前，我曾就傅彪的过早去世写过一篇短文，谈到了“相对贫困”问题。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有了过去无法想象的提高。许多家庭在温饱之后，拥有了住房和汽车。但人们并不满足，相对于几十年前的物质匮乏，人们普遍对金钱有了更多焦虑。

　　这也许是社会转型期无法避免的一个阶段，我无意对此作出道德评价，却希望人们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中，关注精神的平衡与健康。

　　应当说，《底钱》写到的医院生活远不是最腐败的，不久前中央台《新闻调查》播出的哈尔滨一家医院发生的故事要触目惊心得多，而媒体最近几年更是揭出许多无法想象的腐败与黑暗。

　　这里，我想披露有关《底钱》的一点“花絮”。

　　我的长篇小说《新星》、《龙年档案》都是在《当代》发表的，记得编辑部看过《龙年档案》之后，曾说“柯云路从现实主义作家转变为浪漫主义作家了”。我当时对此评价大不理解。编辑认为，《龙年档案》中的罗成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想象。当然，后来媒体大量报道了时任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事迹，而《龙年档案》中相当一部分生活即取材于此。

　　《底线》写好后，我很自然地将稿子投给《当代》，而这次他们做出的是另一种评价。认为作品太写实，而文学应当不同于生活，应当有激情和梦想。

　　不久前，北京台连播了这篇小说，我从听众那里得到了许多相当正面的反馈。他们认为这篇小说写得好，写得深刻，等等。

　　你看，同样是读者，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感受就很不相同。

　　告诉你这些，是想说明，即使同一个人的不同作品，其风格样式也是不同的。《龙年档案》的激情和理想，一点也不妨碍作者看到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说到这里，还想说一点题外话。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统治下，有所谓“三突出”原则，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可能会一脸迷惑。那时的所谓文学，只许写光明面，《底线》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时代的进步，一个自信的社会才能容纳批评。

　　我在医学界有许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医术高超，品德高尚。我的姑姑就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几十年来兢兢业业，视患儿和他们的亲属如家人一般。她身体不好，常常拖着疲累之身带病工作，现在七十多岁，还四处讲课带学生。姑姑即使在自己生活也不宽裕的情况下，仍会尽最大可能帮助病人。她的清正廉洁坚持至今，每有患儿亲人送来谢礼，她总是如数退还;实在无法退还的，会将高于同等价值的钱及时汇出。

　　应当说，她的品性和人格给了少年时代的我很大影响，我在长篇小说《孤岛》中曾写到一位女医生，在困境中忘我地救助病人，那里就有姑姑的影子。

　　再往近了说，大家都知道的钟南山、高耀洁、桂希恩，这些感动了中国的医生们。这里，我还想再加上一个名字，那就是北京301医院的蒋彦永医生，全中国都应当感激他，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事迹。

　　我不想说钟南山在“非典”期间那些众所周知的活动，只讲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小事。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钟南山医生对病人关怀备至，冬天气温低，为了让病人感觉舒服一点，他每用听诊器之前，会把它放在手心里暖热，然后再放入病人胸口。

　　另一位医生桂希恩冒着危险到艾滋病区采血取样，又将病人接到家中治病的事迹也已广为人知。为了防止血液感染，他总是亲自取样，而不让年轻的助手帮忙。最让我感动的是，他面对荣誉时那一脸的安详和平静，他对自己的评价：“这没有什么，是一个医生应当做的。”

　　不知你是否看过中央台播出的一个镜头：七十多岁的高耀洁医生在“感动中国”的年度活动中站在高高的台阶上，迈着已不大利索的双腿，坚持不让人搀扶，自己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下来。就是这样一个衰老之躯多年奔走在艾滋病区，买药品发传单，扛起了一个民族的责任，让世界知道艾滋病人的惨状，让艾滋病人获得他们应当享有的医疗与生存的权利。

　　这是一些高贵的灵魂，我还知道很多很多……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们将愧对中华五千年文明。一个曾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辉煌文化的民族，一个崇尚诚信与讲究道德的国度，虽然在现阶段出现了那么多令人遗憾的丑恶现象，但因为有了蒋彦永，有了钟南山，有了桂希恩，有了高耀洁……使我们今天面对世界文明进程与发展有了稍许的自信。

　　物质文明的进步会使一个民族走向强大，然而，一个民族真正强大并得到世界尊重是精神文明的伟大。今天，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文化传统的恢复与重建，这是令人欣慰的。

　　我以《底线》加入其中。

　　这样讲，不知是否回答了你的留言?

　　(8)女追星赔父命谁之过?

　　杨丽娟原本拥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也有着与同龄女孩一样的快乐童年。但十几年前的那场梦使她的命运彻底改变。她梦见了自己的偶像刘德华，梦中有一条神奇的蛇从刘德华那里游到自己身上。杨丽娟由此深信自己与偶像有特殊因缘。她因此放弃读书将自己关进小屋，用十几年的时间守候着这个美丽的梦想。其间她的父母节衣缩食，以至连中国人最看重的房子都被卖掉，为的是筹钱帮助女儿进京赴港。

　　——他们相信，只要见到刘德华，余下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

　　然而命运偏就如此残酷，尽管耗尽了家财，尽管数度赴京赴港，除了远远的在演唱会上看到偶像模模糊糊的身影，女孩离梦想的实现似乎越来越远。直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偶像，距离近到可以肩并肩一起照相，然而那个梦呢，却到了醒来的时候。

　　对于杨丽娟的父亲遗书，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我倒倾向于那是父亲的一种绝望。他已经年近七十，如任何一个普通父亲一样，在子女身上寄托着种种期望。他终于明白那只是幻想，而且绝对不能实现时，他已无法面对。作为一个溺爱着女儿的父亲，他也许在选择自杀时还存留着些许希冀，以此决绝的行为为女儿再争取一点机会。

　　追星是传媒时代很普遍的现象，比较极端的是震惊世界的里根总统遇刺案。年轻的美国小伙子欣克利因为想引起一位著名女星的注意，特意模仿了她在电影中角色的行为——行刺。记得当年美国对此案的判决出人意料，欣克利因其精神问题被免予起诉。许多中国人还曾对此结果大惑不解，刺杀总统的大罪竟能以如此“仁慈”的方式收场，莫非欣克利富有的父亲用钱买通了法官?

　　无论如何，追星是一种年轻的行为，浪漫美丽并且有着巨大的能量。

　　杨丽娟的梦想并不是孤立事件，相信许多粉丝都有过同类梦想。但随着他们的成长成熟，这种梦想会逐渐落到地上。或淡化为如烟往事，或结合现实转化成一些比较实际的目标。

　　十几年前我到深圳，曾认识一对走到哪里都很抢眼的恋人。女孩当着男友的面告诉我，当年她看了《新星》，十分爱慕崇拜李向南，后来长大了，她找爱人的标准之一就是外貌要像李向南的扮演者周里京。男孩确实很像周里京。我为这对年轻人祝福，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但那位女孩若当年一定要把周里京当做“非他不嫁”的恋爱对象不懈追求，那难免也是杨丽娟的悲剧。

　　杨丽娟事件目前还未收场，正成为时下媒体重点追击的新闻事件。

　　希望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负起更多责任。已有不少社会学者呼吁对青少年的追星行为进行正确引导，亦有心理学家指出杨丽娟及其父母在心理及人格上的某种偏执和不健全。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的激烈，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理应引起更广泛的重视。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杨丽娟当年的梦非常容易解读：那只是一个少女的性幻想。

　　假如在杨丽娟刚刚退学时，当地教育部门就能及时发现问题;假如媒体在过去几年报道此事件时，就有相关的社会机构介入，深入分析杨丽娟现象形成的原因，并且帮助这个家庭走出误区，悲剧或许能够避免。

　　(9)谁的灵魂更可悲

　　1月2日，我去看望家住东三环的一位长者，听他说起自己亲历的一件事。

　　正是阳历2007年的新年，长者与老伴一起上街购物，途经一处刚刚竣工的建筑，远远就见围了一大群人，又见建筑物上挂着些横幅彩带，以为是商家的促销活动，遂以看热闹的心态凑了上去。岂料走近才发现一群人正齐刷刷地仰头上望，只见十几层的楼高处站着一个年轻人。这才知道遇到了媒体常常报道的自杀跳楼事件。

　　老人有些耳背，站在上面的人嚷些什么根本听不清，还未及向周围人打听清原委，110警车已拉着警笛赶来，接下来是迅速铺开气垫，上楼劝导营救。由于警察到场，站在上面的人情绪更为激动，边来回走动边挥舞着胳膊大声喊叫着什么，不允许救援者靠近。底下的一些人显出了不耐烦，有人喊：“有种就快点跳，少在这儿吓唬人!”有的喊：“大过年的，我还忙着呢，别耽误大家的工夫!”还有的议论：“估计他也没胆跳下来，不过是吓吓人罢了。”

　　这对老人在寒风中默默站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那位自杀者被安全营救后才离开。离开前更让他刺痛的一幕是，他听到了一些人对这个结果的不满：“早知道是作秀，吓唬吓唬人罢了!”

　　一百多年前，中国因其贫弱而被讥称为东亚病夫，少年壮志的鲁迅决心学医救国。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改变了他对人生的选择。在日本求学期间，他看到一个电影，画面上一个中国人被杀害，而作为同胞的围观者均表现得十分麻木。由此他毅然弃医从文，开始了一场孤独的精神救赎。在后来的写作中，他更以“人血馒头”重击麻木的灵魂。

　　人生在世，对生命的珍视是生命本身赋予的一种本能。在相关的媒体报道中，我们也看到过记者事后对这些自杀事件的采访，有的因冤案得不到昭雪，有的是民工讨不到工钱，也有的是无法面对的家庭纠纷……我想，当那些一步步爬上高楼、攀上电线杆准备跳下来以自己的生命一搏，从而实现某种要求或愿望的人，即使他并没有最终下决心放弃生命，即使这只是一种实现要求的手段，但对这种手段的选择本身也已说明当事者被推上了怎样的绝境。

　　是的，一个法制的社会并不提倡这种极端的手段和行为，人们应当通过正常的行政或法律渠道解决困境并争取正义的伸张，但这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我只想说，对这样一些弱者，当他们身处险境时，同情并且援助是最起码的人类情感。

　　比起鲁迅生活的时代，没有人再敢称我们为东亚病夫，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各项体育赛事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金牌。怎样树立大国形象成为挂在大众嘴边的话题。

　　但作为一个受尊敬的大国，她的国民应当有怎样的精神与文化形象?

　　2008年即将到来，北京已为奥运会的举办做了许多准备。我们对世界的承诺是展现一个开放和文明的城市。然而，开放与文明的首都不仅仅是四通八达的漂亮街道和巍峨矗立的高楼大厦，它应该而且必须包括文明的行为和文明的心理。

　　文明的心理首先是博大的爱心。

　　那个走上高楼陷于险境中的生命是令人同情的。但比起那些无动于衷甚至表现出闹剧般恶意的看客，谁的灵魂更可悲些